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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10日訊】中國歷史上，凡是繁榮昌盛的年代，良好的社會風气盛行，勞動生活井然有序，可謂國泰民安；凡是朝綱腐敗，國弱民窮的年代，社會道德淪喪，在民怨沸騰中，百姓揭竿而起，暴力革命就會產生。
貧窮是社會倫理道德淪喪和社會犯罪的根源。西漢時期的賈誼說：「《管子》曰：“倉麋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末之嘗聞。」這本來是一种社會狀態的正常反應，可如今在共產党專制統治下的中國，卻有悖常理：貧窮時的社會現象好似中國古代富裕時的社會，而富裕時的社會倒好似中國古代貧窮時的社會。
*一位學者描繪的「人間樂園」
「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的中國，在某种意義上已經實現和體現了我們民族百年來的許多理想，當時中國洗刷了它在近代所遭遇的民族屈辱。在社會面貌和風气上，一度頗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气象；民心昂揚、團結而振奮。我不能忘記，當時的中國總體形象曠傲而崇高，民風雖愚魯卻敦厚，思想雖幼稚卻赤誠，國家雖貧困卻有恥有格巴自有其庄嚴神圣偉大的气象。」(何新《孤獨与挑戰》第一部)
何新先生所說的這段歷史，也是我親身感受到的，但我不能完全苟同。因為我所經歷的所謂「路不拾遺」，是路上沒什麼可撿的。我的确想撿點吃的，當然撿到錢也行。因為我太飢餓了，野案都挖光了，樹皮都剝光了，在馬路邊看到有雞蛋皮，我都拾起來舔一舔。人都虛弱的走不動路，如何路上「拾遺」去，大家都一無所有，又有誰能遺下什麼？所謂「曠效而崇高」，大概是指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在水深火熱之中，美國人民過著豬狗不如的悲慘生活，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成為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這种「曠傲而崇高」值得吹噓嗎？
那段中國人民過的所謂「幸福生活」，我已經領略過。但那种「庄嚴神圣偉大的气象」，我從來沒有怀念，我只有憤怒。如果誰還想念這种生活，應該移民到北韓，那里還正處在「庄嚴神圣偉大的气象」中。
*中國人為什麼道德淪喪
其實說中國人民「愚魯」，直說就是中國人笨。共產党正是利用人民古風猶存，來欺騙、愚弄人民。中國人民的思想因為「幼稚」而「赤誠」，共產党的洗腦運動一個接一個，個人不允許有思想，自然「赤誠」。當年毛澤東欺騙知識分子，讓他們給共產党提意見，「引蛇出洞」，然後一网打盡；鼓吹大躍進，「放衛星」，神話「畝產万斤」，帶領共產党欺騙全國人民。後來三年飢荒餓死農民三千万，又把責任推給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再以後發生的一個接一個的欺騙，我就不再贅述。整個是非顛倒、指鹿為馬都是共產党的所作所為，而且引導共產党官員帶領人民說謊，民風從此不古，直至現在。
自從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比起毛澤東時代，的确得到了改善。按常理說，人民應該過著安祥平和的生活，中國社會應該步入歷史上「貞觀之治」「康乾盛世」了，應該實現或接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理想社會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應該。「曠傲而崇高」，我們的人民應該「民心昂揚、團結而振奮」了。但事實正相反：
中國經歷了歷史上最殘酷專制暴政的時期﹔
中國經歷著歷史上最腐敗、最黑暗的時期；
中國經歷著歷史上社會倫理道德最淪喪的時期；
中國經歷著歷史上貧富最懸殊、分配制度最不合理的時期。
專制制度可以通過變革，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取而代之，腐敗現象可以通過監督制衡机制來消除﹔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可以通過稅收、反壟斷法和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來解決。惟有社會倫理道德淪喪是最難以治理的。怕就怕共產党所倡導的謊言、不誠信和損人利己的道德觀制度化、民族化，成為像吃飯、喝水一樣的日常習慣，并且改變中國人原有的基因正成為遺傳基因的一部分。那樣，對中華民族是個災難，對整個人類也是個災難。
*道德敗坏之風遠吹世界各地
中華民族的道德淪喪，并非自產自銷，它作為一种中國專制制度生產的產品，伴隨著假貨和假冒偽劣產品，已經遠銷歐美和世界各地，發展下去甚至有可能成為劣等民族而被世界所厭棄。八月五日中國《環球時報》有一篇文章﹐題目是《國人中的害群之馬》，現摘錄一些如下﹕
「最近到東歐小國摩爾多瓦(原為羅馬尼亞東北部地區)出差，听到這樣一件事：一個偷渡的中國人在摩首都基希納烏下了火車，不知身在何處，語言又不通，只得在大街上游蕩。一位善良的摩爾多瓦人知道他是迷路的中國人，便把他帶回家，讓他洗澡吃飯，安排他住下。几天後的一個早上，主人叫那個中國人吃飯時，才發現過客已經离開。一個月後，他家的電話費賬單上出現了上百美元打往中國的長途電話費。在摩
爾多瓦，普通人的月工資僅四十多美元，生活水平還比不上中國，那家人的痛心可以想像。
這樣的事并非第一次。一些企圖從東歐偷渡到西歐的中國人，已在摩爾多瓦聲名狼藉。在基希納烏，出租房屋手續簡單，房客只要交一個月的房租(約一百美元)就可以入住。一些中國人來後，一人租房，多人合住，快到一個月時，撒開了往國內打長途電話，然後拍屁股走人。當地人提起這些事就寒心。
「我想起了几年前大家常說的一個故事。在西方某國鄉下，當地人心地善良，熱情好客。他們通常在家門外放上一個裝上小點心和水果的筐子，路過的行人餓了渴了，就可以停下來吃點喝點再繼續赶路。後來這里來了一群中國人，他們發現了鄉民的習俗，開始時拿著吃，後來乾脆挨家挨戶連筐帶東西一 股腦儿搬回家。從此，當地人的這一風俗不复存在。
「在一些地區，華人成了千夫所指。在某國的一個大城市，華人犯罪竟然占到當地犯罪率的呂多，數字触目惊心。有個國家的官員甚至問：中國怎麼把社會渣滓全都赶到了國外？」
*共党統治敗坏中華民族道德
其實那篇文章完全回避了中國的根本問題。如果僅僅是「害群之馬」，為什麼華人在海外的道德敗坏行為成為普遍現象？這不是「害群之馬」問題，是整個民族道德倫理淪喪的傾向性問題。能夠出國的中國人比起沒有出國的中國人可能道德品質還要好些，中國國內的社會倫理道德敗坏得更是讓人触目惊心。媒體所議論的河南人誠信問題，北京一個村庄發生讓「東北人滾出去」事件，實際上并非河南人、東北人的問題，是整個中國的問題。河南人惹誰了？東北人惹誰了？試問，中國人從清朝到民國，移民到海外的可不是小數目，看看東南亞國家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柬埔寨、泰國，多少華人世代居住、生活、勞動、經商在那里，為什麼在過去沒有發生華人道德和誠信危机？新加坡大部分人是華人，整個新加坡發生道德和誠信危机了嗎？台灣人是中國人，為什麼在台灣的中國人沒有發生社會道德和誠信危机？可以肯定說，文章中所講的是在中國共產党專制統治下發生的事情，是共產党制造了中華民族道德問題，誠信問題。
毛澤東要改變歷史，要改變中國的人性，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他不允許人民講真話，誰講真話就抓誰，他帶頭講假話，還要鼓動全國人民跟他一起講假話；他要中國人民与傳統的道德觀念徹底決裂，他要「評法批儒」，他讓人民學雷鋒，都成為听話的奴才。鄧小平、江澤民要讓共產党官僚這部分人先富起來，通過權力掠奪國家資源和剝削人民，制造社會兩極分化，制造社會不平等。中國人民失去了傳統倫理道德，只剩下共產党倡導的不道德不誠信，人們只崇拜權力和金錢，「道德」這兩個字已經從人們的腦子里被剔除掉了。
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戰戰兢兢講了一些農村的真實情況，我們的青天大老爺朱總理也作了批示。但是會怎麼樣呢？在李昌平所在地區，他成了共產党官員的敵人，省里某領導憤然說：「監利怎麼搞這种人當書記！」有些上級官員指責他是「監利不穩定的核心」。其實哪個官員不罵他「傻帽」「神經病」呢！誰能解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其危險」的問題呢？靠共產党「清官」嗎？
顛倒的中國社會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危害是長久的，共產党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當以後的中國進入民主法制社會後，共產党統治中國的歷史將會成為中國人民最寶貴的教材。它會告訴人們，誰是戕害中國人民思想的罪魁，誰是造成社會道德敗坏的根源。(九月爭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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