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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6日訊】早在香港移交時，就有人提出了一國兩制的不可行。其實，一國兩制并不是鄧小平的創舉。早在1950年，中共發動了昌都戰役，在大兵壓境下，達賴被迫接受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

根据十七條協議，西藏可保留其政教合一，農奴制及達賴、班禪的權力，西藏的國防、外交由中國政府掌管，內政由達賴及其噶廈管理，實際上就是沒有明說的“一國兩制”。

協議簽訂以后，大批中共干部開入西藏，立即開始肆無忌憚的違反“十七條”，用無神論与階級斗爭改造西藏，這就導致了1959年的事件。事實上，在中共進藏干部的步步緊逼下，西藏統治者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反也得逼你反，早晚而已。這和西藏的歸屬毫無關系。因為當時達賴喇嘛既然簽了“十七條”，就是承認了“一國”的原則，只是中共容不得“兩制”罷了。中共歷史上“一國兩制”的偉大實驗只維持了短短的九年。

到了八十年代，中共新一代領導人開始重提“一國兩制”，不過這一次的目標是台灣，捎帶著把香港澳門也包括進去了。我們知道，中共認真和人談判時多半是奈何對方不得，如1945年的重慶談判。一旦實力強過對方，中共是不談判的，或者是對方簽訂無條件投降書，如傅作義將軍之交出北平。如今要恩賜給台灣一個“一國兩制”，說明暫時還拿台灣沒辦法，香港澳門也跟著沾光。

台灣問題還沒解決，香港倒要歸還中國了。怎么也得做給台灣和世界看看吧。于是就有了“舞照跳，馬照跑，頭照搖”五十年不變的許諾。就有了一個叫做“基本法”的東西和一個叫做“特首”的自治政府行政首腦。然而，這一切并沒有香港人民的參与。對中央政府是否信守諾言，香港人民是完全無能為力的，這只取決于中共對“兩制”的容忍度。因為“特首”不是民選，不須對民眾負責，只須對支持他的中央政府，或江戲子一人負責。而新近改革的高官問責制則要求香港政府高官只對“特首”一人負責，香港從法制社會墮落成人治社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真正的考驗來自對法輪功的態度。自從江戲子開始鎮壓法輪功，香港就注定了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作為“兩制”的樣板，當然不能直截了當的宣布一個合法注冊的民間團體為非法；作為直接對江戲子負責的欽定特首，卻要隨時討好主子。畢竟是階級斗爭的新手，花了三年時間才搞出了個“阻街襲警”案，比起大陸的同行每天都能造出好几起案子來還是有差距的。

事情只要開了頭，就不會輕易的到此為止。給法輪功套的帽子可以毫不費勁的套到任何一個宗教或世俗民間團體頭上，已經通過的反恐怖法和叫嚷得很厲害的反顛覆法的任意解釋將毫無疑問的威脅到每一個香港居民，包括那些支持立法的人。如若不信，看看中共党史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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