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中南海日記--中共兩代王儲的隕落 》

吳稼祥:轉型期中國的一份“病歷”

吳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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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8日訊】

一、“老人”、“瘋人”和“病人”

雖然心裏不承認,但梁任公也難否認,他那個時代的中國是個“老人”。“老大嫁作商人婦”,可見還是個老婦人。老得幾乎什麽事都做不了,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等死(“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少年中國說》)。

沒有被所謂“三年自然灾害”餓死的人大概都有親身體驗,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個“瘋人”。當年那個中國老婦,或許嫁了個洋商人,弄到一副巴黎特産、莫斯科轉銷的特效革命牌返老還童藥。一劑猛藥下去,“新中國”,或者說,“少年中國”,更有中國特色地說,是“紅衛兵中國”誕生了。遺憾的是,實際上誕生的不過是個“天山童姥”。老婦聊作少年狂,狂久了,很難不瘋。

也許是癲狂消耗了過多的能量和體力,也許是治療瘋病的精神藥物産生了副作用,後毛澤東的中國病了。換句話說,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是個“病人”。什麽病?兩大病症:一是左右搖擺症,二是“皇儲”難産症。

說到搖擺病,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有體會:今天爲四五平反,明天撤西單民主墻;今天呼籲科學的春天,明天搞思想戰綫座談;上午眉飛色舞,闊論解放思想,下午聲色俱厲,疾言堅持什麽原則;上周還號召改革開放膽子再大一些,本周就宣布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手軟;春天裏百花香,政治體制改革的高調唱了又唱,秋季裏衆芳歇,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反再反……

至于難産病,有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皇儲死嬰”作證。現在說“第三代領導核心”,這顯然在暗示,都當過總書記的胡、趙兩人,都不算代,入不了廟堂,享不了廟號。因爲他們當總書記時,“班”(可讀作“玉璽”)還在太宗鄧天子手裏,他們沒有接著。

搖擺症是新疾,難産症可是舊病。毛澤東只左不右,從不搖擺,很象一隻向左邊追咬自己尾巴的狗,原地打轉轉,永遠追不著,于是,它認爲,那尾巴是一個遠大理想,值得終身爲之奮鬥。但搞得他心力交瘁的,還是皇儲難産症,從劉少奇,到林彪;從鄧小平到華國鋒,個個難産。仿佛他“生”下“太子”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掐死。等到他老得病得連“太子”那軟嫩的脖子都掐不動時,“太子”就存活下來了。可見,那存活下來的“皇儲”,不是因爲他脖子硬,只是因爲老皇帝指力衰,沒有什麽好牛氣的。皇儲難産症,是中共王朝的遺産性疾病,代代難免,時至今日,仍然無藥可治。

1986年3月,我從中共中央宣傳部調入總書記胡耀邦設立的書記處辦公室工作(該機構在胡耀邦下臺後改爲中央辦公廳調研室),親眼目睹了胡耀邦和趙紫陽被“掐死”的整個過程;而這時,左右搖擺症也發作得特別厲害,整個中國象患了瘧疾一樣,忽冷忽熱,有時伴隨著痙攣和抽風。我以日記的形式對這些發病過程作了簡要記錄,整理成這本書。它起自1986年3月25日,止于1987年8月18日。讀者可以把它當作那個時代的“病歷”來讀,也可以把它當作“六.四”的病因來讀。讀完這本書,你或許不同意我的診斷,但你不能否認一個基本判斷:中國有病。“人有病,天知否?”

二、病因動力學

這本書的“主人公”(如果日記也有主人公的話)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陳雲和鄧力群。前三者構成了那個時代衆所周知的“鄧胡趙體制”,後兩人結成的是難爲外人道的“陳鄧聯盟”。前者是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的主發動機,後者是那個時代抱殘守缺的核心堡壘。前者是在朝的執政派,是主流派別,後者是在朝的反對派,是异見分子。這兩派之間的較量、妥協、再較量,再妥協,直到“鄧胡趙體制”完全崩潰,直到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死一囚,是鄧小平王朝宮廷故事的主綫索。

但是如果沒有兩條副綫,就不能理解,爲什麽執政派沒有鬥得過反對派,主流派輸給了异見分子?爲什麽鄧小平派別完了,鄧本人沒有完,仍然是中共的第二代教主?爲什麽給胡耀邦和趙紫陽最後一擊的,居然是他們的導師和主帥鄧小平自己?還不能理解,爲什麽會有學潮,而學潮爲什麽總能引發上層政治地震?爲什麽1986、1989兩次大學潮,結局都是兩任總書記下臺?

這兩條副綫,一條是鄧小平和他的接班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另一條是改革釋放的民意在中國政治生活中開始扮演重要角色。先說第二條副綫。如果用極其簡化的框架來分析當時中國的政治光譜,可以說,陳鄧聯盟是左派,鄧胡趙體制是右派(左右的概念均按中國新傳統政治思維方式來理解)。而在鄧胡趙三個人中,胡在人道主義方面更右一點,趙在西方體制方面更右一點,鄧則靠中間一些,有時還左右搖擺。

但是,如果引入被改革開放釋放的主流民意,則無論胡還是趙,都不够右了。當時中國主要有兩個民意表達渠道,一是媒體,而是街頭。媒體民意體現的是知識精英的意見,他們呼籲人道主義,要求精神寬容。街頭民意主要是上街游行的大學生的訴求,他們向往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特別反感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街頭民意表達的高潮就是兩次大學潮。

民意肯定是對陳鄧聯盟的致命挑戰,但對鄧胡趙,則既是挑戰,也是支援,更可能是呼籲。因此,對民意,陳鄧聯盟利用他們掌握的意識形態手段,格殺勿論;而鄧胡趙,各人的感受不同。鄧小平感受到的主要是挑戰,因爲他與胡趙相比,更偏中間一點;胡趙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呼籲和支援,因爲按照他們的本性,如果不是陳鄧聯盟的制約,他們的改革開放原本可以放得更開一些。這樣,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鄧與胡趙的共同點多;而在如何對待民意的問題上,鄧小平與陳鄧聯盟有比較接近的立場和利益。

這就涉及到上文牽出頭來的第一副綫,即鄧與他的接班人之間的微妙關係。接班問題是世界上所有非君主非民主的獨裁政體的致命問題,毛澤東晚年的折騰,與他不放心任何一個接班人有很大關係。鄧小平與他相比,有很大進步。他實行權威雙軌制,實際權威一軌,名義權威一軌,自己執掌實際權威,將名義權威讓給他選定的接班人,先是胡耀邦,繼之趙紫陽。他希望在他生前將實際權威幷給接班人,自己完全退出政壇和歷史舞臺。他想把權力交接班問題,提前到生前解决,避免死後政治動蕩。但他自己解决不了的是這個政體的頑症:第一把手或稱“僭主”的安全饑渴症,他也不難幸免。

僭主操心的安全有兩個方面,一是生前的權力和生命安全,二是身後的遺體、子女和“廟號”安全。他最擔心的是生前被他的副手兼接班人搞下臺,也擔心他死後自己的接班人背叛自己的思想和政策,鞭尸貶名,子女遭殃。因此,他對自己的接班人的聲望、思想以及對自己的忠誠度極其敏感。當民意呼籲人道主義、精神寬容和自由民主時,鄧小平就非常關心胡趙對民意的態度。如果他們支援民意,他們的民望會上升,而對自己的忠誠度會下降,他因此感動不安全。他會覺得,他們如果不在他生前取政治領袖權力而代之,也會在他身後取精神領袖地位而代之。

這樣,鄧小平只能閉一隻眼睛睡覺,胡趙也只能閉一隻眼睛睡覺,因爲他們都要對付可能來自兩個方面的打擊:鄧要警惕來自左的方面陳鄧聯盟的打擊,還要警惕來自右的方面胡趙與民意聯盟的威脅。所以,他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而胡趙既要警惕陳鄧聯盟的打擊,還要警惕來自他們統帥部的內部打擊。鄧小平打擊左時,有胡趙與之聯盟;打擊右時,有陳鄧爲之奔趨,所以他能左右逢源,同時,也造成了鄧時代的左右搖擺症。

胡趙被陳鄧打擊時,鄧小平可能相救,被鄧小平本人打擊時,就沒有人能救他們了,因爲他們幾乎不可能在思想和政治上與陳鄧集團結盟。這就是他們的悲劇來源。他們必須兩綫作戰,必須橫著站,但他們,尤其是胡耀邦常常意識不到這一點,他總是背對著鄧小平,向前衝鋒,結果,他的致命傷都在背上,如果不是鄧本人打的,便是別人借鄧的手打的。

鄧小平出手的時機,往往是民意高漲,幷且明顯敵視他的時候。陳鄧聯盟注意到這一點,幷且發現了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動力學:他們越左,越反動,反抗他們的民意就會越高漲;民意越高漲,鄧小平就越可能與他們結盟,親手刺殺自己的接班人。而鄧每刺殺一次,他自己的胸口也會流血,他的力量也會耗光,因爲接班人難産。

這就是他們堅持反動的政治策略,這就是當時中國政治的最大病症:反動有利可圖。左派堅持反動刺激學潮,改革派的領軍人物鄧小平在學潮和反動陣營之間,與反動陣營臨時結盟,猜忌甚至抛弃自己的接班人,是這本書要講的故事,也是胡趙悲劇和六四悲劇的根源。

三、道與謀

這麽說,是否意味著中共兩代皇儲的悲劇是難以避免的?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歷史很難假設,但我還是願意冒一個險:假如胡耀邦和趙紫陽更精通一點所謂政治權謀,他們面對的可能是另一種結局。

粗略地說,在本書5個主人公裏,胡耀邦是共產黨的良心,趙紫陽是共產黨的頭腦,鄧力群是共產黨的手段。胡耀邦富有人道主義精神,同情弱者和平民,對醜惡現象和官場腐敗有難以自持的義憤。趙紫陽擅長經濟决策,思路清晰,頭腦冷靜,欣賞西方制度。而鄧力群則堪稱權謀大師,在越級提拔幹部以培養死黨、專門起用壞人以斷其退路、讓忠順者得到一切讓“叛徒”走投無路等權謀方面,當世無人能比。江澤民先生後來只試用了其中一兩招,已經獲益非淺。只可惜改革派有道無謀,保守派有謀無道。這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到的中國的不幸。道與謀沒有統一在一個人身上。

但有一個人是例外,那就是鄧小平。鄧小平是有良心的,雖然不如胡耀邦的良心那樣動人,否則他不會撥亂反正;鄧小平是有頭腦的,雖然不象趙紫陽的頭腦那樣西方化,否則他不會發動改革;鄧小平是有權謀的,雖然不如鄧力群的權謀那樣等而下之,否則他不能與陳雲集團周旋那樣久。正因爲此,在本書的5個主人公裏,唯有他立于不敗之地。在中國歷史上,非道謀兼具,不能成千秋偉業。有道無謀者危矣,常身首异處,但能流芳百世;有謀無道者耻矣,雖享盡榮華,却留萬世駡名。

有一件事可以對比一下鄧小平和胡耀邦各自在政治上的功力。1986年9月中旬,耀邦向小平彙報即將召開的六中全會情况,耀邦對小平說:“會上有可能挑明,可能有人發難。”這有人,當然是指陳鄧集團的人。小平回答說:“挑明好,表决嘛。”决議經過幾天討論修改後,9月28日召開六中全會全體會議,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趙紫陽等都坐在主席臺上。胡耀邦主持會議,問與會者有沒有新的意見。問了兩遍後,陸定一和萬里先後發言,主張從决議稿中删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而楊尚昆、餘秋裏和薄一波馬上發言,反對删除這句話。接著鄧小平作長篇發言,說這個提法不僅現在要保留,將來二、三十都要保留。李先念、陳雲跟著講話,堅定表示要保留反自由化的提法。

從事情的來龍去脉看,似乎是鄧小平玩弄了胡耀邦,因爲他告訴胡不怕挑明,要表决,結果他自己却站在了胡耀邦的對立面。但細一想,第一,鄧說要挑明是不是取消“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這個提法是鄧提出來的,他能打自己的耳光嗎?鄧所謂的挑明,更多的是防止陳雲和鄧力群往决議裏塞自己的私貨,反對改革;第二,挑明的時機,是不是要在大會上,是不是要在鄧小平和陳雲都在場的時候?這時候挑明,如果大多數老同志不同意,鄧小平就上了梁山。果然,第一個跳出來的,就是楊尚昆,他最能揣摩鄧的意思。他作爲鄧當時的第一心腹,反對取消反自由化提法,擺明瞭是要犧牲胡耀邦,保鄧小平。鄧小平在陳雲、李先念發言之前,搶先講話,表明態度,體現了他把握時機,爭取主動的功力。如果陳雲先說了話,鄧就失去了主動權,同時就失去了對全局的控制權。

胡耀邦是個好人,但確實不能說是一個老練的政治家,他可能永遠也老練不起來,那不是他的信仰。在他賦閑後,有個晚輩勸他讀讀《資治通鑒》之類的書,他憤怒地拒絕了,說他永遠不讀那種東西。他不拉幫結派,也不保護自己的人,眼睜睜地看著鄧力群對他玩清君側。他謙虛謹慎,不固執己見,但在政治决策上也不够强硬,他今天向全國發文免鄧力群的職,明天就在陳雲的質問下又發文收回成命。事情很簡單,你不硬,鄧小平就暴露在對手的火力之下,就象嘴唇短了,牙齒就暴露給寒風一樣。這不能不說是鄧小平最後放弃他的另一個原因。我們都愛胡耀邦,正因爲愛,他常常讓人爲他捏一把汗。

瞿秋白在就義前寫下了一篇肺腑之言:《多餘的話》。他在文中寫道:“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臺上混了好些年。”胡耀邦和瞿秋白在某一點上有共同之處,他們都是才子。才子型的人,是不適合搞政治的。他們太多愁善感,重審美感,輕勝負心,有才情,不實用。但人類幸虧有這樣一些誤入歧途的政治家文人,使政治尚可讓人忍受,有時還有些美感。歷史上有兩種人,一種人是道德楷模,另一種人是成功典範;前一種人是天上的白雲,後一種人是河上的橋梁;沒有白雲,人間便沒有了精神的旗幟,沒有橋梁,社會便不能正常運行。

胡耀邦是天上的白雲,人間的污點够不著他。

2002年8月20日與美國華府 (8/23/2002 1:20)

--原載《觀察》本文網址://observechina.net/info/da.asp?ID=18330&ad=8/2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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