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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7日訊】該文譯轉自美國雙月刊《外交事務》2002年9/10月刊。文章作者裴敏辛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助理。作者正在著書《陷阱中的中國過渡期：獨裁發展的終極》。
不僅僅是隨著音樂搶座位的遊戲
在華盛頓某些圈子裏，預測中國誰將上台接班的話題已成為茶餘飯後的熱點。由於這是一個關係到世界人口最大國的巨大賭注，這一過渡時期所引發的好奇心就不難理解了。如果一切正常，中共計劃在今年秋天的十六大上選擇新的年輕的領導層，在位的76歲的總書記江氏可能下台，由59歲的副主席胡錦濤接替，全權的政治局常委以及重要的中央委員會中的大部份成員將退休。另外，中國總理朱鎔基將於三月下台，全國人大（該國的立法機構）委員長李鵬也可能離職。
在一個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制的國家，接班是玩政治陰謀和改變政策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因此，對江之後領導層的組成，黨內鬥爭，政策內幕的猜測盛行一時。遺憾的是，那些有希望晉升到頂層的人的背景幾乎不為外界所知，大多數新面孔基本上是技術官僚，有些人資歷不淺，但政績平平，其餘跑在前面的是自稱擁有豐富經驗的各省黨領導，但對在全國範圍內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
無論如何，猜測即將發生的領導層變換是否會立即影響到政策是徒勞的，因為江即使在半退休之後，也會施加一定影響。在三至五年內北京可能不會出現一個真正佔主導地位的新領導人，而且不管接班過程會如何上演，單純關注於北京的權力演出卻會忽略真正的故事：中國正在面臨一場暗藏的統治危機。這一事實將吸引住那些相信北京面臨的利害關係遠大於一場隨著音樂搶座位遊戲的人。
北京的統治危機迫在眉睫的說法聽上去可能聳人聽聞。對外部世界而言，中國是一幅有動力有希望的畫，其潛在的市場規模，持續的高增長率，以及最近加入世貿組織，使得該中央王國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最大目標（2001年為460億美元）。跨國公司一想到其未來的發展就垂涎三尺。但在這進步繁榮的輕浮畫面的背後，卻隱藏著不同的事實，這些事實被上海，北京和其它沿海城市燈火輝煌的高樓大廈所掩蓋。中國的未來及西方在該國的利益，關鍵取決於北京的新領導人如何應付這一暗淡的現實。
冒牌共產主義及其失敗
二十多年改革中的根本矛盾是造成中國當前危機的原因。在這二十多年期間，中共集團令人吃驚地從沉醉於階級鬥爭到迷戀於發展速度，這種冒牌共產主義特徵是列寧黨和帶有全球主義色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聯姻，它只是掩蓋而不是消除了根本矛盾。相反，這些矛盾正愈發尖銳而無法被忽略。原先被隱藏的過渡期間的代價現在已開始浮出水面：進一步的變革不僅意味著深化開放市場，也要實行政治改革，而這種改革會危及到中共的權力獨裁。
湧現出的矛盾根源在於中國統治集團最根本的本性，例如，政府的市場經濟政策在獨裁和掠奪政治中實行，使得中共看上去像自給自足的資本主義精英而不是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共公開宣稱要堅持維護其政治領導也同其聲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以法治國”相矛盾，因為市場經濟和法制的最低要求是用憲法制約政治權力，中共實行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決心沒能回答一個問題，怎樣保證社會自由不受政府反復無常所影響。黨對獨立的利益組織的一貫擔心使其對這類團體在工業化經濟中不可避免的出現毫無準備。國家脫離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中延續下來的尚未解決的矛盾成為中國政體，經濟和社會關係日益緊張的來源。
在快速發展的1990年代，日新月異的繁榮和相對平靜的政治掩蓋了矛盾不可調和的本質。經濟上，即使某些困難的改革（尤其是影響到金融界和國有企業）停滯不前，不斷加速的開放和深化的同世界市場的接軌形成了空前繁榮。政治上，統治集團從蘇共的崩潰（“這是因為經濟，你這笨蛋”）中吸取教訓，緊密團結，採取的策略是優先發展經濟而不觸及政治體系。
這一政策在頭十年起了作用。在該政權內部，反對市場改革的保守派被排斥。中國的民主運動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中到達頂峰，在其領袖被流放或監禁之後也變得軟弱無力，所造成的平靜結束了1980年代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兩極爭論。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種變化同時消除了兩派不同意識形態的聲音，否則他們會嘲笑那位皇帝沒穿衣服。因而，該政權逃脫了用深化政治改革來減緩冒牌共產主義所造成的矛盾的壓力。隨著財富的日益增加和信口開河的“中國世紀”論調，甚至有些懷疑論者也認為中共已實現了天方夜譚。
然而，外國投資的浪潮並沒有解決中國當前政治系統和必需的法制，市場經濟，開放社會之間的衝突，實用主義者可能會把這些矛盾看作是在認識上無關緊要的小麻煩。不幸的是，其後果卻是真實的：這些矛盾排除了一些本可以對統治集團自身長期有利的改革方案。為使自己放心，中國的實用主義領導者作了一系列政策調整以適應許多社會經濟的挑戰，如中共最近讓企業家入黨，但這些變化全然不足以代替真正的制度改革以使中共恢復元氣和重新合法化。
泡沫經濟
回過頭來看，就不得不把90年代看作是失去機會的十年。中共領導層本可以利用經濟成長，以1980年代的基調為基礎，通過漸進政治改革的方式更新自身。但它沒有這麼做。如今，十年來的裹足不前所積累的代價變得越發明顯，在許多關鍵方面，中國雜交的新極權主義制度恐怖地體現出政治僵化的病態，既像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又像蘇哈托家族資本主義時代的印尼。
這些病態，如腐敗蔓延，地方官僚勾結，溜鬚拍馬，普遍喪失信念，都是統治能力退化的標準特徵。在大多數政治體系中，衡量一個政權的統治能力是以其推行三項關鍵任務來衡量的：尋求政治支持，提供公眾物資，管理內部壓力。這三個治國要素──合法性，政績和消除衝突──實際上是相互交織的。一個有能力提供充足的公眾物資（教育，公共健康，法律秩序）的政權更容易獲得普遍的支持並減低內部壓力。但是，在一個列寧主義的黨國，有效的統治與執政黨的健康密切相關。嚴密的組織紀律性，可靠性，以及擁有廣泛號召力的核心價值觀是有效統治的必需因素。相反，執政黨力量的衰退使其走下坡路，嚴重地損害這個黨國的統治能力。
中國國內的大量跡象表明，這一過程確實在形成對統治的巨大傷害，造成的緊張使得中國統治者的政治經濟選擇日益減少，可能不久將被迫採取冒險的改革以制止腐敗，否則冒牌共產主義不會比網絡公司壽命更長。
共產黨的終結
中共的衰落始於毛澤東統治時代，其晚期的政治狂熱在1966至1976年的文革中達到瘋狂，嚴重地毀壞了中共。鄧小平的上台以及他的漸進改革延緩了中共的毀滅，因為經濟上的增長，大規模鎮壓的結束，及個人自由的擴大部份地彌補了中共敗壞的形象。但是鄧的市場經濟改革形成了另一種機制，開始腐蝕中共的支柱，由於經濟改革的深化，中國社會很大一部份愈加貧困，包括生產糧食的農民和國有企業的工人。稅收飢荒使得國家無法補償改革中的失去利益者，結果除了提倡自我犧牲和開空頭支票之外，中共無法在對政府不滿的群體中得到政治支持。
中共的一些權貴們同時也將政治權力轉換成經濟利益，利用官場交易發財致富。在一次調查中，從一所地方黨校接受培訓的幹部中，大約三分之二說他們的晉升完全取決於上級的青睞；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認為靠自己努力會開拓仕途。被內部的私下官場交易搞得四分五裂的執政黨幾乎不可能從社會中贏得廣泛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原先中共專長特徵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實際上已從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一種簡單的解釋是這類運動會引起混亂並導致政治極端，如同毛的年代。然而更確切的原因是，即便中共想採用政治運動，也不再擁有發動運動所需要的政治號召力或組織能力，如北京企圖抑制80年代末的民主運動人士和90年代末的法輪功精神運動。越來越多的是，當中共面臨對其權力的直接挑戰時，通常是依賴鎮壓而不是動員公眾反對其對手。
僵化
中共的衰落可用三個領域來衡量，組織滲透力的萎縮，權力和公眾號召力的侵蝕，以及其內部紀律的瓦解。回顧以往，中共組織性的衰落幾乎是命中註定的，歷史上，列寧黨只有靠國家控制經濟才能發展成長，這種經濟提供的經濟結構（國有企業和集體農莊）形成共產黨的組織基礎。追求市場改革使得農村公社和國有企業瓦解，中共成為其自身成功的犧牲品。新的經濟結構基於家庭農業，私人經濟和個體勞動力，這和其黨的機制格格不入，例如中共的內部報導稱，近年來農村半數黨支部呈“虛弱”或“癱瘓”狀。在市區，中共無法滲透到發展中的私人企業，其原有的組織基礎已隨著國有企業而崩潰。在2000年，百分之八十六的全國一千五百萬私人企業中沒有一個黨員，中共只能在百分之一的私人公司內建立黨支部。
與中共的組織性腐敗並行的是其在公眾中的權威和形象的衰落。1997至1998年在北京對818名外地民工做了民意測驗，結果顯示中共的普遍形象是自我利益集體。只有百分之五的被調查者認為他們的黨幹部“為鄉民的利益工作”，百分之六十認為他們的地方官員“以權謀私”。其它民意測驗顯示了公眾相似的對中共的負面看法。1998年中共反貪污機構主導的一項對十省的一萬二千名城鄉居民的調查發現，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同意“大多數的黨和政府官員是廉潔的，” 三分之一的人認為“只有少數黨和政府官員是廉潔的。”
在中共官員失去威信的同時，黨的意識形態號召力也徹底消失。1996年官方的全國工會所作的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十五接受民意測驗的工人認為共產主義是“他們的最高理想，”百分之七十的人說他們最大的目標是追求個人幸福。甚至一些權貴們也開始承認這一事實，儘管很勉強。1998年在東北吉林省對673名官員作民意測驗，發現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認為政府形象和權威已經衰退。
中共組織和威信衰退的核心是黨員信仰和內部紀律的崩潰。溜鬚拍馬和腐敗盛行。地方上的中共領導人買賣官職在80年代還是聞所未聞的，但到了90年代卻十分盛行。1998年官方反貪污機構對兩千名省級官員作民意測驗，發現百分之四十五的人認為買賣官職方興未艾。
更為擔憂的是，儘管腐敗顯露出的致命威脅已超過失業問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最嚴重因素。中共表現出無能力執行內部紀律，最近的官方行動，尤其是起訴和處決了幾名高官，試圖造成以體現中共領導層在同腐敗作鬥爭的聲勢。但是全面觀察這些數據會發現不同的事實。大部份被政府逮捕入網的腐敗官員看來都輕易過關，從輕發落。例如1992年至1997年有六十七萬黨員受處罰，但只有三萬七千五百人，即百分之六被刑事起訴。說實話，自我監督對一個不用對任何人負責的執政黨來講是不可能的。據一名中共高官講，近幾年中共只開除了百分之一的黨員。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共政治衰退的最大因素可能是缺乏競爭。競爭會迫使該黨重訂黨章，吸收真心為民的黨員。但就像壟斷公司，中共竭盡全力防止對手的出現。沒有了外部壓力，類似中共的專制體制不可避免地產生全面的病態，如官場交易，組織虛弱，以及不負責任。更重要的是，當政治環境突然變化時，一黨制幾乎不可能應付新出現的競爭對手。蘇聯集團的崩潰，以及發展中國家類似的專制政黨（如墨西哥社會革命黨）的失敗表明，政治動員力的侵蝕構成對中共的長期威脅。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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