【大紀元2020年05月20日訊】一些省份的高死亡率，證明了饑荒主要是一種政治現象這一事實。由毛派激進分子領導的這些省份，前些年實際上是糧食淨出口方，如四川、河南和安徽。位於中國中北部的河南省受影響最為嚴重。1960年，死亡率從約15%的正常水平飆升至68%，而出生率則從之前30%的平均水平降至11%。結果，一年內人口減少了約200萬人（占總數的6%）。與毛本人一樣，河南的黨內積極分子也確信，一切困難都是由農民隱藏私人存糧而引起的。信陽地區（1,000萬居民）此前建立了中國首個人民公社。據該地區的書記說，「問題不在於缺乏食物。有足夠數量的糧食，但90%的居民正遭受意識形態方面的困境。」1959年秋，階級戰爭暫時被遺忘，對農民發起了一場軍事式攻勢，使用的手段非常類似於抗日游擊隊組織所使用的。至少一萬名農民被監禁，許多人在獄中被餓死。下令砸碎所有尚未變成鋼鐵的私有餐具，以防止人們通過偷竊公社的食品供應來養活自己。甚至還禁止生火，儘管冬天來臨。鎮壓的暴行令人恐懼。成千上萬的在押者遭到系統性的折磨；兒童被殺，甚至被煮沸並用作肥料──這正處在發起一場全國性運動叫人們「學習河南方式」之際。在安徽，指定的意圖是，即使99%的人口死亡，也要保持紅旗飄飄，幹部又回到了活人祭祀和用燒紅的烙鐵折磨人的傳統習慣，其數量之多更是嚇壞了倖存者。葬禮被禁止，以免變成抗議遊行。接納眾多被遺棄的兒童住宿也被禁止，理由是「我們接納得越多，被遺棄的也就越多」。試圖強行進入城鎮的絕望村民遭機槍掃射。鳳陽地區逾800人就這樣死去。12%的農村人口，即28,000人，以某種方式受到懲罰。在一場對農民的真正戰爭中，這場運動占了很大比重。用讓-呂克．多梅內克（Jean-Luc Domenach）的話來說，「烏托邦侵入政治與社會中警察恐怖的侵入在時間點上非常契合。」某些村莊餓死人數達到50%，在某些情況下，唯一的倖存者是濫用職權的幹部。在河南和其它地方，有許多同類相食的案例（官方記錄了63例）：兒童有時根據一項公共決定被吃掉。

1968年，和其他數百萬人一樣被當局追捕的18歲的紅衛兵魏京生，與家人一起在安徽一個村莊裡避難。在那裡，他聽到了很多關於大躍進的內情：

我一到這裡，就經常聽到農民們談論大躍進，好像這是他們曾奇蹟般逃脫的某種大災難。我對這個話題頗感興趣，就對他們進行了詳細詢問，結果我很快也確信，「3年自然災害」並沒有那麼自然，相反，是一系列政治大錯的結果。例如，農民們說，在1959年至1960年「共產風」（大躍進的官方名稱之一）期間，他們餓到在水稻作物等待收割時甚至沒有足夠力氣來收割，否則對他們來說這會是較好的一年。他們中許多人死於饑餓，眼睜睜看著稻米落到田裡，被風颳走。在那裡一些村莊，實際上沒有剩下可以進行收割的人。一次，我和一位親戚碰到一起。他住在離我們村莊不遠處。在去他家的路上，我們經過一個被遺棄的村莊。所有房屋都失去了屋頂。只剩下泥牆。

想到這是一個在大躍進期間（當時所有村莊都被重組和搬遷）被遺棄的村莊，我就問為什麼沒有推倒那些牆，為更多田地騰出空間。我的親戚回答說：「但這些房子都屬於民眾，不經他們允許，就不能把它們推倒。」我盯著那些牆，無法相信那裡實際上有人居住。「當然有人居住了！但是這裡的每個人都在『共產風』中死了，再也沒人回來過。然後，土地在鄰村之間進行分配。但因為看起來其中有些人可能會回來，生活區從未分配過。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認為現在不會有人回來。」

我們一起走在村旁。陽光照在從土牆之間冒出的翠綠的雜草上，突出了與周圍稻田的反差，讓景象更顯荒涼。在我眼前，在雜草叢中，出現了我曾被告知的一幕──一次宴會。在這些宴會上，家庭之間交換孩子，目的是吃掉他們。當那些家庭咀嚼別人的孩子的肉時，我可以看到他們擔憂的面孔。那些在附近田地裡追逐蝴蝶的孩子，似乎是被父母吞食的孩子轉世。我為孩子們感到難過，但並不像我為其父母那樣感到難過。是什麼讓他們在其他父母的眼淚和悲痛中吞下那個人肉──他們即使在最糟糕的噩夢中，也絕不會想像品嚐的人肉？那一刻，我明白了，他──毛澤東是怎樣的一個屠夫，「像他這樣的人，人類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幾千年來都未曾見過」。毛澤東及其黨羽，與他們犯罪的政治制度一起，用飢餓把父母們逼瘋，並促使他們將自己的孩子交予他人，且接受他人的肉以緩解自己的飢餓。為了洗刷掉他在暗殺民主（暗指百花齊放陷阱）時所犯的罪行，毛澤東發起了大躍進，迫使千千萬萬餓得暈眩的農民，彼此用鋤頭殺死對方，並因兒時同伴的血肉而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他們並非真正的凶手；真正的凶手是毛澤東及其同夥。最後，我明白了彭德懷從哪裡找到了力量來抨擊毛領導的黨的中央委員會；最後，我明白了農民為何如此厭惡共產主義，以及他們為何從不允許任何人攻擊劉少奇的政策──「三項自由和一項保證」。這只是出於充分和簡單的原因，即他們絕不願讓吃掉自己血肉的慘劇再次上演，或者在本能瘋狂的時刻殺死其同伴吃掉他們。這個理由比任何意識形態考量都重要得多。

在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被發射到太空的那一刻，一個擁有超過3萬英里鐵路線和廣泛的無線電及電話網絡的國家，正遭受一場生存危機的蹂躪。那樣的危機曾困擾現代化之前的歐洲。如果在18世紀，這場危機的規模會影響全世界的人口。確實有無數人嘗試煮草和樹皮做湯，從城鎮的樹上剝掉樹葉，徘徊在鄉村道路上，極度渴望找到任何可以吃的，徒勞地嘗試襲擊食品車隊，有時拚命地結成幫派（正如在河南的信陽和蘭考地區一樣）。沒有發送給他們任何吃的，但有時有理應為饑荒負責的地方幹部被槍決。為了搜尋藏在地下的玉米，當局對全國各地的房屋進行了武裝襲擊。疾病和傳染病的大量增加，進一步提升了死亡率，而出生率幾乎降為零，因為婦女因營養不良而無法懷孕。勞改營的囚犯並不是最後一批死於饑餓的人，儘管他們的境況與前來營地討吃的的附近農民同樣危險。1960年8月，在經歷了一年的饑荒之後，包若望的工作隊有四分之三的人死亡或垂死，倖存者淪落到在馬糞中搜尋未經消化的麥粒、吃牛糞堆裡發現的蠕蟲。營地裡的人在饑餓實驗中被用作豚鼠。有一次，為了研究對消化的影響，將麵粉與30%的紙漿混合，做成了麵包。而在另一項研究中，把沼澤浮游生物與米湯混合在了一起。第一項實驗在整個營地引發惡劣的便祕，導致許多人死亡。第二項也導致了諸多疾病，很多本已變弱的人最終死去。

就整個國家而言，死亡率從1957年的11%上升到1959年和1961年的15%，1960年達到29%的頂峰。出生率從1957年的33%下降到1961年的18%。不包括出生赤字（可能多達3300萬，儘管一些出生只是被推遲），與1959至1961年饑荒有關的生命損失約在2000萬至4300萬之間。該範圍的下限是自1988年以來中國政府所使用的官方數字。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而且在世界歷史上都很有可能是最嚴重的饑荒。第二大饑荒於1877至1878年發生在中國北方，奪走了900萬至1300萬人的生命。1932至1934年在類似的政治和經濟背景下襲擊蘇聯的那場饑荒，造成約600萬人喪生，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小於大躍進期間的中國。在正常情況下，農村的死亡率比城市的高30%至60%。1960年，它翻了一番，從14%上升至29%。農民們設法通過消費自己的家畜，來略微延緩饑荒的影響，而消費家畜相當於耗盡了他們的生產資本。1957年至1961年，48%的豬和30%的乳畜被屠宰。1959至1962年，讓給棉花（當時是該國的主要產業）等非食品作物的表層土地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這種產量的下降不可避免地衝擊了製造業。儘管1959年以後農民市場重新開放以刺激生產，但要價很高，且可得的數量很低，以至於很少有飢民能找到足夠的食物來生存。例如，1961年，市場上的豬肉價格比國營商店高出14倍。在以畜牧為主的西北部，糧食嚴重缺乏，而糧價漲幅超過了飼料價格。在甘肅，1962年人們仍死於饑餓，口糧僅相當於「半饑餓」狀態官方限額的一半。

對於數百萬條生命為建設共產主義而被迫犧牲，無論是因為未意識到，還是更可能因為漠不關心，國家是以在這種情況下顯然罪惡的措施來回應（如果這樣的詞可以用在這裡的話）危機。主要對蘇聯的糧食淨出口，從1958年的270萬噸增加至1959年的420萬噸，1960年僅下降到1958年的水平。1961年，實際進口了580萬噸，遠高於1960年的66,000噸，但這依然太少，無法養活饑民。出於政治原因，美國的援助遭到拒絕。世界其它地方本可以輕易幫助應對這場大災難，但一直不知道它的規模。在自由市場上一公斤大米價值2至4元人民幣的時候，每年對農村窮人的援助總計還不到4.5億元，即每人0.8元。中國共產主義吹噓其可以移動大山、征服自然，卻丟下這些信徒讓其死去。

從1959年8月到1961年，黨表現得好像無力給予幫助，只是袖手旁觀事件的發展。批評毛全力支持的大躍進，是件危險的事。但情況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該政權二號領導人劉少奇最終迫使主席採取守勢，並強制部分回歸較容易的集體化形式。集體化曾是人民公社發明前的政策。再次允許人們擁有少量土地，重新開放農民市場，開設小型私人作坊，把勞動組再分為勞動隊──相當於早先村隊（village teams）的規模。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該國迅速擺脫了饑荒，但並沒有那麼快擺脫貧困。1952年至1958年間穩步增長的農業生產已經迷失了方向，其影響持續了20年。只有在「填飽肚子」（如毛所說會發生在人民公社）時，信心才會回歸。1952年至1978年間，農業總產量翻了一番，但在此期間，人口從5.74億增至9.59億，人均增產大部分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在大多數地方，至少到1965年（河南晚至1968～1969年），產量才達到1957年的水平。總體而言，農業生產力受到嚴重影響；大躍進對資源的驚人浪費導致它下降了大約四分之一。直到1983年，生產力才再次達到1952年的水平。來自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目擊者報告一致認為，中國仍是一個極度貧困的傳統鄉村社會，充當一個僅能維持生存的經濟體，奢侈品極為罕見（例如，食用油就像金粉一樣金貴）。大躍進使人們極度懷疑該政權的宣傳。農民對鄧小平經濟改革反響最為熱烈，且是人民公社啟動20年後重新引入市場經濟的推動力，這不足為奇。

1959年至1961年的各災難是該政權的一大祕密，許多外國訪客也設法否認。它們從來沒有因其真實情況而獲得承認。1962年1月，劉在一次幹部會議上稱，饑荒70%都是由人為錯誤造成的。當時，這一看法並未得到眾人讚同。不直接歸罪於毛澤東，就不可能說出任何更進一步的話。甚至在他死後，在1981年電視播放的中共對他一生的最終裁決中，也沒有批評大躍進。（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