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3月28日訊】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今天美國確診的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感染人數已經超過中國，成為全球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當然，不少人懷疑中國數字的準確性，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人為壓低了病患人數，再加上許多湖北人在疫情最初階段無法獲得檢測和治療而死亡，他們連一個統計數字也算不上。我在這裡想強調的是，雖然中國統計方法的政治導向和不誠實眾所周知，但是民主國家也不應該忽視自身在應對疫情時所犯的錯誤，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的確有許多需要反省的地方，這種反省絕不應該僅僅局限於應對疫情技術手段，更應該是全方位的戰略性的反省。

首先需要反省的一個現象直接與應對疫情的效率相關。無疑，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效率與平等（或者個人權利）在特定的環境下本來就是一對矛盾，民主國家的政府必須在法律的範圍內從事，不可能像集權國家那樣憑借無制約地侵犯個人權利和不計社會成本地去追求政府認為重要的單一目標，這種制度性的特質給民主國家針對災難的快速反應帶來許多不便。但是這種不便不應該成為行動遲緩的藉口，因為在針對戰爭、瘟疫等災難的時候，民主國家的政府擁有宣布緊急狀態的權力，甚至可以徵用社會和民間的資產進行快速反應。

當然，民主國家在徵用民間資源和限制公民權利的時候，政府需要對社會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事後也應該依法補償。實施緊急狀態，在戰爭狀態下相對容易，因為敵人對國土的侵略就是對民眾最好的解釋和動員。但是要在瘟疫之初進行快速反應，政治家說服公民要困難得多。因為人們通常難以在疫情初期看出其嚴重後果。無論是出於無知，短視和個人利益的算計，社會大眾、尤其時政治家的行動遲緩甚至錯誤的決策都會給整個社會帶來災難。意大利、西班牙、美國等國政治家們應對疫情的遲緩已經給本國以至世界帶來沈重的代價。如何在制度層面減少政治家在應對大規模社會災難時的患得患失是民主社會應該面對的一個課題。

第二，民主社會還應該從這次災難中吸取更深層次的教訓，那就是：國境線無法限制極權制度給人類帶來的災難。不僅極權強人對權力的追求最終不會受到國界制約，即使他們的軍事和經濟力量還無法達到統治世界的規模，那個制度內部的災難也能輕易跨越國界。在這次事件中形成的一項共識是，中共扼殺言論、新聞自由和隱瞞疫情是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開始脫韁蔓延的第一助力，這個事件清晰地提醒人類，那種關起門來對其他國家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惡劣行徑視而不見的做法極為短視，民主社會對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和其他基本人權的其他國家的人類同胞的支持，是應盡的義務，是保護自己權利和生命的第一道防線，絕對不是對其他國家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民的一種施捨。

第三，與上個世紀末的幾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不同，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是三個危機的疊加：首先，它是一場人道主義的危機，人們對疫情蔓延不確定性產生高度恐懼，對政治家們應對危機也非常不信任，這些都將極大地增加政策的不可信度和執行難度；其次，這也是一場金融和經濟危機，與以往不同，這一次的危機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同時發難，對現有貨幣和財政政策手段的有效性帶來了巨大難度，也會增加政策的的長期副作用；最後，這場危機也挾著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的角力，極權制度希望通過這場危機進一步消弱民主制度，中國政府正在一方面極力掩飾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虛妄地宣傳自己的所謂制度優勢。這是一次缺乏世界領導者的危機，這為全世界應對危機的協同努力帶來的難度比以往的任何危機都嚴重。

對於民主社會來講，這次瘟疫的流行提供了一個絕地反擊的機會，一個讓他們認識自己內在制度的短板的機會，一個痛定思痛竭力正視問題，完善民主制度的機會；也是一個認識極權制度的邪惡和危害，下定決定進行決戰的機會，我希望民主社會有遠見的政治家們能夠抓住這個機會，不僅高舉自由民主價值的旗幟，也要克服民主制度的不足，在不斷完善自己的過程中克服極權制度帶給人類的災難，擊敗極權制度對人道主義和人類自由文明發起的挑戰。
——RFA

責任編輯：任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