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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4日訊】以各種卑劣方式完成骯髒“原始積累”的貪官﹐如今正急于為自己的不義之財尋找“合適”的出路﹔
大洋網09月04日消息﹐中國的那些貪官們已經從以前的“先斂錢再洗錢”﹐“進化”到現在的“邊斂錢邊洗錢”。只有重拳反擊貪官洗錢﹐才能進一步有效地遏制上游的腐敗犯罪
一群吸食民脂民膏的“吸血鬼”正在變形﹕
洗錢﹐正成為中國貪官最迫切的需求。他們要為自己的不義之財尋找“合適”的出路﹐他們更希望能夠以一種堂而皇之的身份擁有這些財富﹐而不必像亡命海外的４０００名貪官一樣﹐惶惶不可終日。
改革開放２０多年來﹐許多貪官已經以各種卑劣方式完成了骯髒的“資本原始積累”﹐如果再讓他們把黑金洗白﹐他們將可能逃脫應有的懲罰。
關注洗錢﹐以法律和正義的名義。
臨陣磨槍術﹕貪內助的廁所構思
洗錢的定義有很多種﹐而貪官們的洗錢﹐就是用各種手段掩蓋其非法所得的性質和來源﹐給這些財富尋找一件合法的外衣。
懸念大師希區柯克曾經評論說﹐罪犯實際上是一些相當笨的人﹐他們的動機也常常很簡單﹑很俗氣。大師的評論同樣適用于相當多的貪官﹐他們的洗錢手法顯得那麼笨拙可笑﹐宛如兒戲。
戚火貴﹐早已伏法的海南巨貪﹐風雲一時的東方市原市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他貪婪無度﹐瘋狂斂財﹐受賄１８７﹒６萬﹐還和妻子符榮英共同擁有不明財產１１００多萬。這些非法財產居然相當于東方市全市一年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檢察部門接到舉報進行調查時﹐剛開始才查實戚火貴收受他人１３萬元。然而做賊心虛﹐有“貪內助”之稱的符榮英雖然已被監控﹐還是決定鋌而走險﹐遙控洗錢。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凌晨３點多鐘﹐兩位女辦案人員發現符榮英躲進廁所一直沒有動靜﹐她們悄悄走到門前突然推門﹐只見符榮英蹲在浴缸旁邊﹐一手握筆﹐一手拿紙﹐一臉驚惶。兩人在符榮英毀掉這張紙前把它奪了下來。
信是寫給某親戚的﹐上面寫着﹕“情況十分火急﹐請你們即刻到四行要台灣阿姨的電話號碼及姓名……要她記住我們的姓名﹐並請她答應如下事情。只有這樣才能救我們兩人﹐求求她了。”然後就是符榮英精心設計的一問一答的臺詞﹕“如有人問她海南是否有存款﹖她答有。存多少﹖壹仟肆佰多萬元人民幣﹐港幣有陸拾多萬。是誰幫助你存放﹖是我姐姐的大媳婦。為什麼你要給她幫你放﹖她人好﹐我對她信任……你為什麼要把錢拿到海南存﹐準備投資嗎﹖我是海南人﹐葉落歸根﹐把一小部份放在海南﹐怎麼用再說。你存的是定期還是活期﹖有定期有活期﹐有定期三年的……”
聰明反被聰明誤﹐廁所裡構思的洗錢“作戰部署”被截獲﹐１０００余萬的不義之財浮出水面。終審戚火貴被判處死刑﹐符榮英被判有期徒刑１６年。不過﹐雖然這種臨陣磨槍的洗錢手法實在笨拙不堪﹐但如果戚氏夫婦早有預謀﹐事先埋下伏筆﹐案件的偵破無疑要走不少彎路。
洗錢不過就是給黑錢找個說法﹐起碼要能夠自圓其說﹐沒有明顯的破綻。可是現實生活中卻有我們看不懂的咄咄怪事﹐比如﹕帶病工作獲獎百萬——
７月２２日上午﹐將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拉下水的“梁耀華走私集團案”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一起受審的還有李紀周在廣州的情婦﹑原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民警李沙娜。據公訴機關指控﹐該走私集團共計偷逃稅額５１３２萬元﹐作為“特殊人物”的李沙娜﹐共從梁處獲得現金人民幣２００萬元﹑港幣１００萬元﹐此外﹐李沙娜到香港定居後﹐梁給了她３００萬元港幣買房。
庭審現場﹐當公訴人問李沙娜﹐梁耀華是否給過她錢時﹐李沙娜居然十分流暢地回答說﹕“給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份﹐我病了。梁耀華說我堅持帶病工作﹐獎勵了我１００萬元人民幣。”
如此荒誕的理由﹐也許可以在世界洗錢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跨境操作術﹕成克杰的“標準動作”
洗錢﹐已經成為一門見不得陽光的產業。
跨國洗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洗錢作為一個術語﹐則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才適用于法律領域。１９５７年﹐被稱為現代有組織犯罪之父的黑手黨頭目ＬｕｃｋｙＬｕｃｉａｎｏ﹑洗錢者ＭｅｙｅｒＬａｎｓｋｙ以及有金融專業背景的ＭｉｃｈｅｌｅＳｉｎｄｏｎａ等人在意大利巴勒莫召集會議﹐此後跨國洗錢從分散的無組織行為逐步演變成具有專門分工的﹑有組織的行為。
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４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杰因受賄罪被執行死刑。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高級幹部中數額最大的受賄案件﹐也是新中國曆史上因經濟犯罪被處以極刑的職位最高的領導幹部。
成克杰與情婦李平夢想利用手中的權柄﹐聚斂起一筆財富﹐然後雙雙翩然而去﹐混跡江湖。他在洗錢時相信專業分工的優勢﹐做的是一套國際通用的“標準動作”。
專家這樣分析成克杰的洗錢套路﹕
他與情婦李平將受賄所得４１０９萬元交給了香港商人張靜海﹐張再幫助其轉款﹐為此成克杰付給張靜海１１５０萬元。洗錢的銀行通常要收１０％到１５％的手續費﹐而對於成克杰這樣的公職人員洗錢﹐按照慣例﹐銀行由於承擔更大風險﹐要另外加收２５％左右的手續費。如此一來﹐成克杰的４０００多萬洗了半程﹐就變成了不到２０００萬。
其次﹐成克杰以李平的名義在香港註冊一家空殼企業。這家公司純屬掩人耳目﹐但即使什麼業務都不做﹐為了假戲真唱﹐不露馬腳﹐還是需要偽造經營活動﹐請會計師做虛假賬目﹐繳納２５％左右的企業所得稅﹐４０％的個人所得稅。這樣一來﹐近２０００萬資產又得縮水不少。
最後﹐成克杰還得想辦法把“洗白”的錢轉到自己指定的賬戶上﹐整個洗錢過程才算大功告成。實際上﹐成克杰並沒有享用到煞費苦心“洗白”的錢﹐就已經被送上了斷頭臺。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中國銀行在自查過程中發現﹐廣東開平支行近５億美元資金被盜﹐支行３任行長（許超凡﹑余振東和許國俊）相繼失蹤。調查發現﹐被盜資金大多通過在香港﹑澳門乃至拉斯維加斯成套路的洗錢程序﹐相當一部份已經耗損在途中﹐余款打入了許超凡等人在香港和加拿大的個人賬戶。
中國的資本外逃數量驚人。然而專家指出﹐資金出逃與洗錢並非同一概念﹐洗錢並非一定需要資本外逃﹐而資本外逃許多時候只是洗錢的一個環節而已。通過如今十分猖獗的地下錢莊﹐腐敗分子可以用比較低廉的成本將資金轉移到境外﹐但要完成洗錢的全過程﹐環節較為複雜﹐損耗相當驚人。如果我國司法機關通過國際合作破獲洗錢案件﹐還要依據贓款分割協議進行分配﹐即使追回黑錢﹐常常不過是總額的三分之一左右。
斂洗並舉術﹕叢福奎的“黑金公司”
中國的貪官已經從以前的“先斂錢再洗錢”﹐“進化”到現在的“邊斂錢邊洗錢”。
對於許多奸詐多疑的貪官來說﹐親手接過一堆堆人民幣是一幕可怕的場景。為了避免燙手和難堪﹐他們需要一個可以假撇清的“收款機”——一家“黑金公司”。
原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仕途可稱得上一帆風順﹐１９６８年參加工作﹐自１９８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５年５月﹐歷任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副省長。１９９７年﹐叢福奎沒有實現當省長的夢想﹐從此變得心灰意冷﹑意志消沉﹐還成天發牢騷。就在他精神空虛之時﹐殷鳳珍出現了。兩人一拍即合﹐甚為“投緣”。從１９９８年起﹐叢福奎先後到全國各地求神拜佛﹐甚至兩個新年都沒有回家。
與此同時﹐叢福奎開始了瘋狂斂財。由於索賄金額巨大﹐叢福奎想到了借公司洗錢。１９９８年﹐在叢福奎的一手操辦下﹐殷鳳軍﹑殷鳳珍兄妹倆在北京成立了龍吟公司。從表面上看﹐龍吟公司的董事長是殷鳳珍﹐但真正的幕後老闆卻是叢福奎﹐這個公司實際上就是叢福奎自己的公司。叢福奎向許多老闆索要巨額賄賂款﹐然後就打入龍吟公司的賬上。如此一來﹐叢福奎的家裡再也不會像許多貪官一樣﹐堆着一疊疊的存折和現金。他以為如此洗錢就能擺脫干系﹐結果當然是枉費心機。
相比之下﹐連雲港市原副市長鹿崇友的伎倆更為拙劣。他的“黑金公司”居然把年邁的父母請了出來。鹿崇友的父親已年近八旬﹐母親七十多歲﹐卻開起了“連雲港市益友化工有限公司”﹐其父親是“董事長”﹐母親任“總經理”。實際上﹐誰都知道公司真正的後台老闆就是鹿崇友﹐無論資金籌措﹐還是物資交易﹐都由鹿崇友幕後操縱。如此老邁之軀依舊“下海沖浪”﹐于情于理都難以解釋﹐只能是欲蓋彌彰﹐鹿崇友最終以受賄罪被處有期徒刑１４年。
貪官們都信奉“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當他們擁有錢之後﹐才會明白錢不是萬能的。比如﹐即使你移居國外﹐富可敵國﹐如果沒有把黑金漂白﹐是難以進入當地主流社會的。
陳滿雄和陳秋園夫婦在分別擔任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經理和法人代表期間﹐通過某銀行存匯科的同夥﹐先後５１次將４﹒２億元透支到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賬戶﹐構成１９９５年國內最大的貪污﹑挪用公款案件。
他們聽到偵查的風聲﹐立即卷款外逃到泰國清邁﹐買到泰國籍身份證﹐分別更名為蘇‧他春和威帕‧頌齋。原本長相猥瑣的陳滿雄還做了一次徹底的整容手術﹐連皮膚都進行了漂白（以至於負責這起案件的中國國際刑警見到他時﹐竟不敢肯定他就是通緝犯）。但是﹐與漂白自己皮膚一樣重要的﹐是漂白成捆的錢﹐而最好的辦法就是開公司。他們在自家名下辦起多家商行﹐與此同時着手大膽添置豪華洋房和奔馳轎車﹐過上了令人艷羨的奢華生活。可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陳氏夫婦的真實身份最終還是大白于天下﹐被押解回國接受審判。
黑金公司既是貪官們的“遮羞布”和“收款機”﹐也是他們的“洗鈔機”。專家預測﹐越來越多的貪官會把觸角投入服務企業﹐比如酒店﹑餐廳﹑咨詢服務業﹐因為這些行業現金流通量大﹐資金週轉快﹐定價標準有較大伸縮範圍﹐適合于洗錢的需要。而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被洗錢者看重的行業會出現較大的不穩定﹐因為他們投資根本不是為了從中獲利﹐而是清洗他們其他途徑的非法所得。當這些行業不再適合洗錢的需要時﹐他們就會選擇突然放棄﹐從而引起行業動蕩。
籌碼換金術﹕藍甫的“逢賭必贏”
１９９３年９月﹐在馬來西亞參賭﹕大贏３９萬馬幣﹐後換成１３萬美元﹐帶回國交給岳父﹔
１９９６年２月﹐又到馬來西亞參賭﹕大贏十幾萬馬幣﹔
１９９７年３月﹐去美國攷察﹐在拉斯維加斯參賭﹐贏了近５萬美元﹔
廈門和澳門首航開航儀式﹐到澳門參賭﹕大贏３４０多萬港幣﹐後換成４３萬美元交給岳父﹔
１９９７年去香港﹐在公海上的一條賭船上參賭﹕贏了１３萬港幣。
１９９８年下半年﹐兩次到澳門賭博﹕贏２０多萬元港幣……
逢賭必贏﹐如有神助——“戰勣”如此輝煌彪炳﹐此君一定會被全球賭場列入重點防範的名單。他的名字的確眾所週知——藍甫﹐廈門市原副市長。遠華案剛剛浮出水面﹐中央專案組進駐廈門﹐做賊心虛的藍甫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倉皇出逃澳大利亞﹐一個月後才姍姍歸案。問起藍甫的不明財產和他在境外違紀參賭的情況﹐他大言不慚地列出了上述的“戰勣”清單。
辦案人員把藍甫的這些交代粗略相加﹐着實嚇了一跳﹕幾年之內﹐他通過賭博賺到的錢多達６５萬美元外加３３萬港幣﹗世界各地的賭場幾乎成了藍甫的“搖米機”。
然而一些已經到案﹑曾經陪同藍甫參賭的人﹐他們的供述卻與藍甫的“交代”大相徑庭。廈門某機關工作人員供稱﹐他三次陪藍甫到澳門賭博﹐藍甫一次未贏。另一位公司經理供稱﹐１９９８年他兩次陪藍甫在澳門和澳大利亞賭博﹐藍甫將別人提供的賭資全部輸掉。曾為藍甫提供過賭博籌碼的兩位港商也供稱﹐他們曾陪藍甫到澳門賭博﹐並為他提供賭資﹐沒想到藍甫全部輸掉﹐鎩羽而歸……
原來﹐着力渲染的賭戰風雲﹐不過是貪官藍甫為自己洗錢的一種說辭而已。兩害相權取其輕﹐儘管參賭同樣是違紀行為﹐但如果能夠以此為黑金找到來由﹐洗脫自己要殺頭的受賄罪名﹐違紀也就無足輕重了——這就是藍甫的如意算盤﹗
實際上﹐賭場是最傳統的洗錢場所。早期黑手黨的毒品買賣大都是現金交易﹐錢上通常沾有白粉﹐一旦被警察抓住難以脫罪。黑手黨成員就攜帶現金去賭場換成籌碼﹐一旦輸掉差不多３０％的錢﹐就把剩下的籌碼換回現金﹐順理成章地把臟錢變成“乾淨”的收入。
如今打算通過賭場洗錢的貪官﹐依然大有人在。據業內人士提供的數據﹐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今天﹐來自亞洲的賭客是唯一呈增長趨勢的。這些人大多是利用不正當手段掠奪了大量財富的貪污腐敗分子。在賭城拉斯維加斯﹐來自中國大陸的大佬已取代日本和台灣的豪客成為新貴﹐一夜之間輸掉幾千萬美元的大有人在。據澳門的博彩業統計﹐２００１年﹐中國大陸賭客在澳門輸掉的賭金為２５﹒９億美元﹔中國黃曆新年期間﹐中國大陸的幾名豪賭客一夜之間就在牌桌上輸掉了２０００萬美元。
一般來說﹐人們只注意到這些人在不停地輸錢﹐而不會想到其中還有洗錢的可能。相對於標準洗錢模式中的大量損耗﹐賭場洗錢的風險常常會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一個人拿着１０００萬的籌碼進場﹐輸掉１００萬後離場﹐要求賭場把剩下的９００萬打進他的賬戶﹐他已經為將來可能的追查設置了障礙。試想﹐如果藍甫真的在賭場上贏過巨資﹐他的巨額來源不明的資產就找到了最起碼的掩護。
有關專家指出﹐與現實生活中的賭場相比﹐網上賭場已經成為洗錢的安全天堂﹐對於國際反洗錢戰爭的危害更大。據有關初步估算﹐每年通過數百個賭博網站清洗的“黑錢”數額大約在６０００億至１５０００億美元之間。即使按照這個估算數字的下限﹐也已經相當于西班牙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
這些賭博網站總部大多設在有“逃稅天堂”之稱的加勒比地區。許多網站根本沒有受到政府部門的監管﹐也不遵守國際賭場的游戲規則﹐他們甚至不會查問客戶的身份資料。許多犯罪集團把錢款打進在這些賭博網站開設的賬戶後﹐一般先象征性地賭上一兩次﹐然後就馬上通知網站說﹕“我不想再玩了”﹐要求網站把自己戶頭裡的錢以網站的名義開出一張支票退回來。於是﹐一筆筆數額巨大的“黑錢”便輕而易舉地“洗白”了﹗
如果一個受到懷疑的官員拿出這樣一張支票來說明財產來源﹐我們該怎麼辦﹖這已經是一個十分嚴峻的現實問題﹗
黑金變綠術﹕“海外窗口”的乾坤挪移
貪官們要把黑金洗白﹐更要把黑金洗“綠”——一旦資金流出國外﹐當地政府一般不會有多少積極性對流入的外資刨根問底﹐追究來源。
於是﹐將資金直接留在海外﹐是貪官們找到的洗錢“捷徑”。有的貪官在境外銀行直接建有個人賬戶。一些中資公司在海外賬戶裡非法持有的外匯﹐遠遠高于國家外匯管理部門所掌握的數額。各地在海外的不少“窗口公司”﹐實際上有的就是洗錢通道﹔某些國有企業的海外分支機構﹐已經演變為國內腐敗團伙的洗錢中心。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在美國的國有公司不少虧損﹐但其中有些公司的負責人及其親屬卻在幾年內成了富翁﹐成為“投資移民”。近年來﹐許多中資外貿企業宣佈破產前﹐部份資產和利潤早已被轉移到境外﹐落到私人名下。
由於“山高皇帝遠”﹐缺少嚴格有效的監控﹐一些中資企業海外分支機構的斂財手段近于瘋狂。據稱﹐美國房地產業人士曾經注意到一個可怕的現象﹐中資公司人員為了個人取得巨額回扣或其他好處﹐經常操縱公司以高出市場價２０％至１００％的價格在美國購置房地產或企業﹐甚至明知是一堆垃圾﹐也會買進不少根本無法保值的破敗房地產或瀕臨倒閉的企業。同時﹐美國期貨交易業內人士也反映﹐不少中資企業以巨資投入期貨交易﹐是贏是輸毫不在意﹐因為即使虧損﹐也能以經營虧損向中國的主管部門報賬﹐而個人則可通過期貨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續費。這些黑金只要在當時得到關鍵的“內部人”的默認﹐立馬就能夠“除黑泛白”——當然這樣的“默認”也要付出代價。
大陸的境外投資一直有“碰不攏”的兩本賬。比如﹐截至９０年代中期﹐澳大利亞政府統計中國在澳投資存量為１９﹒５６億澳元﹐約合１４﹒３１億美元﹐而中國的統計數字僅３﹒２６億美元。新加坡政府統計的中國投資企業數為１５０家﹐而中國的統計僅為４８家。美國商務部統計的中國在美投資的企業逾１０００家﹐而中國的統計僅為２１８家。數字相差如此懸殊﹐恐怕不僅僅是統計口徑上的差異﹐而是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在中國的對外投資中﹐有大量投資處于官方管理之外。
近年來國內企業一度掀起對外投資熱潮﹐相當一部份國企的法人代表假借對外投資﹑合資的名義﹐將國有資產轉移到境外﹐再通過各種不可告人的渠道﹐將其變為私人財產。有的國企經營者或管理者在和外資企業及境外企業交易時﹐與外方相互串通﹐低估國有資產價值﹐隱瞞﹑截留境外投資收益﹐把一筆筆綠色的美元注入自己的賬戶。
程三昌﹐是號稱“內陸特區”的河南省改革前沿地區漯河市的市委書記﹐５９歲時被任命為河南省政府設在香港的“窗口公司”——豫港公司的董事長。上任不過一年多﹐他輕而易舉地轉走了公司賬上僅存的幾百萬港元﹐然後在２００１年５月﹐從香港不辭而別﹐攜巨款和情婦定居新西蘭。事後有關部門的調查發現﹐程通過各種途徑轉往國外的資金在１０００萬元以上﹐早在主政漯河期間﹐就開始了資金的“乾坤大挪移”。
黑金綠了會更安全﹐一些貪官其實早就掌握了其中的訣竅。他們不要家裡堆成金山銀山﹐常常要求行賄方直接將黑錢打入海外的個人秘密賬號。
原深圳市計劃局財貿處處長王建業權傾一方﹐１９９３年東窗事發之前﹐他在深圳已經“牛”到上街幾乎可以不必帶錢的程度——因為無論走到哪兒都有人搶着為他付賬。一次王建業請一個內地來的老同學吃飯﹐結賬時酒樓小姐交給他一張名片﹐稱此人已經替他買單了。王建業拿着名片想了半天﹐也想不起來究竟是誰。
許多貪官都經歷過類似“不必帶錢”的“境界”。在國內﹐在他們各自的“地界”﹐錢已經失去了它的真實性﹐他們看重的是海外賬戶上的數字。深圳市某建材公司業務部經理黃某﹐在王建業榮升處長後申請免稅鋼材進口指標﹐王略一點撥﹐黃心領神會﹐３天之內用人民幣２３０多萬元買了４０萬美元﹐匯到了王建業指定的境外賬戶上。短短一年半時間內﹐王建業索賄受賄人民幣６３０多萬元﹐美金７８萬多元﹐完全做到了“日進萬金”﹐成為建國直到１９９３年金額最大的受賄犯。(//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