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言：一段被中共掩蓋的卸磨殺驢的悲慘歷史

更新 2020-10-24 7:30 PM 人氣 1084

【大紀元2020年10月24日訊】

一、「卸磨殺驢」是中共的一貫行徑

在歷史上，中共卸磨殺驢的事例數不過來，人們耳熟能詳的也有許多了。典型的事例至少包括：中共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壯大曾兩次和國民黨合作，都以其暗中破壞以圖獨享政權而終止；

中共在建政前偽飾開明姿態許諾民主黨派聯合執政騙取民意，奪取政權後即刻食言。

中共煽動仇恨利用農民充軍、搶奪田產和破壞農村秩序，達到目地後再把所有田產充公同時壓制農民利益。這幾乎成為一種循環，每當中共遇到危機時就會利用和安撫人數眾多的農民，之後不久就再次拋棄。

中共建政前許諾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發展，承諾保障私有財產（見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建政後不久就把工商業資產占為己有。文革後和1998年金融危機後，中共多次放開民營經濟以挽救其岌岌可危的公有制經濟，然而「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共真心會保護民營經濟嗎？

中共在建政前煽動工人階層遊行暴動，建政後剝削工人收入欺騙工人無償加班，再到打破工人階級鐵飯碗，號稱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共真的是代表工人階層的利益嗎？

中共特工、紅衛兵、造反派、四人幫、國民黨投誠官兵、吳晗等中共幫凶等等都是前車之鑑，而中共官員之間忘恩負義的事例就更是屢見不鮮

中共前高官趙紫陽曾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中共前高官楊尚昆日記更是揭開了幾個中共在內部實施滅口的罪行。

然而，與前面提到的事例比較，下文介紹的一段中共「卸磨殺驢」歷史則更是登峰造極。

二、一段被中共掩蓋的「卸磨殺驢」的悲慘歷史

中共在1961年和1963年相繼發起了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及整風整社運動）和四清運動。中共後來宣稱這兩場運動是整肅自己的中下層幹部，輕描淡寫的把它們歸結為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左傾」錯誤。

事實上，這兩個導致共約六百萬基層幹部遭整肅約十多萬幹部被整死的運動，是中共「卸磨殺驢」的不光彩歷史。通過這兩場運動，中共把造成3000～5000萬農民死亡的大饑荒罪責推到了基層幹部身上，同時借運動重新恢復了對農村的控制。

1. 民主補課運動和整風整社運動

1960年底，當中共一手造成的大饑荒使河南信陽餓死百萬人的消息傳播開來時，中共有喪失民意以致政權敗落的危險。這時，中共毫不猶豫的使出了陰毒的招數：找替罪羊。

1961年元旦，中共展開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把信陽地區饑荒誣陷為國民黨舊員和地主富農搞破壞所致，因而要求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毛澤東寫道：「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復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

「要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敵人徹底打倒，把壞事徹底揭出來，把領導權奪過來，把局面徹底扭轉過來」

毛澤東的言論只不過是給造成大饑荒的一系列錯誤找藉口。農村的地主和國民黨舊員等不少早就被迫害死了，剩下的也是活在迫害的恐怖中，大饑荒和他們完全沒有關係。地主和國民黨舊員等人只是名義上的替罪羊，真實的替罪羊只能由中共的基層幹部承擔。

在1961年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後，中共又要求開展以糾正「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為核心的「整風整社運動」，正式把大饑荒的責任一股腦兒的推在基層幹部身上。

具體操作運動的劉少奇稱信陽的黨政部門完全是壞人當道，派出軍隊接管信陽地區的黨政權力，將15～20多萬縣、公社、大隊幾級基層幹部包括公共食堂會計、司務長等全部逮捕，逼迫交代問題和肆意用刑。

緊接著，中共把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和整風整社運動推廣到了餓死人嚴重的河南、山東、貴州、甘肅、青海等地，共有超百萬基層幹部受整肅。

中共基層幹部作惡多端不假，他們是搞迫害、草菅人命和造成大饑荒的基層黑手，但是他們確實只是中共邪惡政策的履行者。

信陽地區一些被撤職、逮捕的縣委書記說，我們縣裡餓死這麼多人，把我們槍斃100回都不冤枉。但是，我們執行的政策，沒有一個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土政策，都是省委的政策，我們可是按省委指示乾的呀！

中共信陽地區原地委書記路憲文描述把基層幹部當替罪羊處理的場景：「從此信陽就變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數千幹部被抓入監獄，15 萬人抓起集訓審查。有些縣監獄中裝不下，就騰空房子安排。集訓沒飯吃，家屬不能接見，家屬們把紅薯、饃從高牆外往裡扔，裡面搶著吃。當時有些幹部自殺了，有些農村幹部被抄家了。南陽唐河縣委書記的愛人和孩子集體投井自殺了。當時因害怕而自殺的人很多，沒人敢統計這個數字。」

貴州湄潭被處理的基層幹部，包括殺、關、管、集訓、判刑和開除公職，占60%以上。湄潭縣副縣長兼綏陽公社黨委書記容鏡等人被處決。

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和整風整社運動在部分地區處死了一批縣以下基層幹部和個別縣級幹部。在運動中自殺和被整死的基層幹部數目要更多一些。但在全國範圍內，於大饑荒後期出現的這兩個運動雷聲大雨點小，不久就草草收場了。

2. 四清運動

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和整風整社運動出現在大饑荒的後期，仍處於死亡邊緣的農村群眾無暇顧及它事。這兩個把責任推給基層替罪羊的運動雷聲大雨點小，沒有達到重新騙取農村民意的效果，反而使基層和中層幹部變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牆頭草，客觀上和農民抱成一團。

1961下半年至1962上半年在全國興起的「包產到戶」風潮被中共高層叫停。然而經過慘烈的大饑荒，基層和中層幹部良心發現，暗中或變相支持搞包產的事例屢見不鮮。這樣發展下去中共將在農村面臨威信掃地的危險。

以至於在後來的四清運動期間，毛澤東認為有20%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裡，後來受到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一再匯報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的影響，毛又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劉少奇進一步稱：「三分之一打不住……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基層政權基本上被）階級敵人拉攏腐蝕，成了反革命兩面政權」，「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中共在騙取民意的手段中，最擅長於挑起仇恨鬥爭，它在背後漁翁得利，這一次也不例外。可是，農村的地主富農鄉紳和國民黨舊員早已被鬥倒了，他們已不適合做新運動的仇恨目標。而在大躍進和大饑荒中充當中共黑手的農村基層幹部就成了絕佳的仇恨目標和鬥爭對象。

1963年2月，追查農村基層幹部在大饑荒中多吃多占、貪污盜竊的「四清運動」開始了。農村基層幹部迅速的變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被中共煽動的群眾紛紛要求槍斃這些基層惡霸。全國有數百萬基層幹部被抓捕，許多都經受了批鬥、酷刑和逼供。昔日的迫害者在中共的翻雲覆雨中變成被迫害者，可謂是不拘形式的「惡有惡報」。

青海湟中縣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的事例可以看作四清運動的一個縮影。四清工作組進駐新莊大隊前，民兵連長和一個生產隊長自知問題嚴重，已經外逃下落不明。餘下的基層幹部都歷經刑訊逼供式的整肅，其中唯有大隊馬書記堅決不認罪。

馬書記對四清運動工作組說，「我有錯，但是沒有罪。刮共產風，扒房子，沒收社員家裡東西，反瞞產私分，搜社員家糧食，把社員家裡鍋碗盆勺拿走，強迫吃食堂，都是根據縣委部署，在公社幹部督促下乾的，不干不行；大隊餓死那麼多人，我心裡也很難過，可是沒有辦法，糧食被國家調走了，1960年我們大隊有3個生產隊連種子都沒有，地也沒有種，哪有糧食給社員吃？食堂只好停伙，餓死人主要在那時；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發放救濟糧，公社書記叫我到社員家搜，說一定能搜到糧食；我們搜了十幾家，一粒糧食也沒搜到，然後就不搜了，公社書記還罵我無能，要打我的右傾。多吃多占我確實有，作為共產黨員，是很不應該的，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現，可是不這麼幹，我家裡人也要餓死……」。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四清運動工作組仲組長走上前去，斥責道：「你貪污盜竊還有理」！狠狠抽了他兩個耳光，踢了他一腳，將他踹倒在地。馬書記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這還不算，仲組長叫民兵把他反捆起來，拉到外面罰跪5小時後，才讓他回家。過了幾日，在工作組鼓動群眾批鬥馬書記的大會上，他差點被群眾當場打死，當晚就上吊自殺了。

中共通過把基層幹部當作替罪羊批判，推卸了中共的罪責，部分平息了農民的憤怒，重新掌控了農村基層組織，還起到了滅口的效果。

從此，中共開始堂而皇之的把無中生有的「三年自然災害說」、「蘇聯逼債說」、「基層幹部左傾說」等做為大饑荒的主要成因宣傳，絕口不提自己跨越數年的一系列邪惡政策 – 大饑荒的真正成因。

從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整風整社運動到四清運動，以整肅約六百萬基層幹部，整死近十萬人的代價，中共毫無心理負擔的通過「卸磨殺驢」維護了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