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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12日訊】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長郝赤勇在CCTV中國報道節目中談到大陸在年內將仿照西方國家施行綠卡和放寬中國公民出境申請制度時說，據不完全統計自1949至1978年內，中國大陸出境人數計21萬，年均僅7000人；自1978至1985年鄧小平打開國門後的7年內出境人數即達35萬人，年均5萬人；而自1985至2000年的15年內，出境人數激增1500多萬，年均100多萬。最近二年中國大陸出境人數更以驚人的速度加倍遞增，如自2000年至2001年的一年內，大陸出境人數竟高達300萬以上，而自2001年至今，中國公民出境的人數更在300萬人的基礎上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遞增。爲此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已在考慮開闢中國公民出入境專用通道來應對這一問題。

打開國門，出境自由，本是一件好事，但對中共這樣一個本性難移的專制獨裁政權來說，即便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被迫將國門稍許開大一些，也要千方百計的趁機對國人加強箝控和限制，從骨頭縫裏榨些油出來。故郝局長在表示要對中國大陸的出入境制度進行所謂“改革”的同時又強調指出：公安部將對犯有刑事罪案的五類人員限制其出境，這五類人員中有一類便是有可能對國家安全帶來危害的人員。

中國政府所指稱的所謂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員，其實是指政治異見人士和地下教會成員，近幾年來又增加了一類新的物件即法輪功學員。

對異議人士、地下教會成員和法輪功學員因其思想、追求自由的宗教信仰和修煉某一類功法而被冠以“危害國家安全”的大帽子限制出境，這在民主國家中幾乎是無法想象的事。臺灣以前在威權政治時期也曾有過對台獨人士限制入境的做法，現在當然早已成昨日黃花，如對臺灣新政府大加韃伐，罵不絕口的馮滬甯、李敖等人現在不但可以自由進出寶島，而且還可以在尚未結束敵對狀態的大陸的媒體上放肆高論，語驚四座。至於香港人民則至今仍在享受著英國殖民主義的遺産，不但可以自由出入境，而且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皆可享受免簽證待遇——除了香港民主派人士沒有進入大陸的自由之外。

其實按中共一貫的“區別對待”，也即把人分爲幾類幾等的政策，就是在限制出境這一問題上也大有文章可做。例如對一些影響較大，活動能力較強，能與警方鬥智鬥勇，突出奇招的民運人士，中共當局一般採取驅趕出境的方法，甚至公開威脅他們趕快去辦赴美簽證，否則就會有牢獄之災等等。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魏京生、王丹、王軍濤等人了，他們都是作爲人權籌碼被中共從牢中直接押上飛機，流放美國的，故所謂出境後會對國家安全帶來危害的說法也就不攻自破了。其第二類則是能在中共的威脅利誘下將功贖罪，出賣同夥的民運人士，他們在警方的淩厲攻勢和長期洗腦下已淪落成了警方的線人，憑他們過去在民運中的資歷和影響，如銜命辦事有時能起到警方臥底所起不到的作用。對這一類或明或暗的線人和准線人，中共當局自然對他們的出境樂觀其成，配合有加，讓他們在海外民運中進一步發揮作用。至於極少數天良未滅，一赴海外便金鼈脫鈎者也自有小辮子抓在中共手裏，自此之後說話、寫文章都底氣不足，有的當了寓公或乾脆隱居起來莫談國事了。至於第三類小打小鬧，有反心無反骨，中共視他們爲魚餌者，以及禦准在某一範圍內可以在網警眼皮底下發表各種反共文章或公開組什麽黨部。什麽道路黨的人，這些人才是中共所謂“限制出境”的物件，其原因當然決不是他們可能對國家安全帶來什麽危害了。

飽受這種“區別對待”限制入境的還有大量流亡在海外的民運人士，他們被中共當局死死的關在國門之外，且限制入境的黑名單逐年遞增。許多偷渡出境者除了能從中國領事館高價買到護照的人之外，凡申請政治庇護和脫團滯留在西方國家的人也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歷年來，中國政府除了允許他們將打工的血汗錢寄給國內的親人，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外，就連奔喪、上墳、探親都得不到允許。這種令人髮指的苛政，在當今世界上除了中國大陸外恐怕只有朝鮮、越南、古巴等極少數共産極權國家了。

在中共治下的中國公民出入境專用通道將通向審查新老反革命份子的現代東廠，中共所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公約等也不過是一疊疊廢紙罷了。說到底，不允許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回國並來去自由，出入境制度再改革也只是中共專制政治的障眼戲法而已。

真正的出入境自由其實很簡單，哪怕你堅持要戴著“三個代表”的假面具，走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也罷，在出入境制度上只要比照港、澳、台即可。因爲按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口頭禪謂：“只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什麽都可以談。”那麽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大陸的出入境制度爲什麽就不能同港、澳、台一樣？這“一個中國的原則”到底是真原則還是準備對臺灣買主權的櫝，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珠，豈非令世人一目了然了嗎？

二00二年九月十日於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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