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斌:在中共威權主義下的暴力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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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1月25日訊】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是一個充滿暴力的過程。其中最野蠻的便是暴力拆遷。所謂威權主義,就是可以隨意拆除居民的房屋;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是把整個城市變成廢墟。當少數中國學者站在西方大學的講壇上推銷中國模式的時候,他們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中國普通居民,因為所謂的中國模式而失去自己的家園;當一些西方政客喋喋不休讚揚中國改革開放成就的時候,他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居民忍辱負重茍且偷生。為什麼暴力拆遷悲劇一演再演?中國城市發展為何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呢?

在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各種各樣的內幕交易、卑劣手段、慘絕人寰的事件頻繁發生。在中國流傳這樣一句話,出差在外千萬要小心自己的房屋。一位老太太出外買菜,可是,回來之後卻發現自己的房屋已經成為廢墟。湖南一位地方政府官員公開叫囂,「誰讓我難受一陣子,我讓他痛苦一輩子」。南京居民為了保護自己的房產,夫婦倆相擁而臥,深更半夜拆遷指揮部開動推土機,直接將他們的房屋推倒,丈夫活活壓死,妻子精神失常,在北京前門點火自焚。

當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提出的口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的私有化作為號召農民造反的誘餌。許多勞苦兄弟為了獲得土地,拿起槍桿跟隨共產黨走。他們九死一生,終於獲得了屬於自己的土地。可是,在短短的五年期間,從初級社、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農村土地從私有變成了集體所有,從集體所有逐漸變成了「準國有」。在城市土地直接宣布國家所有,城市居民根本沒有土地所有權。由於政府牢牢地掌握土地所有權,所以,政府在各項建設中根本沒有考慮到土地成本。

這場土地改革既沒有合理性,也沒有合法性,是一種赤裸裸的暴力掠奪。在這場土地改革中,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了,城市建設速度加快了,可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下降了。許多城市由於中心區的土地被政府三番五次地拆遷出讓,導致整個城市出現了空心化現象。城市居民的交通成本急劇上升,城市居民壓力越來越大。現在包括北京在內的一些特大型城市,房地產收入已經占到政府收入的50%以 上。政府除了繼續進行房屋拆遷,不斷提高城市房地產價格之外,這些城市已經沒有新的經濟增長點。

《物權法》頒布之後,海內外一些人 士興奮地高呼,中國終於有了保護公民財產權利的其它法律制度。然而,殘酷的現實迫使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物權法與西方國家的財產法迥然不同。中國的物權法是秉承國家主義的物權法,凡是法律規定不屬於個人所有的,推定歸國家所有;而西方國家的財產法則是秉承個人主義的財產法,凡是法律規定不屬於國家所有的,統統推定歸個人所有。所以,在西方國家財產法能真正保護公民的財產,而在中國物權法的出臺只能是畫餅充饑。

簡單地說,筆者的觀點是,城鎮房屋拆遷民事化,政府出讓土地市場化,城鎮規劃民主化,政府拆遷中立化。具體而言,今後所有的房屋拆遷都與政府無關,政府不能採用行政強制手段拆除居民的房屋,政府也不能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院裁定強制拆除居民的房屋。除非居民的房屋自然廢棄,或者政府為了國家利益、公共利益,依照現行的「法律」不得不強制拆除居民的房屋,否則,城鎮房屋拆遷都必須依照平等協商的原則,由開發商與城鎮居民協商解決。如果開發商認為協商拆遷補償價格過高,那麼,可以放棄房屋拆遷行為;如果城鎮居民認為協商拆遷補償價格可以滿足自己的要求,那麼,可以與開發商達成協議。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能夠克服經濟危機,除了市場經濟自身的外部性之外,資本主義國家自身的政治制度設計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資本主義國家定期舉行的政治選舉,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但是,由於居民可以利用選票選舉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可以通過選舉國會議員制定法律,改變國家財富的分配模式,所以,在資本主義國家窮苦大眾可以從選票中看到希望,定期舉行的大選,可以確保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己的主張。有時候筆者甚至想,美國的開國元勛在制定憲法的時候,讓每一個美國公民都合法持有槍枝,是一個多麼富有遠見的制度設計!普通的美國公民雖然不能永遠保護自己的家產,但是,至少可以用槍聲提醒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們,面對公民的財產權利,政府至少應該有所收斂。可是,中國的居民手無寸鐵,他們除了以死相拼之外,似乎沒有其它的出路。假如每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房產,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價,那麼,這個社會還是一個文明社會嗎?

中國的一些民法學者曾經提出「私法至上」的概念,認為只要制定了保護公民財產權利的民法,就可以實現國家的進步,社會的長治久安。他們大錯特錯。在一個威權主義的國家,即使制定了保護公民財產權利的民事法律。如果行政權力不受約束,那麼,公民的權利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更糟糕的是,由於缺乏公正的選舉制度,少數人操縱的立法機構可以隨時修改法律,削弱甚至剝奪公民的財產權利。中國現在根本不需要什麼保護公民財產權利的民事法律,也不需要具體的物權法,而是需要限制行政權力的行政法以及真正落實公民選舉權利的憲法。

當有些人為了自己的房屋以死抗爭的時候,我們卻可恥的袖手旁觀;當我們的房屋被強制拆遷的時候,其他人卻顯得如此茫然。中國的改革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切割社會,在整個社會的冷漠之中,普通民眾被逐漸地推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部分學者出於義憤,為那些伸張正義保護財產的居民大聲吶喊。但是,在龐大的司法體制面前,他們顯得如此弱不禁風,他們書寫的一張又一張訴狀,就像冬天裡的樹葉一樣,逐漸地飄散。這是一個公民與國家之間的抗爭。每個人都心存僥幸,甚至每個人都想從中分一杯羹,可是,當推土機隆隆之聲,由遠而近,自己的房屋轟然倒塌的時候,我們才知道自己是多麼的軟弱,這個社會是多麼的冷酷無情。

中國當前最需要改變的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政治體制,需要改變的是中國人的觀念。假如沒有實現對公權力的約束,假如沒有改變國家主義的理念;假如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那麼,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規範,也很難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居民被剝削、被壓榨的局面。

中國改革開放過程實際上是一個財富不斷分配的過程。千年的土地屬於中國人民,中國人的自然權利被食洋不化的所謂法學工作者變成了法律上的權利,而政府巧妙地藉助於法律制度,把居民千年以來的自然權利徹底剝奪了。現在,如果沒有房地產支撐,如果沒有城市的房屋拆遷,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將會變成赤字財政。這說明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窮途末路,把房地產作為城市發展支柱產業的地方政府早已捉襟見肘。如果這樣的改革繼續下去,如果這樣的模式值得推崇,那麼,天底下是否還有公道,世界上是否還有文明?

中國當前的改革正面臨楚河漢界,如果改革只是不斷地分封土地,那麼,改革將會積累更多的矛盾,社會將會出現更多的群體性事件。如果改革指向政治體制改革,通過約束執政者的行為,小心翼翼地保護公民的財產權,那麼,這場改革才能撥亂反正,才能真正讓絕大多數中國居民受益。◇

責任編輯: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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