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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0日訊】江澤民先生能夠用中英兩种語言背誦美國《獨立宣言》，和林肯總統著名的蓋底斯堡演說，給美國朝野留下了深刻印象。托馬斯杰弗遜兩百多年前寫下的”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及林肯總統所說的政府乃”民享、民治、民有”的理念，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真誠地相信，江澤民先生年輕時代就能背誦這樣的經典名篇不是偶然的。在他出訪美國，要向美國人民證明我們中國人也有和他們的建國先賢同樣美好理想的時候，一定認真重溫過杰弗遜總統和林肯總統的不朽之作。我宁愿相信，江澤民先生在向美國的議員們背誦的時候，不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他完全懂得，為什么它們不朽。他完全知道，歷史會怎樣書寫一個政治人物。

今天，我要送給江澤民先生一件禮物，那就是美國的建國之父，美國獨立戰爭的總司令，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告別演說》。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聯邦制的、實行憲政民主的大國。喬治華盛頓是世界上第一個完全經過民主選舉而任職的大國總統。當他就任總統的時候，眾望所歸，他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的全票當選的總統。當年的美國，百廢待興。聯邦主義者和反聯邦主義者在治國方略上針鋒相對，華盛頓總統是唯一能夠”擺平”兩派，”鎮住”國家的人。經過一次連任，華盛頓總統在八年任期中，為初生的美國成功地构建了民主、法治和共和的制度。1796年，當又一次大選即將來到的時候，華盛頓總統給當地報紙親自投稿，這是一封給美國人民的公開信。在信里，華盛頓總統明确表示他拒絕參与下一任總統的競選。他要退休還鄉，安度余生。這就是聞名后世的華盛頓總統告別演說。

論功勞，華盛頓總統是那個時代無与倫比勞苦功高第一人。論道德操守，華盛頓總統几乎是無可挑剔，經得起后人兩百多年審視的目光。論政績，華盛頓總統的八年，成功地為美國打下了日后世界第一強國的制度性基礎。論1796年的形勢，內政外交仍然千頭万緒，尤其是對英法的外交態勢，和國內兩派的分歧對立，特別需要一位所有人都信服的總統。華盛頓仍然是唯一可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國家仍然需要華盛頓。人民仍然擁護華盛頓。可是，華盛頓總統毅然告別了。為什么？

偉大的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平時是很難看出來的。只有到某种關鍵時刻，才會真金泥沙，一目了然。華盛頓總統确實是人類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偉大政治家，因為他有歷史感，有歷史眼光。他懂得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前人，從而理解自己和自己這一代人在歷史舞台上演出著怎樣空前壯觀的戲劇；他懂得用后人的歷史眼光來看待自己，從而知道自己和自己這一代人，只不過是美利堅合眾國偉大歷史上承前啟后的一環，這一環的真正重要的歷史意義是什么。他能夠站在人類歷史的高處，看到歷史對他此刻的企盼是什么。

華盛頓總統离開了總統辦公室，回到了波托馬克河邊的家里，只帶走了辦公室里他坐慣了的一把椅子。但是，他的告別，他在1796年9月17日發表的告別演說，為美國的制度建設作出了最后、卻是最重要的貢獻：第一次按照憲法文本規定的程序，通過選舉，實行國家行政權力的和平轉移。從此，開創了美國兩百多年政權和平交接的歷史。即使是在世界大戰期間，戰壕里的士兵們照樣投票參加選舉，沒有一次大選發生過政局動蕩。誰說美國如今的強大出于偶然僥幸？試看人類歷史上，曾有几個華盛頓總統這樣真正偉大的政治家！

今天，江澤民先生也被歷史推到了同樣重要、同樣微妙的時刻。政客在這樣的時刻低頭盤算，看到的是權力和利益，是身前身后事；政治家在這樣的時刻高瞻遠矚，看到的是歷史對自己必然的定位。這种定位，不以自己今日之權勢為轉移，取決于政治人物為歷史做了什么，開創了什么先例，留下了什么遺產。

在大陸的中國人，推翻帝制已經九十年，卻一直沒有解決政權的交接問題。政權交接缺乏公認的有道德基礎的游戲規則，每次交接就都逃不出政局動蕩的危机。這种動蕩，勞民傷財，不僅造成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破坏，而且一次一次地毀坏政治游戲規則，殃及社會道德，后患無窮，越來越嚴重。整整一個世紀，中國人在現代化道路上踉踉蹌蹌，進一步退兩步，皆因制度建設之慘敗。而制度建設的不成功，首推政權交接之無規矩。這一點，如今中國人比之帝制時代還不如。

過去的半個世紀，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政權交接最惡劣的歷史。這种交接方式，其禍害到了令人不堪回首的地步。毛澤東最后几年重病中的堅持，把中國拖到了”崩潰的邊緣”，更不談無數個人和家庭的毀滅；鄧小平的退而不休，釀成了十三年前的慘案。劉少奇、林彪、王洪文、華國鋒、趙紫陽，這一系列的”接班人”，沒有制度層面的游戲規則，全部以悲劇告終，一次次地使國家大傷元气。

我們中華民族，難道就沒有起碼的道德和智慧，來打破百年來政權交接的詭秘了嗎？今天，江澤民先生就站在這樣的時間點上。我慎重地把華盛頓總統的《告別演說》送給江先生作為禮物。此刻，是江澤民先生最后一次對國家對民族對歷史有所作為的机會，也是江澤民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這樣的机會。江澤民先生是鄧小平”欽定”的接班人，但是這并不是說江澤民先生一定能對歷史有所作為。命運讓江先生有了”机會”，卻并不保證江先生一定有”作為”。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不僅要有聰明智慧，還要有道德勇气，有華盛頓總統那樣的歷史眼光。

由中共中央正式決議的鄧小平”垂帘听政”，以及似有似無的”隔代欽定”，表明了鄧小平式的實用主義政治謀略之窮途末路，表明了現有政治制度在政權交接這一”技術性”關節上的荒唐和無能。對這一點，江澤民先生其實應該是最有體會的人。歷史給了江澤民先生為國家民族作出最大的不朽貢獻的机會，那就是用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為國家的制度開創一個建設性的先例，打破政權交接的惡性循環重复。

可惜的是，江先生執政前几年，并沒有看到這一點。他象他的前任們一樣，把鞏固權力放在首位。1999年的國慶大閱兵，表明江澤民先生已經鞏固了政治地位，達到了權力的巔峰。那場虛張聲勢的大閱兵，會作為后任們的一种教訓消失在歷史長河里。在當初，有人從這場閱兵中看到了權力的成功，另有人看到了高位權勢的恐懼和危机，我卻從中看到了江澤民先生的迷惘和糊涂。他在權力的鞏固中，不再能看到歷史給權力定下的宿命：它的暫時性。毛澤東在1966年不會想到自己總有一天也要死的；江澤民在1999年沒有想到自己總有一天也要下台的。

鎮壓法輪功，三講三代表，也許，江澤民先生主觀上是想有所作為的，是想利國利民的，是想名垂青史的，權力卻讓他糊涂到失去常識的地步。他本來是可以在當今世界潮流的推動下，為國家的開明、進步作出一些制度建設性的貢獻的，他有的是机會象蔣經國先生那樣，拿自己的權勢開刀，為歷史留下一些真正有光彩的東西。可惜，他的一個個重大決定卻是在原有的老路上，和世界進步潮流背道而駛。難道他看不出，這三講三代表，將會很快消失在歷史的風吹雨打之中，痕跡不留；難道他不知道，這鎮壓法輪功，是早晚要平反的，歷史將記住的是，那一意孤行鎮壓民間信仰的罪魁。

江澤民先生正在一點點失去歷史的机遇，進入人類歷史上無數卑下政客的隊伍。

現在，十六大以前，江澤民到了只有一個最后机會的時刻了。在這最后的時刻，為這個國家的政權交接開一個具有制度建設意義的先例：到時候了，告別吧。讓這個國家有一种成文制度，按照一种公平的程序，產生未來的國家管理者。如果你擔心未來的政權清算你的罪錯，那么在告別以前自己動手清算吧。為法輪功平反，為遭受不公正的所有人平反，确立一部中國人的權力法案；在制度上确立權力的制衡，為長期的防止腐敗、懲治腐敗提供制度保證。時間不多了，這是江澤民先生最后的一次机會了。

為此，我給江澤民先生這個禮物。

江澤民先生，告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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