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2月25日訊】2月9日半夜12點多，48歲的深圳市民蘇平被一陣敲門聲驚動。來的是附近派出所的警察。警察告訴蘇平，有人舉報他發表了「不當言論」。

蘇平隨即被警車帶到了派出所，並在警方的要求下填寫了一份保證書，保證自己今後「不再發表不當言論，不再做引起社會恐慌的事情」。

請願者再遭「訓誡」

蘇平告訴美國之音，警方口中的「不當言論」指的是他2月7日在悼念李文亮醫生並呼籲中國政府兌現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的公開信上簽名。蘇平說，因為是半夜，他不想讓家人擔心，不得不簽下了「保證書」。

武漢疫情的八位「吹哨人」之一李文亮醫生2月6日的離世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了中國民眾的罕見憤怒，包括所謂「體制內」的人。

中國微信上瘋傳的自稱為《人民日報》上海分社弘冰社長的悼文說：「我們憤怒於你的預警被當成謠言……現在，因為不信你的『哨聲』，你的國家停擺，你的心臟停跳……還要怎樣慘重的代價，才能讓你和你們的哨聲嘹亮，洞徹東方。」

數百萬人在網上紀念他，批評政府將維穩置於公眾健康之上。一份公開信說：「堵住李文亮的嘴，放開病毒肆虐的路，中國乃至世界為中國人喪失言論自由買單」。

李文亮因為在微信朋友圈提醒自己的朋友和同學注意新冠病毒，先是遭到警方訓誡，後來自己也染上新冠病毒離世。李文亮的遺言「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更是一次次地被引用。

切爾諾貝利時刻？

不過，有分析人士說，雖然李文亮醫生之死在中國國內引發了廣泛的悲痛和憤怒，給「定於一尊」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帶來政治挑戰，然而，新冠病毒疫情還不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1989年那種廣大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的場景也不會再現。

參與簽署公開信的人士說，他們只是本著公民的良知，發出自己的一點聲音。而當局正在迅速扼殺這點批評聲音。

在醫療人員全力以赴的同時，安全人員也在加班加點。蘇平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因為參與寫公開信而被當局警告的。

在同一份公開信上簽名的王宇是2015年709大抓捕中最早一批被逮捕的中國維權律師。她說，簽名後，她隨即遭到了北京司法局的警告。

在這封公開信上的另一位簽名人告訴美國之音，他先後接到自己所在省份六個市的國保人員給他的電話，警告他不要參與這一類的簽名。他解釋說，因為在公開信中只是留下了自己所在的省份，國保人員很是費了一些力氣找到了他。

這個簽名人特別要求美國之音不要透露他的姓名，因為他擔心接受採訪會招致國保人員的再度關注，從而讓家人擔驚受怕。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李文亮去世後不久，至少有兩個團體公開倡議：將李文亮心跳停止的2月6日訂為「全民真話日」或「國家言論自由日」 ，並要求政府保障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和「信息公開」。蘇平、王宇和那位不透露姓名的人士都是在其中一封公開信上的簽署人。

蘇平說，為這樣「高層次」的事情站出來，對他來說這算是第一次，雖然他平時也會因為社區的公益發聲。他直言自己簽名後有一點害怕，因為這有可能會打破他的「歲月靜好」。他生活得不錯，與朋友一起擁有兩家金融公司。

但是，他說：「總歸是要有人站出來吧。要不然我們這個現象就會永遠不會改變了。再有一個，如果大家都不站出來，整個（局勢）就是越來越差了。」

《憲法》第二章第35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聯繫自己以前的經歷，王宇強調說，自己並非是一個 「革命者」，只是希望按照律師的職業道德和倫理做一個好律師而已。她說，李文亮醫生也不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英雄，他只是希望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提醒自己的朋友而已。

小心翼翼的良知和勇敢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用「小心翼翼的勇敢和良知」來形容李醫生的行為。她在一篇《為銘記這一刻，我們能做些什麼？》紀念文章中說，這次的全民悲憤大概是因為大家在李文亮醫生的身上，看到了作為普通人的自己和普通人的命運。

她寫道：「我們平時畏懼強權，擔心說真話所帶來的一系列後果，包括單位的處分、同事的排斥與警察的上門。為了不影響個人的前途與家庭的安寧，我們謹小慎微地保持沉默，不斷地退卻，直到退無可退。與此同時，我們又希望自己能夠保留一點小心翼翼的良知與勇敢，以便在危機時刻，利用僅存的良知與勇敢，來守護家人與親友。」

然而，她隨即寫道，李醫生的死亡讓她明白，這是「一個連小心翼翼的良知與勇敢都不允許保留的社會。」勞東燕的這篇文章發表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上，文章很快被刪帖。

最微弱的呼聲

生活在美國的政治評論人士陳破空當年是八九民運的領袖之一，他告訴美國之音，他認為，中國民眾這次的呼籲只是在底線上最微弱的呼聲。

他說： 「這次民間對言論自由的呼籲可以說是最低程度的呼籲，是在『六四』之後三十年政治高壓之後，人們非常膽怯、膽小，在底線上的一個微弱的呼聲。」

陳破空說，這與1989年的那場民主運動是無法比擬的。他說，1989年時，民眾呼籲民主、自由、法治、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是全方位地要求建立一個民主社會。

陳破空解釋說，公權人物和公權力對憲法造成了破壞，中國民眾只是呼籲對憲法權利進行保障。他說，這也算是中國老百姓被逼到生死存亡線上被逼迫發出的最後的呼聲，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心態。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也在公開信上籤了名。她告訴美國之音，雖然民眾在這次事件中感到了憤怒，其實，能發聲和站出來的還是少數。

她對美國之音說，以自己的同事和朋友為例，疫情不再讓他們覺得「歲月靜好」。但是，她說：「大多數人多少是明白的，但是，從你明白到能夠發出聲音到行動，還是比較少。多數人還是恐懼，不太敢說，是這種情況。」

「網格化」監控 無法凝聚成團結的反抗力量

維權律師王宇認為，無處不在的攝像頭以及網格化監控，特別是疫情時期的「封閉式」管理，使得民眾無法像1989年那樣，自發或是有組織的走上街頭，前去抗議，要求民主自由和信息公開。

她說：「民眾雖然突破了這種心理狀態，但是關鍵問題是，你看各種攝像頭還有社區管控，這種網格式管控，尤其是現在疫情嚴重的階段。你不要說去遊行，我現在去買菜都難，出入社區需要通行證。……」

市場研究機構國際數據公司（IDC）2019年的一份報告預測，2022年中國安裝的視頻監視攝像頭將高達27.6億個，平均每個中國人被兩個鏡頭監控。

因為新冠病毒疫情，中國許多城市的居民生活區都實施了封閉式管理，出入小區需要通行證或「外出證明卡」。

王宇說，面對這樣的國家機器，她不贊成老百姓走出去抗議。她說：「我也不贊成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它的這種現代化武器。我認為，現在來說是沒有意義的。我比較贊成張千帆教授他們所追求的非暴力吧。沒有必要去硬碰硬，而且你也碰不過它。」

政治評論人士陳破空說，對中共當局來說，瘟疫時期的封閉式管理， 一方面可以封鎖病毒，另一方面可以防範民變。他說：「共產黨在全國封城、封省、不准居民下樓有兩個涵義，表面上是封住了病毒，不讓瘟疫蔓延，另一層含義是防止民變， 防止民眾的憤怒凝聚起來。對中共來說，是一舉兩得。」

他認為，正是這樣的隔離和封閉式的管理，中國民眾「無法凝成團結的反抗力量」，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治理上的失職。

官方控制危機後的敘事方式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助理教授楚克斯（Rory Truex）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民眾不會走上街頭，還因為共產黨政府對輿情的強大控制。

他說：「我私下以為共產黨會因為這件事面臨更多的政治衝擊，但是，他們非常擅長控制輿論和抗議。我不認為這會引發一場政治改變。……不是所有人都會得出這場疫情與共產黨的威權治理有關這樣的結論。」

楚克斯解釋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善於管控危機，非常善於保護自己的一個政黨。它所作的一切都是在防止社會動盪」。他說，西方總是傾向認為，只要再來一場危機，共產黨就會崩潰，但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溫州高鐵相撞、薩斯等本應該究責政府官員的危機事件顯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還沒到來。

「切爾諾貝利時刻」指的是1986年前蘇聯烏克蘭境內發生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當局對真相的刻意隱瞞嚴重加劇了這場核災難。蘇共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認為，這可能是導致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

楚克斯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雜誌撰文說，危機時，中國政府將會使出卸責地方、過度行動、控制敘事等手段來平息民怨，並維繫高層領導人廉潔勝任的形象。

楚克斯說，控制敘事是共產黨在危機爆發時採取了另一個有效手段。所有的危機都會被共產黨內化成一場「鬥爭」，需要全體中國人民在總書記習近平的領導下團結起來，振興國家。中國媒體有關武漢疫情的報導大多是圍繞「眾志成城 抗擊疫情」來展開，而抗疫「人民戰爭」中還出現了一個外敵，那就是被批「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性幫助」的美國。

與此同時，任何提供相反敘事的人都被禁聲或被管控。用視頻記錄武漢疫情，暴露了武漢醫院的惡劣狀況的中國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繼續失蹤。呼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下台的中國維權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法學博士許志永被逮捕。

另外，在網絡空間，從2020年2月1日起，大量微信用戶帳號被短期或永久地封禁。參加了簽署公開信的清華大學教授郭于華就是被封者之一。

王軍濤是被中國政府指控為操縱八九民運的「黑手」之一。他把中共控制敘事的手段歸結為「洗腦」。他說，因為這樣的「洗腦」行動，習近平的地位並不會因這次疫情而動搖。

他說：「你知道為什麼還有人唱國歌？還有人在方艙裡跳大媽舞？ 你千萬不要低估共產黨的洗腦技術。只要還沒有病到沒人救他的（地步），只要習近平說是武漢市長幹的，他馬上就會接受習近平的敘事。他會說，幸虧習近平後來識破了他（武漢市長）。 我們家有兩個人被周先旺（武漢市長）給害了，後來習主席把我們救了回來。」

習近平有可能被黨內問責？

不過，旅美中國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的看法不同。他認為，由於這次的瘟疫觸及到民眾的底線，事關生命安全、生死存亡，等疫情平穩後，中國民眾終究會向政府問責。魏京生說，一旦當局拿不出解決辦法，民怨可能會更加沸騰，而到那個時候，手段可能不會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他說：「首先這怨恨會集中到政府方面，如果政府方面能把習近平拿出來做替罪羊，可能會有一定的效果。如果你們這些當官的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只好等著造反了。老百姓的這種憤怒一定會找到發洩口。你不給他發洩口，它就會爆炸。」

政治評論人士陳破空說，中國民眾恐怕無力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問責，但是如果疫情持續惡化，習近平在黨內的反對派，包括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內「團派」，以前總書記胡錦濤、前總理溫家寶和朱鎔基以及前政協主席李瑞環在內的「開明派」政治老人都會向習近平和他領導的「習家軍」集體發難、問責。

習近平上台後，經歷經濟滑坡、美中對抗、香港抗爭、新疆集中營，到現在的武漢肺炎疫情。陳破空說，習近平和他在黨內的權力和地位遭遇空前的挑戰。他覺得，一旦疫情惡化，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面臨的恐怕不是「誤國」，而是「亡黨」的命運，屆時，相對開明的力量，也就是「團派」的力量，可能會占上風。

生活依將照舊 歷史還會重演?

不過，台灣知名人類學家劉紹華並沒有看到這種政治風暴。她覺得，武漢疫情早晚會過去，之後的生活將會如常。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員的劉紹華認為，疫情會像中共統治以來所經歷的所有疫情，從麻風防疫、艾滋到薩斯一樣被遺忘，而中國老百姓也並非沒有責任。

她認為，在這次新冠疫情中，中國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民眾的反應只是重複多年來的歷史。她在《說給倖存者聽—『面子』治理下中國反覆付出的防疫代價》一文中說：「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恐慌比傳染病蔓延的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然後，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 一切又會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生活狀態中，遺忘歷史、禁絕歷史。」

劉紹華把這一再重演的歷史歸結於民族主義或是愛國主義的「面子」。她說，面子、主體性或是意識形態的主導者自然是中央政權，而擁護者就是廣大愛國愛面子的民眾。

（轉自美國之音，原標題《吹哨人之死引發悲憤呼喊後 新冠疫情是否為中國轉折點？》）

責任編輯：尤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