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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5日訊】對南京914中毒事件,最後中國官方版本是,200多人中毒,38人喪生。雖然這個數字之低人們普遍質疑,但由於中國沒有獨立媒體和調查,誰也無法拿出更準確的數字。但即使這個數字,也是38條人命啊!
南京中毒事件後一個星期之內,中國又發生了數起嚴重中毒事件。據《健康報》和《南方周末》等報道,河北霸洲110名學童食炸雞中毒,廣東和平縣106人食染農藥牛肉中毒;北京日本人學校55人吃盒飯中毒;湖南漢壽縣22名學生吃八寶粥中毒。僅這幾例官方公開報道的中毒人數就達293人,遠超過南京的中毒人數。
中國衛生部主辦的《健康報》統計說,中國每年有10萬人中毒,其中5到7萬人是因鼠藥中毒,很多人像南京下毒的陳正平一樣,是故意用鼠藥殺人。去年12月29日江蘇網報道,南京江浦縣永寧鎮83歲的王老太往30多戶同村鄰居放毒,利用串門機會,往人家米中放“毒鼠強”。被抓獲後她說,因玩牌賭錢輸了,想報復。中國人怎麼會“毒”到這種程度?
其實這些中毒事件,僅是中國整個社會道德淪喪、人心險惡的一個縮影;它是在共產黨摧殘人性的半個世紀統治下,醞釀、發酵的惡果。這裡僅從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及在海外看到的報道,就可看出那個社會已經被毒到多麼可怕的地步。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深圳辦報時,就曾採訪過市工商局查獲的製造假茅台酒的地下工廠。其實所謂“工廠”就是當地漁民村的住戶,屋裡滿地污水,廁所都堆著茅台酒瓶;他們是用殺蟲劑“敵敵畏”配水製的酒,居然還很有茅台味道。自從看到那個“茅台廠”之後,我這個喜歡喝白酒的人,再看到茅台酒,就條件反射想起敵敵畏,嚇得不敢“舉杯邀明月”,戒了茅台。
幾年前一些朋友到我家聚餐,一位剛從北京來的朋友帶來一瓶“酒鬼”。這是近年中國最有名的好酒之一,果然一開蓋就滿屋飄香,朋友們齊聲叫好。那天有十多個人,而只有一瓶“酒鬼”,所以每人只能喝一小杯。最後剩下一些沒喝,因那天有個喜歡酒的蒙古族朋友沒趕到,給他留一口。
過了約兩個星期,我實在忍不住酒癮,就把那剩下的“酒鬼”拿出來,決定“替” 那位朋友喝了。但酒倒出來就感到奇怪,有些白膜在上面,一喝,味道如同酸米湯。按道理酒是越久越醇,稱之“陳年老酒”,這“酒鬼”才打開蓋兩個多星期,就變酸了,哪裡會是真酒?
如果說平民百姓沒權沒勢,活該上當,那麼有權有勢的人就有了保險嗎?前年三月台灣大選時,我受《台北時報》邀請去觀選及寫些評論,選舉結果出來之後,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在家裡請新聞界人士聊天,我也被朋友拉了去。王永慶家做的菜相當講究,可能有高級廚師;當我看到主人拿出的是“酒鬼”,馬上就提到曾喝過假酒。但這位企業家好像很懂酒,信心滿滿地說,他家的酒絕對不會有假的。隨後他就講起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宴請他的往事,說謝非準備的是茅台,可他喝了一口,就告訴謝非,這酒不對勁兒。謝非很認真地說,“我請你王董事長的酒絕不會有假”,但這位台灣企業家也是說一不二的人,堅持說這酒有問題。於是謝非叫人把酒拿去檢查,換了別的酒。後來謝非見到王永慶,給他道了歉,表示那酒確實“有問題”。我聽到這段故事相當感嘆,連堂堂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請客的酒都是假的,這中國還有沒有真酒了?但看到王永慶對假酒這麼警惕,對真酒的識別又那麼在行,我也就放懷暢飲了,因為“酒鬼”實在醇香宜口,兩杯下肚,就真有“天子呼來不上船”之感。那天我喝了四、五杯,觀察到王永慶至少喝了11杯。但回到紐約後,我仍是堅持戒了白酒,不想“舍命陪假酒”。
為了防假,人們可以戒煙戒酒,但卻無法戒食。食物如果有假,那就只有一條路,當南京的中毒冤魂。幾年前,我的一位大學老師來紐約探親,他抱怨中國的米中沙子太多,他的牙都咯壞了。後來1995年6月7日從《北京青年報》看到報道說,吉林省伊通縣糧庫主任領人在廢棄的軍用飛機場上往糧食裡摻沙子,2,700噸玉米,摻了157噸沙子。當接到報告的公安人員來查問時,這位“人大”代表竟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家的糧食,我們願意摻啥就摻啥,摻狗屎你們也管不著。”
而後來中國發生的“毒米”更是駭人聽聞。據去年11月29日《山東日報》報道,濟寧市魚台縣14家大米加工場,把工業用油噴洒到60噸大米中,以提高米的亮度和色澤。這種礦物油可導致腹瀉、昏迷,嚴重影響兒童發育,並可使老人患痴呆癥。
中國報紙上不斷有這類報道,食物、水果等因外層被涂抹了工業油而導致的中毒事件,如濟南用有毒農藥噴灑的西紅柿和葡萄(光澤鮮艷,食後慢性中毒);浙江摻了工業油的“毒瓜子”(又黑又亮,食後嘴臉發麻);湖北和廣東噴灑了礦物油的“毒餅干”(表面極為明亮,一點火就能燒著,冒出黑煙);吉林摻了輕汽油的“毒豆油”(使人慢性致癌)。浙江用化肥尿素提煉的“毒味精”;北京用墨汁染的“毒木耳”……
去年12月23日《燕趙都市報》報道,河北曲周縣槐橋鄉崔志晨家所食用的面粉、香油、豆瓣醬等食物以及飼料中都發現有鼠藥,全家7口人中毒後,兩位老人去世;他家的4頭豬和12只羊也被毒死了。
藥物本來是救死扶傷、人道主義的產物,但中國卻大量出現假藥,更是邪門透頂。1985年我曾在福州採訪過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他是共產黨內相當開明、能幹的一位官員,但後來因為轟動全國的福建晉江假藥案,而被保守派借機整下台。晉江假藥案僅是一個開端,後來中國報紙上不斷有關於假藥的報道。
共產黨的宣傳總是說西方物質豐富但精神空虛,中國貧窮但人們精神充實。但今天看看,中國人充實的是什麼。人性墮落的明顯標誌之一是造假。現在中國是假煙、假酒、假藥、假茶葉、假油條、還有假合同、假護照、假結婚、假學位,假人民幣,無所不假。有一家鎖廠生產的五千把鎖,一把鑰匙全都能打開,都是假鎖。不久前還看到報道說,中國竟查獲了“假雞蛋”,外殼是塑料,蛋黃是染料做的。雞蛋都能造出假的,中國人的造假工藝真是出神入畫了。
中國社會不僅漫天造假,還到處有真殘忍。從報上看到台灣一位女作家從大陸回來寫的遊記說,她親眼看到推銷燙傷藥的人把八、九歲的孩子當眾用燒紅的烙鐵燙,然後涂上“燙傷藥”以示有效。看到那被燙得嚎叫的孩子,嚇得訪客們紛紛解囊,懇求不要燙孩子,藥他們全買。幾天前,一個美國女性在停車場打自己孩子的場面被錄了下來,結果成了美國各大電視的新聞。警方說,這位母親因此最高可被判三年徒刑。但在中國,別說打自己的孩子,當眾用烙鐵燙孩子都無人管。
黑龍江的報紙報道說,一位先鋒派藝術家,在哈爾濱街頭,當眾用大鐵錘一下子砸在一只活蹦亂跳的猴子腦門上,然後把猴子腦漿迸裂、血水橫飛落到地上白布的血點圖,稱之為“行動藝術”。看到這條新聞,讓人想起那個用斧頭砍死妻子的詩人顧城(報道說,顧城砍了妻子一斧頭後,人沒死,在抽搐掙扎之際,顧城又砍了第二斧、第三斧……)。從哈爾濱砸猴子腦門的畫家,到用斧頭砍妻子的詩人,這種“藝術家、文化人”不讓人想起來就脊背發涼嗎?
中國人怎麼會這麼“毒”到這種程度?問題不在人種上,而在於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毒化。同樣是中國人,同樣是中國文化傳統的背景,在香港,在台灣,在海外的中國人社區,都沒有像中國大陸那樣發生那麼多起如此狠、毒的事件。
共產黨的文革,灌輸人們的是暴力和殘忍,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其惡果現在就開始惡性循環﹕在商業大潮的惡性競爭中,人們為了金錢不擇手段,以至親人相殘,真是“殺生宰熟”。更嚴重的是,整個社會價值顛倒,沒有任何道德準則的底線可言。如果你批評那些老百姓,他們會說,你看看當官的,哪個不貪,哪個不佔,哪個不腐敗。上樑不正你就別怪下樑歪。中國官員腐敗到什麼程度?有人說,把中共局級以上官員挨排一個個都槍斃,可能會有冤枉的;但隔一個斃一個,一定會有漏網的。當擁有六千萬共產黨員的執政党可以胡作非為、無法無天(而且永遠當權)時,它的政府還有什麼資格和能力使這個社會的民眾遵紀守法、有基本道德情操?
中國政府最後給南京中毒事件做的結論是個人行為所致,這是事實;但它所反映的本質卻是,共產黨給每個中國人心靈的井水都下了毒,《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是每個中國人長期吃的“有毒早餐”,共產黨給中國放了50多年的毒,毒化了13億人的靈魂!
表面上看,中國轟轟烈烈,經濟在發展,國力在增強。但人的心靈毒素蔓延整個社會的現狀卻是無法回避的;在人類歷史上,即使在資本積累最殘酷的時期,都從未有過類似中國目前這種道德底線徹底崩潰的現象。共產黨把經濟改革稱為“鬆綁”,鬆了點綁中國的經濟就迅速發展(如果壓根不綁,中國人早就會發財致富)。經濟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改變,但一個社會正向的文化、道德水準、社會整體的文明,卻需要幾代人才可能建立起來,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古代學者王陽明曾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共產黨給中國人放的那個“心中賊”,不知道需要多少代人才會“清除”。今天,南京當局把下毒的凶手抓獲了,但中毒事件仍在中國繼續發生著,因為真正的凶手還在逍遙法外,它的名字叫“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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