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1月01日訊】結語：為什麼？

殘酷的需求，在革命的藍眼睛裡燃燒。
                     ──路易‧阿拉貢，《紅色戰線》（Le Front Rouge）

本書試圖超越盲點、黨派感情和自發性失憶（voluntary amnesia），來描繪共產主義世界所有犯罪方面的真實情況，從暗殺個人到大規模屠殺。它是20世紀共產主義現象反思的較一般過程的一部分，它只是一個階段，但在一個關鍵時刻來臨，伴隨著1991年在莫斯科的體制內部崩潰以及隨後可得的信息來源，這些豐富的新信息直到今天才可以訪問。更好地了解事件是不可或缺的，但無論我們的知識可能變得多麼複雜，它都絕不會獨自滿足我們的求知慾或使我們心安理得。根本問題仍然存在：為什麼？為什麼現代共產主義在1917年出現時，幾乎立即變成了一個血腥的獨裁體制並成為一個犯罪政權？只有通過如此極端的暴力才能實現其目標，真的是這樣嗎？如何解釋這些罪行是怎樣逐漸被視為常規程序的一部分的，並且數十年來一直如此？

蘇聯是第一個共產黨政權。它成為一個世界性體制的核心和引擎。該體制起初緩慢地建立起來，然後在1945年後迅速擴張。列寧和斯大林的蘇聯是所有現代共產主義的搖籃。它如此迅速地成為一個犯罪政權，非常出人意料，特別是考慮到這場社會主義運動在此之前的發展方式。

整個19世紀，革命暴力的理論以法國大革命的發起經驗為主。1793至1794年，法國大革命經歷了一個極端暴力的時期，暴力採取三種不同的形式。最野蠻的是「九月屠殺」。期間，巴黎有1,000人被暴徒自發殺害，沒有政府干預，也沒有來自任何一方的指令。最有名的暴力形式是由革命法庭、監督委員會和斷頭臺進行的，導致巴黎2,625人死亡和各省的16,600人死亡。長期不為人所知的是共和國的「恐怖縱隊」（infernal columns）所實施的恐怖活動，其任務是鎮壓旺代省的起義。他們殺死了該地區數以萬計無辜和手無寸鐵的人。這幾個月的恐怖儘管是血腥的，但只是該國革命漫長歷史中的一個插曲，最終促成了一個擁有憲法、民選議會和真正政治辯論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國民公會（the Convention）一旦重拾勇氣，羅伯斯庇爾便被罷免，恐怖便停止了。

弗朗索瓦‧傅勒已經證明，革命的概念那時是如何產生的。這一概念與極端行為是分不開的：「恐怖就是以恐懼治理，羅伯斯庇爾將其理論化為以德治理。它被發明出來以摧毀貴族階層，很快便成為除掉惡人​​和打擊犯罪的手段。它成為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似乎是塑造共和國未來公民的唯一手段……如果自由公民的共和國尚未成為一種可能，那一定是因為某些被其過去經歷所腐蝕的個人還不夠純潔。恐怖成為革命，即尚未創造的歷史鍛造未來新人類的手段。」

這場恐怖在幾個方面成為布爾什維克許多行為的前身。雅各賓派對社會緊張局勢的精明操縱及其政治極端主義和意識形態極端主義，後來得到了布爾什維克的回應。此外，還有首次在法國企圖消滅農民的某一特定部分。羅伯斯庇爾在驅使列寧走向恐怖的路上放置了第一批石頭。正如這位法國革命者在對牧月法令（the Prairial Laws）投票期間向國民公會宣稱的那樣：「為了懲罰祖國的敵人，我們必須查出他們是誰：但我們不想懲罰他們，我們想摧毀他們。」

不過，這一恐怖的創始時刻並沒有激勵19世紀主要革命思想家中的其他任何追隨者。馬克思本人給予了它相對較少的關注。誠然，他強調了「歷史上暴力的作用」並為之辯護，但與其說他把它視為針對特定人群的系統的暴力方案，不如說他把它視為一般命題。馬克思的著作中當然有模稜兩可之處，這些被一些恐懼的信徒抓住，來證明暴力解決社會衝突是正當的。與此同時，馬克思嚴厲批評巴黎公社的災難性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血腥鎮壓，其間有2萬多名工人死亡。在第一國際的早期辯論中，馬克思反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米哈伊爾．巴枯寧（Mikhail Bakunin），顯然馬克思取得了最終勝利。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中關於恐怖暴力的辯論似乎幾近封閉。

在這些事件發生的同時，歐洲和美國議會民主制的迅速發展代表了社會主義戰略家的一個新的基本因素。議會實踐使社會主義者得以成為政治體系中一支真正的力量。在1910年的選舉中，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獲得了74個席位。還選出了另外30名獨立的社會主義者，包括其領導人艾蒂安．米勒蘭（Etienne Millerand）。他於1899年首次進入「資產階級」政府。讓．饒勒斯（Jean Jaurès ）是又一位在日常事務中設法將革命性言論與改革性的民主行動相結合的人物。組織最好、最有權勢的社會主義者無疑是德國人。在一戰前夕，他們已有逾100萬名成員、110名國會議員、220名省議會代表、12,000名市議員和89名其他代表。在強大工會的大力支持下，英國工黨運動也很多，而且組織良好。社會民主黨在斯堪的納維亞迅速獲得力量。在那裡，它非常活躍，在改革中具有影響力，並在議會中被充分代表。一般來說，社會主義者希望他們會很快在許多不同國家擁有議會的絕對多數，這將使他們得以在不久的將來和平地實施基本的社會改革。

這一進展在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身上找到了其理論根據。他是19世紀晚期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他同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都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解釋者。他認為，資本主義並未顯示出馬克思所預言的崩潰跡象，所需要的就是，漸進而和平地邁向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慢慢地學習民主和自由的過程。1872年，馬克思曾表示，希望革命可以在美國、英國和荷蘭採取和平的形式。在1895年出版的馬克思的《在法國的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第二版的序言中，他的朋友和信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

社會主義者往往對民主抱持矛盾的態度。當世紀之交法國爆發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時，他們採取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立場：饒勒斯出面支持德雷福斯，而當時法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人物茹爾．蓋得（Jules Guesde）則不屑地宣稱，無產階級最好對法國資產階級的內部紛爭置身事外。歐洲的左派一點兒都不團結，其中的一些流派──特別是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以及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的支持者──仍然強烈傾向於經常通過暴力手段，拒絕議會程序的所有方面。然而，在1914年戰爭前夕，正式奉行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國際支持一系列和平解決方案，依靠對群眾的動員和普選權。

第二國際的極端主義派系在世紀之交前後已經合併，包括最強硬的俄國社會主義者──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派。儘管明顯源自歐洲馬克思主義傳統，但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土地革命運動中也有著牢固的根基。整個19世紀，這場革命運動的一部分與暴力活動相關聯。運動中最激進的暴力支持者是謝爾蓋．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陀思妥耶夫斯基將其作為《群魔》（The Devils ）中革命主人翁的原型。1869年，涅恰耶夫出版了一本《革命者教義》（Catechism of a Revolutionary）。他在其中把革命者定義為

一個已經迷失的人。他沒有特別的興趣愛好，沒有私人事務，沒有感情，沒有個人執著，沒有財產，甚至沒有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被一種興趣所吸引，以至排斥所有其它興趣，只被一種思想、一種激情所吸引……革命。在他的內心深處，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他已經斷絕了與社會和文明世界、其法律和慣例、社交禮儀和道德準則的一切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繼續活著，只是為了能確保摧毀社會。

然後，涅恰耶夫闡述了他的目標：「革命者絕不進入政界或社交界，即所謂的受過教育的領域。他活著只信仰迅速而徹底地毀滅它。任何人，無論對什麼感到憐憫，都不能真正被稱之為革命者。」他的行動計劃主張「這整個病態社會必須分為幾個類別。第一類是要立即殺掉的人……第二類應當包括將被允許繼續活一段時間的個人，這僅僅是為了通過其駭人聽聞的行徑，來加速不可避免的民眾起義」。

涅恰耶夫有幾名效仿者。1887年3月1日，有人企圖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r III）；這一圖謀失敗了，肇事者們被捕。其中包括列寧之兄亞歷山大．伊里奇．烏里揚諾夫（Aleksandr Ilich Ulyanov）。他和他的4名同謀一起被絞死。因此，列寧對這個政權的仇恨根深蒂固，導致他在政治局其餘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於1918年親自決定並組織了對羅曼諾夫皇室的屠殺。（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