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3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梁珍香港報導）藝術是生活的反思，近年中共不斷插手香港，從雨傘運動到去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層出不窮的負消息，促發藝術家黃國才（Kacey Wong）靈感大爆炸，反送中期間已催生了十餘件行為藝術作品，其中，以黑色幽默諷刺元朗「官鄉黑警」問題的《財哥》，鮮活的記錄了721黑暗一幕。疫情肆虐下，病毒造成人際信任崩潰，黃國才接受《珍言真語》節目專訪時，分享其新作的意涵：反求諸己，保護他人。

值此多事之秋，黃國才認為藝術家有靈感還要有行動力，為這個時代做出一些事。

以下是訪談內容整理。

記者：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大紀元珍言真語的節目，今年我們請來視覺藝術家——黃國才先生

記者：在反送中期間已經很多人認識你，你創作了很多相關題材；現在全球疫情大爆發，有否觸發到你，給你一些靈感？

黃國才：有的，過去幾個月我也沒有懶惰，繼續在創作一些和社會有關的作品。這兩個月做了一些關於口罩的作品，之前新年的時候，香港就出現了搶購潮。我當時意識到應該購備一些口罩，我上去亞馬遜看這個黑色口罩，用來襯衣服蠻漂亮的，我訂購了，收到發現是湖北仙桃市做的，應該是疫情爆發之前的產品。然後我就做了一個水晶膠，將這個口罩放在裡面凝固了，好像口罩在裡面飛一樣的作品。

記者：你想表達些什麼呢？

黃國才：這個作品其實是想表達這個病毒是隱形的，在這個雕塑裡面就有很多氣泡，而這些氣泡在裡面凝固，你看上去就在想：這些氣泡會不會就是那些病毒呢？但這些氣泡其實是在口罩的後面，反映好像我們現在的狀態，其實病毒可能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先假設自己有病毒，讓身邊的人可以受到保護。這個概念是比較新穎的。

新作「隔離者」 人走向荒蕪 死亡近逼

記者：另外一個作品是什麼呢？

黃國才：另外一個作品叫作「隔離者」，是一套電影。將會在下個星期開拍，是我的獨角戲。我會去海邊的一個石灘，穿得如同野人一樣，有很多的求生裝備，然後嘗試在那裡生存和生活。其實是嘗試帶出像我們現在的文明大倒退，大家不可以外出，外出也不可以見人，吃的、呼吸一口氣也會有問題。這個疫情導致我們現在的文明好像變成了一個蠻荒世紀的狀態。政府也不可靠了，要靠自己，食物的來源，要自己去抓魚。

每一口氣都好像在提示你死亡，在此情況下，像一個活死人的狀態，你如何面對生活？怎樣去面對這種恐懼呢？你害怕別人，別人也怕你的，這部電影是關於這個隔離所帶出來的一個抽象的表達。

記者：是否以華人為主角？你知道有出現一些排華現象。

黃國才：在我的作品裡面，我是化了妝，長頭髮，戴著眼鏡，你不會看到他是哪一個族裔的人。這個病毒它恐怖的地方就是，不只是華人會有，任何一個人，任何會呼吸的生物都可能感染這個病毒，所以它是一種死亡的象徵。

病毒造成信任崩潰 生活模式完全改變

記者：其實這個病毒現在也從中共肆虐全球，導致很多人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疫情之下，你認為有沒有表現出人性的變化？

黃國才：我覺得最大的變化就是那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完全的崩潰。香港在2003年薩斯的時候已經經歷過一次，大家都因為恐懼對方有病毒，有可能傳染給自己。所以就學會一個社會的行為，就是戴口罩去保護自己。那麼現在發生這個疫情比起2003年更加可怕。因為2003年薩斯是有病徵的，而這次的病毒，它在沒有病徵的情況下就可以傳染，就是因為如此恐怖，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互信、距離，還有生活模式完全會被改變。

中共滲透全球化 每個人發聲捍衛信念和價值

記者：那你覺得人應該作出什麼反思？你希望你的作品帶出什麼訊息？

黃國才：我覺得要多說一些這些恐懼，而不是逃避、閉口不言、和諧、可防可控，現在這個病毒全球化就是因為這樣的一種謊言，導致它全球化。如果看報導，其實去年11月就發現這個病毒，可能更早10月也有。來到12月，那些第一前線的醫生已經吹哨子警告會人傳人，中共的警方把這些醫生都抓了，禁止散播「謠言」，消息被封鎖，不透明。這種不透明的狀態，維穩的狀態就是導致這個病毒全球化的原因。

記者：你創作這些題材時會否有一些擔心，因為它們現在是在控制輿論。它現在假扮成救世主，全世界都應該感恩中國共產黨。你現在戳穿它的謊言，在香港做這些創作有壓力嗎？

黃國才：我覺得現在這個壓力不只是香港，就算你身處於美國、澳洲也會感受到這樣的一種壓力，中共勢力早就已經全球化，在各地各個國家的外交部、各領域都在施壓，給你打個電話，然後給你留言（警告）。每天都在發生，所以，我不會把注意力放在恐懼那裡。我覺得應該是想以每一個人自身的力量，如何去捍衛信念和價值。

所有事都與政治相關 想抽離不可能

記者：我們可能有很多觀眾是在海外，不太熟悉你，你可否自我介紹一下。你從事藝術創作已經二、三十年了？

黃國才：是的，我的藝術創作接近三十年了。剛開始的時候沒有這麼社會政治性的，初期也是建築或者是雕塑，比較美學、抽象、傳統美學的美術。我的藝術創作與社會有關，不想太抽象生活。因為鄰近這個中共，香港社會慢慢的越來越政治化，我們的生活就被政治化，所以很自然，漸漸的，作品就與社會政治有關。

記者：現在林鄭說醫護人員不可以表達政治，袁國勇撤銷自己的論文也說不想捲入政治，而你偏偏觸碰一些政治題材。你覺得做藝術是否可以避開政治呢？

黃國才：我也是被逼，被逼政治化，我可以這麼說，表面上看我們以為是可以切割的。例如我是做飯的，我可以不政治化，或者我做藝術的，我可以很抽離不政治化，但其實是自欺欺人，如果你細心回想，其實所有事都與政治有關。例如你過馬路都跟政治有關，紅燈就站著，綠燈才過，如果你紅燈過馬路，你就犯法。你說做飯，買食物的原材料去到超級市場也買不到，為什麼呢？因為政治，因為它沒有繳付進口費，諸如此類。藝術創作更加是，現在可能有某些作品題材，國家政治覺得敏感，那就不讓（發表）。

「政治無知」不再 白色恐怖隱現

記者：你有沒有受到一些被人噤聲，或者有些作品不能發表、展覽的例子。

黃國才：過去香港沒有的。我說是過去香港，是指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基本上你「飲茶」（上茶樓吃點心）的時候説什麼都可以，你（譏）笑英女王也可以，取笑毛澤東也行。大家家常便飯，笑笑就算。所以你看到香港文化，八九十年代「無厘頭」的電影是很精彩的，什麼都說。不會像中共國內地裡面這麼多禁忌，因為我們當時可以說是「政治無知」吧！但是過去十多年就完全改變了，就是因為中港融合以後，慢慢地受政治壓力而導致，就算是文化方面也慢慢地開始有禁區，或者是有一種無形的防線。舉個例子，過去創作一個作品，擔心的是作品「不夠爆」（沒有亮點），沒有爭議性，想要更「爆」。

但現在很擔心「太爆」，很擔心會不會踩到紅線，那在這個極權的國家之下，那個紅線是不固定的。譬如「雨傘運動」的時候，你穿一件黃衣服外出，可能也踩線了。那個（準則）不斷地在浮動，不斷在浮動也沒有明文規定。那現在就變成每個人都在亂猜，很多東西都不讓說，很多東西都是紅線，變成一種隱形的白色恐怖。

反送中相關作品 記錄歷史

記者：你也相當高產，你總共有多少作品？例如反送中你做了多少？

黃國才：哇！只是反送中期間我都有差不多十多件，有行為藝術。有一些在前線抗爭做的即場作品，有些是示威道具牌，或者是電影，甚至乎最開始的時候做了一個流動的監獄，扮演公安。

記者：是的，我也記得那個（作品），它也「很爆」。

黃國才：那些作品是和那個時代地方有直接關係，有些作品只能在那個時候做，往後再做未必能「做得返」（做回當初的模樣），亦不允許做。譬如雨傘運動的時候，我看到警察的威權和警察的暴力越來越氾濫。當時我做了一個作品是扮演警察的，叫作「香港人警告部隊」，五個人拿著警告牌到處走。但現在肯定不能做，你如果做肯定會被警察打得殘廢了。所以必定要有一點點前瞻性，又要有勇氣。

記者：你有沒有一個最滿意或印象最深刻的作品？

黃國才：每個作品我都覺得是OK的。我比較喜歡一些作品具有幽默的狀態。最近我覺得比較好笑的作品就是做了一件的作品叫「財哥」。有錢的財。我自己那個沒有錢。那是扮演一個過氣的黑幫老大。穿得像七十年代的西裝（獵裝），腋下有一個包這樣，長頭髮戴著一副黑眼鏡。

那個作品在元朗721警暴七日之後做的，然後在現場拍攝的。

記者：是在721之後立刻想到的？

黃國才：是的，721之後立刻想到的。我覺得做這些社會藝術政治的作品，反應必須要超快，行動力也要超快，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事件就是不斷地在醞釀，在出現，你根本無法有一個星期的時間給你去作準備。

記者：你有沒有遇到過最危險的時候，覺得身處險境？

黃國才：有，有一次我製作了一個作品，就是扮演一個老人家，那個作品就叫做何伯，扮演一個70多歲的老人家，拿著拐杖，行走了足足三個小時，像演戲一樣拐著腿走了三、四個小時，拿著一個牌子寫著萬「萬惡林為首」，林鄭的林，參加銀髮族的抗議，完了之後去政總（政府總部），只剩我自己和助手，我的助手是個小女孩，天橋兩邊都是防暴警察，離我很近，約4尺左右，站滿了兩邊像黑社會一樣拿著棍子像要打人的樣子，雖然蒙著臉但從他們的裝束和身體語言看得出是一種威嚇的情況，那一刻我非常害怕，因為從來沒有這麼近兩旁的距離被夾道送行。

記者：能讓你害怕本來是很困難的，因為你已經身經百戰。

黃國才：但你看到我整個身體偽裝。你可以想像他們是怎麼對待年輕人的，非常令人擔心。

香港多事之秋 有靈感還要有行動力

記者：透過藝術家看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從反送中到現在疫情，你怎麼看社會的發展？

黃國才：我覺得現在香港越來越大陸化，絕對是一種倒退，這種倒退是這一代香港人沒有經歷過的，比如公安的暴力，各個社會商業階層都政治化。2019年經歷這些狀態也做出很大的反抗，很多市民上街抗議，我覺得未來也是這樣，不會突然間回到80、90年代那樣，所以才會有一個對那個時代的嚮往，所以口號叫光復（光復香港），假設香港淪陷了，光復去哪呢？我會去思考，那段天真無邪、非政治化，未來政府會更好，都是一種烏托邦的思想，現實當然是非常複雜，我短時間內不會看到真正能光復，但我有時在想，光復這個行動本身就有意義，有時候在一些事情上，我不關注終點，而是關注在那個過程，所以繼續去抗爭是必然的狀態。

記者：是什麼動力讓你不斷有新的作品或向前推進？

黃國才：我覺得是一種自然的反應，作為藝術家這個行業本身對生活的一種反思，香港最好了，每天都有新聞在刺激你，過去我說靈感，其實靈感對我從來都不是問題，特別是這五年可以說是靈感大爆炸，香港很多事發生，你想不接收都不行，每天有很多負面新聞出來讓我覺得不只是靈感，還要有行動力，要做些事出來，做什麼才適合這個時代、適合自己呢？這是一個挑戰。

藝術如同牛頓的蘋果 打到頭即刻恍然大悟

記者：你是否覺得自己的努力、行動改變了部分人或香港社會？

黃國才：我覺得藝術作品本身是有一個功能的，但藝術的功能不是解決政治問題，藝術最好的功能是把一些看不到的東西帶出來，將一些隱形的東西呈現出來。不是有一個故事說牛頓坐在一棵樹下，有個蘋果從樹上掉下來打到他的頭？我想藝術作品就像那個蘋果，那個蘋果就是一個雕塑，一見到雕塑就會打你的頭，你就頓然大悟，突然看到、發現一些東西了，突然覺得這個世界有地心吸力了，或一打到你的頭，你突然發現這個世界有壞的政治的，過去你看不到，所以這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藝術功能。

記者：藝術家與做人也有很大關係，事實上藝術都有真假、優劣之分，你覺得我們這個社會，我們說是個亂局，你覺得藝術家應該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特別在香港你看見有很多形形色色包括娛樂界，你有什麼想說？

黃國才：對我自己來說真、善、美很重要，聽上去好老土，但藝術是有真的狀態，想探求真理、展現真理，善就是做好事，希望作品能讓社會、自己、周邊更好，有這些隱藏的動機在背後。美肯定人人都喜歡看的，漂亮嘛，漂亮可以消除隔閡，觀賞會有心理的滿足，這些不只是香港，全世界的藝術家都是在追求這些東西。

記者：我記得你用了法輪功的題材。

黃國才：是，有一次用了法輪功的題材，因為法輪功進入香港是一個現象來的，過去香港很少有宗教的團體在街頭進行政治社會抗爭（揭露中共迫害），這對我來說是個奇觀，尤其是法輪功初期時採取的策略，比如受打壓，他們擺放很多學員被虐待（遭受酷刑）的圖片，當時很多香港市民像奇觀那樣看，很多都不相信，只是覺得那些相片不忍看，不看了，只是這樣。過了很多年後才開始明白，原來可能是真的，這些被虐待（受迫害）的是真的，後來法輪功的策略就變成了像街頭藝術行為那樣，也是很吸引我的。

新疆問題 與法輪功學員所講完全吻合

黃國才：我記得在銅鑼灣最吸引我的其中一幕是法輪功學員在SOGO外擺放一個假的病人（真人演示），旁邊有一個醫生在採摘活人器官，這樣的新聞也很震驚，從來沒聽過，很形象做出來，很吸引人，也讓人害怕，因為他屬於一種行為藝術。但如果現在看一下新聞，新疆發生了什麼事，新疆集中營旁邊就有一間醫院，而新疆的情況完全與法輪功早前所講的情況是吻合的，囚犯成了商業、醫學掙錢的來源，現在甚至變成囚犯的工廠工業，做球鞋、掃街等，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我當時很留意這個情況，所以，有一次抗議的時候，我做了一個與法輪功有關的作品。

這個政治打壓會發生在任何組織身上，不一定是宗教，被打壓的狀態只因為他人數眾多，最後是出走，在海外廣傳。

記者：說回來，最近你們藝術界也開了記者會，簡單的說一下你們藝術界面臨受打壓的情況。

黃國才：很多藝術界的人希望可以投票，可以選代表自己業界的人進去立法會。香港是一個很變態的制度，什麼意思呢，因為他有功能組別，找一個人就可以代表幾個業界，比如體育、出版、文化藝術界，一個人可以代表幾個業界，是非常粗疏，加上個人是沒有票的，比如我在藝術界做了二、三十年，我沒有選票可以選自己心儀的人進立法會代表我的界別，必須由公司或一個團體的狀態，最近發生了申請團體的狀態受到打壓。上次的記者招待會就是希望公眾能關注自己的權利，和怎麼透過政治，拿回自己應有的權利。

責任編輯：連書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