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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4日訊】遠東經濟評論記者大衛墨菲 （David Murphy）2002年8月7日于北京發回文章，指出愛滋病毒（HIV）和愛滋病正在中國迅速傳播。報導同時指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根本就不把這（中國面臨被艾滋病吞噬的危險）當回事﹐整部國家机器正被全力用來吹捧他的“三代表”理論﹐和發動全民攻擊法輪功。

文章寫道：趙麗陽（音）是百万人中的一個。她面對一個搖搖擺擺的手持攝影机，一邊在寒冬里瑟瑟發抖，一邊講述她村庄里的病災。東關村在位于北京南部大約五百英里的河南省。在她簡陋的房間里，她身邊還坐著其它攜有愛滋病毒和愛滋病的村民。“我們死了也無所謂，但是我們的孩子怎么辦？”趙淚流滿面地懇求著。在這個省像她一樣的人多達一百万。

講述趙的故事的錄像是一篇非常有力的新聞作品。在別的國家它將是得獎作品。在中國，李丹，這名勇敢的社會活動家，卻冒了被騷擾和逮捕的危險，年初從北京來此拍攝這個記錄片。

他的目的是對外公布中國愛滋病患者的悲慘處境。大多數患者生活在農村，在血漿收購交易中心被感染。這類中心和政府部門有關。這個錄像是極不可能在任何一家中國電視上播放的，這本身就充份顯示出國家是怎樣看待愛滋病毒和愛滋病。但是聯合國已估計到2010年，中國將有一千万人感染愛滋病毒和愛滋病，北京是該向這個問題開戰了。

聯合國在6月份公布了一篇題為“愛滋病毒/愛滋病─中國的頭號危險”的詛咒般報告，敲響了中國即將面臨的災難的警報。報告宣稱，“中國正處在一場災難的邊緣，這場災難將導致不可想象的人禍，經濟崩潰和社會瓦解。”這种預示世界末日般的言論源自醫學專家的懮慮，目前還局限在農村，靜脈吸毒者和賣淫人口中的傳染病眼看著就要向整個人口傳播。一旦發生，要控制傳播是根本不可能的。

愛滋病現在是世界上第四大殺手，并且，据衛生部的統計顯示，去年上半年中國的愛滋病毒感染上升了67.4%，北京等不了一個奇跡性的疫苗出現。即使最樂觀的預測也認為這樣的疫苗至少要等5年；目前抵抗這個疾病的唯一辦法是預防。

要确保聯合國所預言的災變不發生，一切都在中國政府手中。要做的第一步是全面發揮它的宣傳工具的作用，這個宣傳工具象一台巨大的机器覆蓋廣闊的國土并滲透到几乎每一個社會角落。

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机构研究院從事中國愛滋病研究的研究員瓊考夫曼（Joan Kaufman）說：“他們有能力通過計划生育部門和和宣傳机构進行公共教育。他們也要讓媒體參与這個公共教育。有許多事情可以很快就進行。”

目前，這部机器正被全力用來吹捧江澤民最新的“三代表”政治理論。這套理論是擴大共產党統治造勢的一部份，盡管老百姓對此毫無興趣，但面對電台和電視節目，報紙社論和文章及在農村的宣傳海報的狂轟濫炸，他們別無選擇。

在中國的城鎮和鄉村的6千万共產党員和上千万的政府公務員被迫學習 “三代表”。中央干部從北京下放到各省指示當地官員如何實施江的理論。

從更大范圍來說，龐大的國家資源被投入（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運動中。全國所有的党員，在校儿童和工厂工人不得不學習法輪功的“邪惡”，國家媒體上下一致叫囂要鏟除法輪功。

專家們說，面對愛滋病毒/愛滋病的危險，政府卻不花任何力气去提醒老百姓。考夫曼說，“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根本就不把這（中國面臨被艾滋病吞噬的危險）當回事。他們只是想利用宣傳机器發動全民攻擊法輪功。”

最具諷刺的是，錄像中的中國河南艾滋村的村民告訴記者說，當地政府為了壓制他們對外界媒體講述艾滋病真相，就恐嚇他們，捏造說他們是法輪功學員。

東關村一個攜帶愛滋病毒的農民告訴記者說：“他們（江澤民政府）不給我們錢，不給醫藥，甚至連一個道歉都沒有。”他上個月到北京尋求幫助。他說他第一次賣血是在1995年，政府官員在當地電視上作的廣告征血。

當法輪功在（江澤民）政府的鎮壓下轉入地下，愛滋病卻正向全國蔓延。這個流行病正在占据高風險的群體。根据聯合國報導，在云南省的許多城市里愛滋病毒感染率在靜脈吸毒者中高達80%，在廣西和其它地區的賣淫人口中正在快速增長。英國一家健康人口的顧問公司FUTURES GROUP最近發表報告說，如果中國政府能盡快采取措施制止艾滋病的蔓延，那么在2012年之前，就可將中國艾滋病患者的死亡人數從一千二百万遽減到兩百万。然而北京似乎不愿意面對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根据官方的估計，有八十五万人感染愛滋病毒/愛滋病。熟悉這個流行病的外國人和不在政府中的醫藥專家認為實際數字更高，但是沒人真正知道有多高。一名退休醫生高耀洁，几乎是只身一人揭開了河南（愛滋病）黑幕，相信光在河南省就有一百万人被感染。

在抵制愛滋病毒/愛滋病的運動中，從最高層開始，（江澤民）政府完全沒有起到領導作用。然而，它完全是有能力發起一個全國范圍的運動來堵住病毒的傳播。象泰國，烏干達和塞內加爾這樣的國家已經顯示，針對高風險群體和一般群眾進行大量的教育能夠阻止愛滋病的擴展。

与其他大多數被愛滋病毒/愛滋病所累的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相比，中國政府有充份的力量。北京愛滋行動工程（一個致力于提高對愛滋病意識的非政府組織）的協調人万延海說：“政府有的是人力物力。它有上千万名党員，上千万名共青團員和几百万名義務工作者的。”

對愛滋病缺乏認識的程度是惊人的。超過三分之二的中國人不知道這個病是怎么傳播的。据一項國家計划生育委員會進行的調查顯示，几乎五分之一的人甚至從未听說過愛滋病。這項調查結果于上個月在巴塞羅那國際愛滋病會議上發表。有效的老式宣傳–共產党最拿手的東西–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這种無知的局面。對公眾的教育可以通過宣傳和教育网絡以及諸如國家計划生育委員會這些机构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底層。

為防止正在賣淫人口和吸毒者中發生的感染的在民眾中傳播，鎖定高風險群體是至關重要的。這种關注最好由和政府無關的人來實施，因政府對這些群體的處理方式是根本不考慮他們的感受的。但是北京不相信非政府組織（NGO）。你問万（延海）就知道了。他的愛滋病辦公室被警察在7月1日關掉。万無奈地說：“我們政府請出了安全部來非難正在向愛滋病挑戰的人。”

這不只是一個組織權利的問題。中英愛滋病毒/愛滋病防護工程的威廉斯泰瓦特（William Stewart）說：“國際經驗顯示吸毒者，賣淫人口和男同性戀者不相信政府，卻傾向于民間社團。”該工程在中國西南兩個省進行。

在中國有一些變化的跡象。去年宣布的五年計划中，中央政府每年撥出一億人民幣（一千二百万美元）作為預防和治療愛滋病毒/愛滋病和性病的資金。另有九億五千万人民幣被指定用于建造血液收集和供應网絡以保證血液安全。

許多在此領域的政府官員不再反對和非政府組織會談。在新疆有一個針頭交換計划。一個西方外交家說，在云南省本地和國際間的非政府組織正在“相當自由地致力于許多接触和教育項目。”在廣西和其它省份，賣淫者在接受愛滋病毒/愛滋病的教育，而且對海洛因有癮的人進行一項試驗性的美沙酮替代品項目。北京的學校計划開辦一個含愛滋病毒/愛滋病內容的性教育班。

所有這些例子都應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北京應突破被一個聯合國官員稱作是“永久性的試驗計划”，而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愛滋病教育。

如果變化最終會來臨，為什么中國這樣慢地認識這個問題？一部份原因是中國領導人強調當地，地區性和全國的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官員們把迫切的社會問題，包括消退的教育和健康標准，推到一邊以免引起人們對中國現代化努力的不足的注意。另外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是農民──迄今為止的一大部份受害者不能保證享有与城里人一樣的政府關注。

但是不管變化會怎樣來，對已得了愛滋病毒/愛滋病的農民們來講都太晚了。他們一個個地面對鏡頭述說他們怎樣為錢賣血給公司，公司中許多是和本地官員有牽連的。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共產党官員因這個改革時代中國最大的罪行而受懲罰。村民們現在只能等死，完全被當局忽視。

報導河南的愛滋病毒/愛滋病危机不是件易事的。當地官員在這個問題上是極力遮掩。外國記者們在那里被逮捕。去年年底，兩名中央電視台記者在一河南村庄攝影時被發現，而后在逃奔山東邊界時被逮捕。北京學生李丹在一月份獨自來到河南東關村拍攝一部記錄片，以喚起對愛滋病毒/愛滋病的注意。在他回家后不久，北京警察隨即就他的活動對他進行了盤問。對別人說他膽大，他付之一笑，只是說：“人的一生必須有所作為。”他的錄像是不大可能在中國播放，但是他是河南村民們的一個聲音。他說：“在中國有一种思想認為，人窮就沒有价值。那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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