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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9日訊】 特魯西埃：戰術是第一戰斗力
１９５５年出生的特魯西埃比米盧小１１歲，江湖輩分比米盧低，也沒有米盧名气大資歷深，但是他比米盧“正規”和“正經”。特魯西埃是富有文化內涵的法國人，善于思考問題和有的放矢，不喜歡隨心所欲地“耍魔術”和蠻干。他有很好的儀表和口才，關注球員的心理活動甚于他們的生理反應。他從１９９３年起先后在非洲五個國家及當地俱樂部執教，屢屢以弱胜強，被非洲人稱為“白巫師”。他和其他“正宗”法國籍教練一樣，足球理論知識很扎實，社會文化知識也不貧乏。他給日本人帶來了對足球戰略、戰術和技術的全新理解。日本球員評价他說：“他教會我們用腦子分析對手，用戰術信念踢球，任何情況下不要失去戰術信念。”
特魯西埃說：“我不會讓隊員放任自流。我會不厭其煩地給他們講戰術，說服他們依靠戰術來踢球。”特魯西埃在國際足壇上沒有如雷貫耳的名望，在日本的四年里深受批判和抵制，常常与媒體關系緊張。他曾在寓所前与記者口角，惱怒中把１００００日元鈔票塞進記者衣袋，由此受到輿論譴責和日本足協警告。他對法新社記者訴苦說，日本沒有足球文化，日本人怀疑一切，不懂得怎樣欣賞足球，如果我率隊大胜馬爾代夫他們會把我捧上天，如果我沒能戰胜法國他們就會轟我滾蛋，全然不看對手是誰和比賽質量。
文化隔閡反倒促使特魯西埃我行我素。他在一本名為《情注足球》（ＰＡＳＳＩＯＮ）的書里表示，文化的差异、媒體的攻擊讓他心煩意亂，但有一點他什么時候都銘記在心：賽場才是足球教練真正的表演舞台。特魯西埃兼任日本國奧隊教練，窮一年之功調教出一大批少年老成、進步惊人的青年軍，陸續奪得１９９９年世青賽亞軍、２０００年悉尼奧運會８強、黎巴嫩亞洲杯冠軍和去年的洲際杯亞軍，震惊世界，轟動一時。他強行統一了國奧隊和國家隊的技戰術風格，為日本足球的“世界杯工程”及其未來發展培養了堅實的人力資源和戰術理論保障系統。日本球評家感嘆地說，特魯西埃把未來十年的事都給做了，請他來是物超所值。
在關注特魯西埃几年后，我們清楚地感覺到，他比米盧成功的地方在于，使日本足球保持了“戰術穩定和風格連貫的發展”。他的日常訓練科目圍繞三點展開：一，從不疏忽和中斷基礎技術訓練；二，循循善誘或者不惜咆哮訓斥，以使每一個而不是某几個隊員全面接受和領會球隊的戰術思想，誰不明白或執行不力就清理出國家隊；三，堅持与世界級強隊交手，以賽代練，快速積累球隊實戰經驗，哪怕以０比５敗于法國隊險些導致他下課。特魯西埃的“足球哲學”是地道的歐洲思維：在比賽中，戰術因素占六成，個人能力占三成，運气因素只占極小的比重。所以，在敢想敢干、整肅軍紀、強調戰術和深謀遠慮方面，米盧的所作所為遜色于特魯西埃。米盧本人也多次坦承：“日本隊的打法是亞洲最好的。”米盧用兵過分迷信“運气”，賭徒心理強烈，賭得過就成仙，賭不過就拉倒，他常常把球隊實力建立在“非戰術”因素上。
當然，与米盧和希丁克不同，特魯西埃在溫格舉荐下于１９９８年８月就出任日本隊主教練一職，任職時間比兩者要長一倍。再有，身兼兩職的特魯西埃多了張“青年軍”底牌，他對日本青年球員的情況了如指掌，可以隨時根据需要，征調最优秀的新兵入伍。特魯西埃戲言：“如果繼續執教各個國家的國家隊，我將成為第二個博拉椰抰c蒂諾維奇。”這表明他尊重米盧的神奇經歷，同時還暗指，他的訓練理論和方法更适合目前的世界足球發展潮流。
希丁克：打好地基再建大樓
同希丁克對比，米盧的劣勢更為突出。希丁克出生于１９４６年，和米盧是同輩人，在國際足壇享有米盧無法比肩的聲望。他年輕時是荷蘭國腳，從教后不僅擔任過世界勁旅荷蘭國家隊主教練，還執掌過歐洲許多豪門俱樂部教鞭，譬如荷蘭埃因霍溫、西班牙瓦倫西亞、西班牙皇家馬德里等。１９９８年世界杯，希丁克率領荷蘭隊晉級４強，此次又指揮韓國隊一路血戰，連克數支歐洲豪強殺入４強。在世界杯歷史上，同一名教練統率兩支不同的國家隊打進半決賽，這還是第一次。希丁克的大師風采可謂冠蓋群雄。
１８個月前，毛遂自荐的希丁克出任韓國隊主帥。他承諾：“我保證把我的足球知識、執教經驗傳授給韓國隊，并把韓國隊帶到距离世界級水平相當接近的層次。”他果然說到做到。韓國人是個性情孤傲的民族，在足球發展上長期以來閉關自守，國家隊帥位從未對外國人開放過。希丁克的入主在韓國足球史上開了“外帥”執教的先河。和米盧在中國、特魯西埃在日本一樣，他在韓國同樣遭遇到激烈的文化沖突。他說：“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不會退縮。在足球觀念上需要改變的是韓國人而不是我。”希丁克以強人作風要求韓國足協“絕對放權”，他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組建一個由他指定人選的教練班子，他不允許其他人插手球員選拔和戰術制定事務，与什么樣的球隊進行熱身比賽，也必須由他說了算。韓國足協滿足了他獨攬大權的要求。
米盧在中國的執教方式，被郝海東比喻成“拎個包就來了”，意思是米盧像個跑江湖的“皮包公司”。郝的話雖然有點刻薄，但也算是一句真話。希丁克的做法与米盧不同，他帶來了一個完整的高級助手班子，由四名荷蘭專家組成，均非等閑之輩。第一助教皮姆曾任荷蘭費耶諾德隊主教練和埃因霍溫隊技術總監，主要負責對韓國隊員進行基本技術和戰術組合的訓練。第二助教雷蒙曾任荷蘭國家隊助教，主理“體能培訓、監測、調整和管理”。第三助教充當皮姆和雷蒙兩大訓練體系之間的協調者、支援者。還有一人借助于專業電腦軟件等技術設備負責“情報調研”和“技術分析”。簡言之，希丁克是以管理“大公司”的理念、思路、手段進駐韓國隊的，他酷似一個職業經理人或ＣＥＯ，与之相比，米盧确實像一個開小店的個體戶。
米盧雖然也臨時邀請過南斯拉夫人德拉甘短期客串中國隊的體能教練，胡里奧也像是米盧的某种私人助理，但他們不是“臨時工”就是“身份不明”，外界搞不清楚他們的職責和名分。這些人的時隱時現，看上去更像是喜歡呼朋喚友的米盧一時心血來潮，信手“抓公差”。再如，希丁克并不因為自己是“大學教授”，就不去過問韓國隊在基本技術上的ＡＢＣ。韓國隊日常訓練的主要內容，离不開在高對抗中的基本傳接球、射門、鏟球練習。希丁克使人們相信，即便是成年人，只要正确訓練，基本技術也是可以迅速提高的。米盧的“成年球員技術特點已定型，無法改正他們的不良習慣”的觀點，看來經不起嚴格推敲。
還有，在球隊體力耐力的訓練上，米盧的行徑在希丁克面前不僅無顏相對，簡直就是寒磣和出丑。希丁克認為，亞洲球隊（韓國、日本、中國、沙特）的技術水平已達到歐洲一流球隊的７０－８０％，但戰術水平只達到對方的６０％，而體能水平不到對方的５０％。他的觀點与特魯西埃的見解大同小异。希丁克對韓國隊實行的體能訓練可以用艱苦卓絕、可歌可泣來形容，這方面的介紹現在滿大街都是，看后叫人百感交集。人們普遍認為，韓國隊正是憑借壓倒性的體能优勢，保障了自己的技戰術發揮，同時遏止和消解了對手的技戰術优勢，因而獲得了一系列“世界杯大捷”。限于篇幅，也源于回想起中國隊邋里邋遢的“體能訓練”便深感絕望的心情，這方面的對比就不再贅述了。
總之，在几乎相似的時間和條件下，希丁克一針見血地抓住了西瓜，而米盧是黑燈瞎火地撿了粒芝麻。希丁克通過嚴密的計划和嚴整的磨練，將韓國隊帶入一個嶄新的境界，大有“蚕蛹化蝶”的大千气象。把世界杯上的中韓兩隊放在一起比較，即使最擁護米盧的人也得承認：米盧相形見絀。當希丁克以強勁的賽車動力驅使韓國隊在康庄大道上飛馳，“老牛拖破車”的米盧卻撥拉著中國隊在暮色中的鄉間小道上越走越遠，直至走到了失敗滅亡的盡頭。
引言之三：
以成功學“心態、目標、行動”三元法則來檢驗米盧在這屆世界杯上的功過得失，我們發現，他只能獲得略高于１／３的分數。我們檢討失敗，不是為了詆毀失敗者的人格，也不是為了發泄因為失敗而滋生的憤怒和痛苦。說到底，是為了在“米盧廢墟”里尋找一些對中國足球的將來有所啟示的東西。
“態度決定一切”來源于成功學
將“態度決定一切”當作米盧“語錄”是不正确的，此言此論不是他的發明創造，而是他引而用之的一种觀點
如果有人問：中國人最喜歡米盧的什么？
估計很多人會回答：喜歡他的為人善良和風趣樂觀的人生態度。
米盧剛來中國不久我便注意到，他的許多言談舉止是“ＰＭＡ”（積極心態）式的。有一次看報道得知，他隨身揣著本名為“領導者藝術”的書，有空就捧起來閱讀和抄寫。我不知他讀的是“勵志大師”卡耐基版本的《領導人藝術》，還是“成功學”鼻祖拿破侖.希爾博士的《領導者藝術》。后來听到他說出“態度決定一切”等几個成功學方面的專有名詞，還听說他在“十強賽”期間通過播放“勵志影片”來激發球員的心理能量，我猜測，他也許對“成功學”是有所了解的。我在多年前接触和研究過“成功學”，對這門起源于美國的思維科學并不陌生。我覺得從這一角度“評判”米盧能得出一些新的感受。
將“態度決定一切”當作米氏“語錄”，是不正确的。此言此論不是他的發明創造，是他引而用之的一种觀點。在卡耐基、拿破侖概Ⅵ腹B安東尼溼劂奏它言學專家的著述中，“態度決定成敗”、“態度影響一切”、“態度和心態決定一切”的說法，比比皆是。拿破侖概Ⅵ蒂b上世紀６０年代初期有篇對美國商界名流發表的演講稿，標題就是《態度決定一切》。安東尼溼劂型O這一學科的后起之秀，他從上世紀９０年代起經常對來自美國ＮＢＡ、橄欖球和其他體育項目的運動員、教練員進行“潛能培訓”。紐約尼克斯隊前教練賴里（ＰａｔＲｉｌｅｙ）曾稱贊他說：“冠軍永遠屬于那些不斷進步并且保持巔峰狀態的人，安東尼.羅賓是各行各業巔峰戰士的終極教練。”
美國體育界的多數競技明星都接受過程度不同的成功學教育，甚至作為必備的心理訓練課程。埃里克森在英格蘭隊實行的那些使英國球員滿怀自信的“心理調節法”，斯科拉里給巴西球員播放本隊精彩射門集錦錄像的“心理激勵法”，都与成功學“積極暗示”理論吻合。米盧在中國隊身上嘗試使用的“心理訓練”，雖然不夠精細和系統，但仍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他在“十強賽”的一些比賽前，用《熱血強人》這部激動人心的體育題材影片向中國隊隊員暗示“團結、進取、信任、胜利”的意義，是一种很成功的心理動員和“潛能刺激”，被人們津津樂道。
成功學的定義是：“研究社會主體——也就是人——在人生創造性的活動中，如何實現目標，如何達到目的。”換种說法就是，這是一門研究成功的發生和發展規律的應用科學。成功學有個“三元法則”，類似于指導成功發生的三部曲。簡單地說，其主要內容為：第一，保持ＰＭＡ（積極心態），拒絕ＮＭＡ（消極心態）。意為積極面對人生，積極面對世界，積極面對困難。相信自己是最好的，是獨一無二的，是潛力無窮的。成功學認為，沒有ＰＭＡ，做任何事都將一事無成。第二，行事之前必須設立目標。有了目標才能避免無的放矢。這种目標設立要契合三點要求：１，遠大的、長遠的目標；２，明确的、具體的目標；３，可行的、現實的目標。第三，全力以赴地采取行動。所謂“心動不如行動”，有了積極心態和既定目標后，必須高效率地行動起來。沒有勤奮、扎實的行動，“成功”無從談起。
從中看得出來，米盧的性格天性和精神面貌基本上是“ＰＭＡ”的，這是他最大的优點。可是在其后的“目標管理”和“行動效率”兩個指標上，他的“考分”是不及格的。之所以要使他同施拉普納、霍頓、特魯西埃、希丁克這四人進行對比，目的正在于此——米盧缺乏目標使命，缺乏行動效率。
“快樂足球”不應被夸大
米盧如同一只在弱肉強食的荒原上迷了路的老綿羊——由一只綿羊牽領著的，只能是一群弱不禁風的食草動物。中國隊充當了供人饕餮的那類生物鏈成員和可怜的祭物。末了，還要讓中國球迷承認，這是一种“快樂”
如今想來，我們在世界杯前對米盧的判斷出現了几大誤差。最具普遍性的“誤判”有兩點：其一，誤以為他高舉“快樂足球”大旗是一种精神訓練法或者心理戰術，以為是提高戰斗力的一种文化手段。當中國隊在世界杯里一触即潰、三戰皆北，像腹瀉似的迅速被淘汰后，听到米盧仍在發表“中國隊不應該為失敗遺憾，別忘了，他們是第一次參加世界杯，能見見世面已經足以使他們快樂”之類的言論，我感到他把“快樂”一詞給弄得變形了。這种話就像“一個孕婦不應該為孩子流產難過，因為這是她第一次生孩子，能體驗一下做母親的感覺就是快樂的”一樣，讓人听著不是個滋味。這個“快樂”口號一度是一個虛無縹緲又使人不容易反駁的概念，此刻將之夸大其辭，則好像成了米盧全身而退的漂亮借口和擋箭牌。無論如何，把“兵敗”与“快樂”攪拌在一起，是牽強附會的，有玩弄概念之嫌。這從一個側面證明，米盧備戰和用兵上的“吊儿郎當”，除了方式方法上的問題，也存在態度上的問題——正所謂“態度決定一切”，他這种仿佛“你我他都沒有責任，責任在上帝身上”的草率態度，決定了他的草率行為，也決定了中國隊草率失敗的命運結局。
其二，在世界杯已經迫在眉睫的熱身賽上，米盧調兵遣將的“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使中國隊的“主力陣容”始終模糊不清。當時，我們以為這是他的“疑兵之計”，以為是他故意擺下迷魂陣迷惑對手，以防軍情泄密。不料，在對陣哥斯達黎加的世界杯第一戰，中國隊的主力陣容根本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最強配備”，恰恰充斥著米盧在熱身賽里舉棋不定地考察和試驗的那些失誤頻繁的生手。到了与巴西的第二戰，他再次換上另一些慌里慌張的新手上陣。与土耳其的最后一戰，他居然又換了一批疏于配合和磨合的新面孔。對比一下世界杯其他３１支球隊，我們有權發問：有哪一國的球隊像中國隊這樣，非要把自己的陣容折騰得如此動蕩不安、七零八落、面目全非、不倫不類？有哪一名教練像米盧一樣，在三場比賽里分別使用三組不同的人馬去冒險？……推陳出新不是這么個推法和出法，變陣賭博也不是這么個變法和賭法。這种“亡命徒”一般的搗鼓，太离譜太劇烈太輕率，想想就讓人痛心。“凡舉兵，須牢車健馬，不可無謂擊之”，這恐怕是世界上最朴素的一种戰爭觀了。可惜，米盧對此既不理解，也不在乎。
……
中國隊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這樣狼藉一片地結束了。中國足球的“米盧時代”，也這樣虎頭蛇尾地收場了。打個比方說，米盧在本屆世界杯里的形象，如同一只在弱肉強食的荒原上迷了路的老綿羊———由一只綿羊牽領著的，只能是一群弱不禁風的食草動物。中國隊就這樣充當了供人饕餮的那類生物鏈成員和可怜的祭物。末了，還要讓中國球迷承認，這是一种“快樂”。
我們通過米盧來說事，僅僅触及了“中國足球發展問題”的枝節之一。只要中國足球的失敗改變不了可悲的“宿命性”，它便沒有在世界杯舞台上揚眉吐气的一天。如果第二個第三個第Ｎ個“米盧”式的人物在將來參与中國足球的建設，中國足球管理者就應該設法預防以上“賭博”式的亡命游戲，這是攸關成敗、不可不察的一件“國之大事”。我們相信成功的發生和發展是有規律的，也相信失敗的發生和發展同樣是有規律的。与此同時，我們還記得拿破侖.希爾說過：“失敗不是一种罪惡，只是尚未成功而已”——這是我們對中國足球最違心也是最衷心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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