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1月24日訊】近日禍延中國並殃及澳門、台灣、泰國、日本、韓國，甚至美國的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無論從病毒來源、政府的危機處置與公關方式、民眾的恐慌應對，一切都在重演2003年的SARS事件。這讓我想起黑格爾那句名言：「 人類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經驗，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政府的危機應對仍然處於「前全球化時代」

這次疫情最早於2019年12月31日由武漢衛生部門通報，但未指出是何種病情，因此錯過了控制疫情的初發期。中國政府這次的危機應對失誤在於：

第一，將由中共病毒引發的肺炎當作武漢的地方性疫情，直到世界各國發現，所有的感染者都去過武漢，才於1月22日封城，要求在武漢的人不要離境，一天以後，其它三個湖北城市黃岡、鄂州、赤壁才回過神來，實施檢疫隔離。

第二，對疫情嚴重性的承認太晚。網上討論疫情長達20天，武漢市總是躲閃其辭，直到中共肺炎的這種致命病毒蔓延至泰國、香港、台灣、南韓、日本，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也發現來自武漢的病人，各國紛紛啟動邊檢防疫措施。中國面對遏制這種病毒爆發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才於1月20日發表公開講話， 「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及時發布疫情信息，深化國際合作」，並警告說，隱藏疫情者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中國人才確切地知道疫情嚴重。而就在這20天內，疫情日益嚴重，死亡人數不斷增加。

第三，中國政府仍然習慣性地「射殺帶壞消息來的人」。儘管武漢市衛生部門發表了語焉不詳的疫情消息，但武漢市政府卻一直封鎖消息，嚴厲審查新聞文章和社交媒體帖子，控制關於病毒的敘述。許多文章和帖子遭到了審查，凡使用了#WuhanSARS標籤的一律刪除。武漢市警方在1月份調查了8名市民，稱他們在網上散布謠言。

所有這些措施，不僅沒能扼制疫情蔓延，反而加深了民眾的恐慌情緒。

中國疾病防控完全無法適應全球化時代

中國的經濟已經全球化，人口流動也全球化。但疾病防控與危機處理方式卻相當陳舊。

一、中國政治體制的信息傳遞渠道主要是由下級向上級稟報，再由上級向下級傳達處理意見，遇到特別重大的事故，比如強烈地震、大洪災與各種新型傳染病更是如此。這種防控體系的支撐點是各級科層組織，在城市是各級單位與居委會這類基層組織，在農村是鄉鎮、村等基層組織。

進入80年代以後，隨著人口流動的增加，這種體制效力大減。由於用工制度的改革，單位制度不再覆蓋城市所有人口，每個大城市都有來自本國的外地人以及外國旅遊者、經商者，農村也有大量進入城市打工的人口。這就是武漢發生疫情之後，不少人其實已經身染疾病卻還要搭乘航班去別處，將中共肺炎傳往他國。比如台灣一位女商人早在1月11日就出現症狀，因不相信當地醫療於1月20日從武漢搭機抵達台灣，主動通報身體不適。因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狀，由機場檢疫人員安排就醫。台灣網路社交媒體出現撻伐聲浪，認為她堅持搭機回到台灣，使途中和她所接觸的人暴露在感染風險中，是很自私的行為。

二、中央政府解決危機的手段，主要是依託政治科層制的上下級關係，激勵機制是對官員的罷免和升遷。決定危機處理方式的不是危機發生地的官員，而是遠在千里之外的中央政府。緊急情況下才會有中央領導親臨指揮，這種緊急情況下的非制度處理方式在地震、洪災中，往往成為打破因循守舊的官僚主義動作的最有效方式，但用於需要非常專業的疾病防控當中，就會出現問題。

這次武漢疫情來得突然，中國疾控中心的專業人員的意見被忽視，維穩的要求壓倒一切，錯過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期。應急措施也遠遠不夠，用於快速診斷的試劑盒告缺；還沒弄清楚人傳人的傳播方式是什麼，醫務人員就已經大批感染。所有這些，都需要更專業化的危機處理方式，傳統的科層組織與危機應對難以應付SARS與中共肺炎這類突發疫情。

三、在危機處理過程中，媒體只是宣傳機器，發表的稿件是當地黨委宣傳機構的通稿，除了當事人和利益相關者，公眾對危機事件大多情況下並不知情。政府假定公眾只是政府政策被動的接受者：如果公眾獲益，則可以繼續執行政策，如果公眾受損，則考慮變更政策。最讓人無語的是宣傳部門還祭出「比爛」法寶，央視網於1月22日發表一條消息：《美國爆發40年來最致命流感 已有6600人死亡超1300萬人感染》，用美國流感疫情嚴重，死亡6000多人、蔓延48個州來暗示中國在控制病情方面做得相當不錯。 這種宣傳只能安撫宣傳部門自身，估計處於疫情威脅之下的武漢與湖北人民大概根本就不會關心這條消息。

如今到了社交媒體時代，每個社交媒體的使用者都是信息的傳播者與評論者。中國政府與公眾之間本就嚴重缺乏互信，在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再提出「不信謠、不傳謠」，用拘留、處罰甚至判刑等方式，對於信息傳播不僅不能起到揚湯止沸的作用，反而火上加油，促使各種真真假假流言滿天飛。

外資入華的風險議價將大幅增長

在信息相對封閉、人口流動較少的時期，中國形成於毛時代、後來只稍加修補的「領導決策模式」，在中國閉關鎖國年代，確實能夠將危機和災難帶來的實際損失和信心打擊限制在有限範圍之內。更兼那個時代，中國人對毛澤東有極強的個人崇拜，即使政府犯錯誤，只要適當地調整政策，政府的合法性不會受到實質性的影響，即使像1960年代初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也被毛與中共政府用這種方式化解了。但現在進入全球化時代，互聯網讓人類進入信息共享狀態，這種「領導決策模式」早在2003年SARS爆發時期就遭遇嚴重挑戰，如今時過十七年仍然沿用，在習近平發表公開講話之前的20多天當中，地方政府除了捂蓋子、控制輿論，以維穩為要務，在應對疾病方面，表現出一幅茫然無措的疲於應付之態，終於禍延全球。

但事發於2020年，中國政府遇到的挑戰遠比2003年嚴重。2003年，中國加入WTO不久，全球資本看好中國市場，中國的勞動力、土地等價格相對低廉，外資對中國的環境、疾病的風險議價就算較高，考慮到企業在中國的利潤空間大，外資也願意接受。如今，中國的人力成本、土地價格、電力、能源價格都比中國周邊國家高出許多，因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外資不看好中國經濟前景，已經紛紛外撤，加之盜竊知識產權、在世界各國用各種方式紅色滲透、香港反送中事件的影響，中國國際地位已經大為下降。在中國國際形象受損、經濟前景不被看好之時，外商進入中國投資的風險議價（比如健康補貼、醫療保險、生命保險等）將會更高，高到外資無利可圖之時，中國將失去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第一大國的地位。

希望經歷過2003年SARS與2020年中共肺炎之後，中國政府能夠適應全球化時代建立新的疾病防控體制，也希望中國人放棄吃野生動物的嗜好，不要再次跌倒在同一個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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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