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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5日訊】北影厂据說要拆了,搬到別的什么地方去,原來的地方大概是給賣了。不過我們哥几個去的時候它還是老樣子,一副漫不經心、從容不迫的樣子,就像穿著布鞋隨便走來走去的那個著名的田壯壯一樣。
《新電影》6月4日報導﹐ 那間屋子應該是朝南,但不知為什么里面光線卻暗淡,同行的攝影師很為難,向田導提出能不能換個地方,或者干脆出去。田導柔和地推托了几次,然后又讓我們喝他泡的功夫茶,還親自給每個人都倒了滿滿一杯,然后仍然堅持在屋里閑聊了半個小時。看來他是實在懶的出去,待在自己的屋里多舒坦吶,抽煙斗也方便,我們理解。
在這半個小時里田導几乎始終煙不离手,我注意到有一次他一邊說得起勁一邊從煙斗里往外磕煙灰,一時沒找到煙灰缸,居然就把煙灰全磕在右手手掌上,就那么讓它們先呆著,自己接茬說話。我突然覺得這位老先生簡直就是傳說中的那种深山里的老獵人,肚子里攢著好几輩子故事。
1《藍風箏》
都是人嘛。
“哪個領導看了都說沒問題,但哪個領導都不說這個(《藍風箏》能通過,其實這個心態挺正常的,我覺得。這個現在也好理解,他不愿替你頂著雷,但是呢,他也覺著你沒說假話。”
“那您后來為什么就八年沒再拍了?”
“和這事儿沒關系,因為我覺得中國啊,真正出現這個潛在的危机應該是在建國的這十七年(1949—1966),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只是在這一積累下的爆發。而這十七年的事儿,几乎沒什么人拍。這十七年我覺著它積累的問題比較重,所以才會有文革的那么一個大的狀態,那實際上是個高潮和收場戲。而正是有這么一個經歷才會有后來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這么一個政策。十七年的東西沒什么人拍,當時就這么一心思,就想拍點,正好是長在這個時期的嘛!”
“那能不能說說您八年沒有拍片,具體原因是什么?”
“那不凱歌講了嘛,有點壯麗色彩嘛!”
“您這個肯定有什么原因?因為……”
“沒原因,沒什么可拍的,你說拍什么?”
“……”
“咱們這么說吧!從這個90年開始,或者說從91年開始,你用81年到91年和91年現在這中國電影比一下,你就會發現這兩個十年里哪個時期的電影更重要了。”
“81年到91年倒是挺熱鬧的。”
“對啊,81年到91年這電影挺熱鬧的,好片子也不少,雖然那時候不成熟,但是那种陽剛气和作為電影本身的東西還是多一些。到91年以后,或者說從……你想不起來有什么電影。啊,我記得比較好的,[焦裕路]、[孔繁森]、[紅河谷],算是最好的了吧!這電影我覺得開始有點意思了呢?就是這[鬼子來了],但還是不成啊!還是不成啊!”
“您前面說的那三個片我覺得,我都不愛看那玩藝儿。”
“你不愛看?這,它是歷史的東西,你不愛看?你不能回避這個問題。”
“……”
“從電影上講,這十年是最可怕的倒退的十年。它的問題就在它把電影和電視劇混同了,這電影基本就跟電視劇一樣,***老師講話講的好,說這叫‘換地方說話’,那十年的電影就這樣,都和電視劇差不多。”
操
“那您覺得原因出在哪儿?”
“這原因,我覺著可能是拍電影的人的問題吧!……”
“剛才您說,您認為沒有什么可拍的,是不是,是不是有情緒?”
“這跟情緒有什么關系?你想拍人家不讓你拍,你廢那勁干嗎?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咱都這么大歲數了,又不說還是初生牛犢。也有趟雷的,姜文比我年輕,他趟這雷去了,是吧?(結果)怎么樣?一樣的道理。這玩藝靠气盛沒有用。”
“然后您就開始扶持一些年輕人(第六代)。”
“……其實那也是趟雷,但它有點意思,就是說,因為你畢竟有經驗了嘛,廢點勁這片子基本上能通過。審查這東西到后來就變得很奇怪,因為在中國這個審查是個看不著的東西,這是最要命的。你要是有個法律擺在那儿,你一看這犯法了,那我不干,作為一個公民遵守法律是個義務。但現在你看不著,這東西它全憑感覺,我覺得這個,都是人嘛,你說万一這領導頭天晚上跟老婆惱了,‘第三產業’出點問題,這都有可能,(第二天)拿別人撒气(斃了你的片子)。其實咱也是一樣,你說你家里養個動物,你高興了抱著,嘿!跟親儿子似的;不高興了,一腳就給揣一邊去了。其實這都是正常的,都能理解,都是人嘛!
其實現在干好多事儿都有顧慮,那我有時候就想,顧慮這東西它是怎么來的呢?這人他就有一個适者生存呵,你老得去适應環境,就像動物的保護色一樣,長年累月就形成了。咱拍電影以前是說‘想不想拍’,現在你得先想‘通不通得過’,這兩個東西差的太多了,你原始的創作沖動老被一种防范性的心理給擋著,這電影就已經不好看了,有了這個東西,它(電影)沒法好看。你們搞雜志也是一樣。
我覺得這事儿從根上說,是當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由于毛主席這一關心,它就成了整個党和國家一個意識形態上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了。當時來講它是對的,它是鼓舞人教育人,但是到了經濟發展時期它不是了,它是娛樂人,安定人。它應該從單純宣傳品的形態轉變為娛樂形態,但是我們一直就沒轉過來。
2馬丁-西科塞斯
電影是個很有魅力的東西。
說到這儿,田導突然給我們講起馬丁-西科塞斯的一段往事,讓我們激動不已。
“馬丁當年拍[憤怒的公牛]時,他吸毒,然后离婚,面臨破產,這時候,意大利教會讓他給教會拍電影,給那教民看,講講圣經故事,錢也挺高的,不像在美國有那么一個尖銳的狀態,而且在那儿有一個很好的精神環境,把你給教化過來,讓他成為一個好的人。馬丁已經動心了,他覺得他已經沒有路可走了,這個時候,他就想,我要最后一搏,我要做最后一次電影,他把自己的房子典了,典了大概是四十万,然后把德尼羅這幫哥們找來,咱們再做最后一次合作,我就回西西里島拍他媽的教會電影去了。然后哥几個開始找那個題材,找了這么一個老拳擊師的故事,然后說弄這個。
我其實是覺得電影需要這么一种精神,他把所有的東西抵押上去做這個。他最相信一個導演,就是英國拍[紅菱艷]的那老導演,馬丁每次拍的電影,都要先請那老先生看,這個老先生的太太是他的剪輯師。老先生看完了以后,說你這電影無比精彩,但惟有一條,我得跟你說我的看法,就是這拳擊那東西太血腥了,他這一句話,把這片子改成黑白的了。為什么是黑白片呢?來源于老先生的一句話,你的血腥會把這主題分散了,人們看到的是搏殺的東西,而忽視了人物的命運。他把片子就全改成黑白的了,只有回憶部分是彩色的。而且回憶部分的那些道是他親手在底片上給划的,他的那部電影創了當年美國的最高票房,你仔細去看馬丁的電影,應該說那部電影是他最优秀的,超過了[出租汽車司机]。人他得有這點精神,他才能把這個東西做完(美)了。馬丁他也緩過來了,不錯,毒也戒了,房子也不用賣了,挺好。說起這電影來,其實這個電影真的是個很有魅力的一個東西。
3姜文
他缺一個好剪接。
我們這個國家里,大家老是說,有兩樣東西不能看,一個是電影,一個是足球。這我特別同意,真是,看了就窩火。這一代人的電影,包括第六代,一起來算,我覺得真正能夠屬于電影,電影導演的只有一個人——姜文。我是一個很好的評論家,不是一個好的導演。我想的太多,我喜歡這電影,可我十年不拍戲,我用這冷眼看,它這不一樣。姜文的优點在于,他是沒學過電影的人,是惟一對電影這种藝術方式有感覺的人。現在的中國電影把許多電影的特性都忽略了,經常有人罵好萊塢的電影,但好萊塢,恰恰是把這种電影語言運用的最好的地方。比如〔指環王〕,你不管你愛看不愛看,〔指環王〕給你展示出來的影像,是電影本身的。不是小說里,也不是話劇里的,姜文對于這個東西,有特別特殊的嗅覺和敏感,就是說,他可以找到很多,用電影的語言來敘述故事的方式。這個不是說,是個導演就能做的到的。我知道,我不一定做的了。或者說我做過,做的也不許成功,沒有他做的那么好。但他有一個問題,他缺一個好剪接,他太保護喜歡自己付出勞動以后得到的東西。這是他致命的缺點,跟他干活的人肯定是好的,跟他一起付出的人,會保護的,這沒問題。作為一個作品來講,不是說所有的東西最終都要放到一起。姜文能把這個問題解決了,至少可以是亞洲頂級的(導演)”
吧。我喜歡這小子,我覺得這是种天賦,不是靠電影學院的老師能教得會的,不是說拍他媽三十部電影你就會了,不可能。沒天賦是做不到的。我覺得電影沒什么好拍,也就在這,其實你很難找到你一個用你自己很獨特的方式來表達的,等你找著了,又不能拍,又通不過,這就比較痛苦了。這十年的電影沒的看的原因也就在這,電影改大鼓書了,要不改成相聲了,像〔大腕〕,基本屬于這類了。電影現在沒有電影本身的東西了,這電影也就不稱其為電影了。好多人迷電影,是迷那個結果,是迷最外面那層環,不是迷里面那點東西。迷里面那點東西的人,不會沒事老說自己是拍電影的,或者怎么著,都在一旁聳著呢。
4電影人
姜文不錯,包括我們這批人,我覺得,至少是老謀子這〔紅高粱〕還有點意思,往后就不成了。往后就是說,他手底下有几張好牌,打牌的時候,就容易打你習慣的牌。就像下棋似的,你有定式,這個開局贏了人家,你喜歡用這個定式,因為這個定式胜率高。他有鞏俐、趙季平、曹久平、長衛。他宁市這几張牌,他打順溜了。還有劉恒。
我對劉恒來講,我是非常喜歡他,而且我和劉恒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覺得劉恒的所有東西,除了〔本命年〕以外,他所改的電影,只對電影有毒害,不對電影有幫助。他把電影看成一個故事了。你想呀,你找人把電影改編的時候,這編劇不會去幫你把畫面寫出來,气氛寫出來,情緒寫出來。他只會把人物寫出來,他的人物寫得越好,你就把別的都忘了。我是沒見過像中國這樣,有這么厚一劇本的(手一比划,有中學語文課本那么厚)。你瞧人外國那儿,拿一張紙上片場了。他們腦子里有另外一种方式來解釋電影,來闡述人物或故事。我們往往希望有好的文學基礎,我們會請有很好文學功底的人來改編,劉恒就是最典型的一個,我不是說批評劉恒。我跟劉恒聊過,他說他愿意寫小說,不愿意寫電影電視劇,寫這個,就是為了掙錢,養家糊口。我覺得人家觀點沒錯,這是你樂意拿錢,你招人家了,非要把錢死乞白咧給人家。哪有不拿錢的主,那劉恒有問題了。但你細看,這几年,主流的這些電影,從劇本上來講,我是覺得,文學的東西太多了,太過于多了。我說的這個文學跟這個文學性不一樣,它對文學的描述和文學的完整性影響了電影本身。你看一好電影,說良心話,不會是好小說改編的。一個好電影,也改不成好小說。我對電影是這么看的,我是覺得這個東西,還是個人的那种更隨意、更具影像傳遞的感受,就比較好。包括你辦一雜志,慢慢的字可以不要了,因為現代人主要是看圖。其實這就跟上网一樣,也是看圖。网絡也要它自己本身的一套語言體系。
別都奔著曠世之作去。
你比如說日本那漫畫,我到了日本,感覺那漫畫太他媽的有意思了。每個地鐵站口一堆堆賣漫畫的,上車無論男女老少,一人手里拿一本在這看,看完了,最爽的就是,嚓!扔紙簍里了。市場周轉率一下子就能看出來。咱們現在買本書,當寶貝似的,還得擱書柜里架著,我覺得這本身只是書的一部分功能,還有一部分,就是看完就扔。你看网站就是,每天都在更新東西。你看完了,也就完了。你真在网站上得到什么了,你也沒什么印象。有時查查資料,還行——資料基本上還屬于不詳實的。然后就是看點亂七八糟新聞什么的。我想,它還是有它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中國一直都缺一种電影,缺一种漫畫式的,看完就扔,消費品電影。中國拍電影太認真了,我這是藝術,不管什么,都是藝術。其實這藝術也是一消費品。有時候我老想,這貝多芬、莫扎特到底寫了多少曲子,就是說,多少曲子是流傳下來的。不知道。有沒有人統計過,多少曲子一百年才奏一回,多少五十年才奏一回,多少三個月奏一次,或者平均三天在全世界演奏一次,這后一种就屬于經典之類的,其實電影里也是這樣的。你比如這賀歲片,放兩個月,看完也完了,沒人惦記了,這挺好。有几個賀歲片導演,也是挺好的。這(好的)賀歲片也是一品牌,跟李宁牌襯衫這類東西是一樣的。還有一种就是說,在暑假,專門給孩子看的,青春片,教孩子們怎樣談戀愛,摳女孩,泡妞。假期過去了,完了。全世界這种電影特別特別多,〔美國派〕就是這類電影,咱還把這當好電影呢,其實人家拍完也就扔了,也沒多少錢。再有一類,好像張藝謀同志,姜文同志,三年五年拍出一部好電影,經久不衰的,曠世之作。能傳下來,有個三代、五代人看,這地球沒消失前,都有人看。我覺得這電影得分這几類,別都奔著曠世之作去。我就在想,能不能有种方法用很低的成本,花個八九十万,轉成膠片,再加個三四十万,很快地就上電影院,在市場上賣了。賣了以后大家愿意罵的罵,不愿罵不罵。我覺得現在缺少這樣的一類電影,咱們這電影話題太重。
在我們的再三請求下,田壯壯還是同意到外面去,就在北影厂綠樹環繞的一塊空地上,我們找了兩條石凳坐了下來。空气很好,能看見有麻雀在飛,陽光還算明媚。我們繼續聊,關于電影的和關于田壯壯的那些日子。
電影學院挺好考的,也挺逗。
我當兵什么都干過,特別雜。我先在東北的白城子插了一年隊,我哥哥那會儿打球,在北京少年隊,球打得挺棒,他在陝西插隊。我在東北一天兩毛多錢,他一天一毛多。他和他的一幫哥們后來上38軍打球,部隊首長聊天時問過他,家里還有什么人?正好112師副師長特別愛打球,還認識我爸爸,他在抗美援朝時在孫悟空戰斗連,“誰是最可愛的人”那個營的營長。當時我媽在干校,一查筆記,還真有這個人,叫陳德俊,山東漢子,一米八,挺棒的一個人。這陳德俊就想請我媽媽什么時候到師里來玩,一打听,還有我這一人。便叫我過來當兵,我那時多酷呀,我發了十一封電報。我那時還小,才十七歲,有人告訴我,你丫別覺著插隊是一輩子的事,自由呀。那真是廣闊天地,我特別喜歡那种開闊的地方。我的一幫插隊哥們給我送回來了。我在部隊當的是炮兵,我也在體校呆過,但打球不行。我在那什么都干,后來團里一宣傳干事,牡丹江一哥們,好我爸我媽。叫我去寫東西,我哪會寫呀,小學畢業,中學才念了半年。天天帶著我,這學習班那學習班。后來認識一個人叫周逍,寫《船頭女民兵》的,是《解放軍畫報》三大攝影記者之一。他跟我媽說,不能老當兵,得學點專業,我媽挺贊成。他有一弟子,叫張文光,東北人,老志愿軍,特別有性格,挺可愛的。就帶著我在38軍后勤學照相,是我師傅,現在在天津。
75年我父親去世,我回到北京。正好,我挺想學攝影,便到了農影,干了三年。干的還成,把我發到大寨去了。大寨這地方讓我頭疼。大寨有一記者站,一台好的阿來机器,膠片隨便拍,一台車,你愿意拍什么拍什么,就是搜集資料,根本沒有任務,你要想當好的攝影助理,可以上那實習去。把我擱那地擱了他媽的兩個多月,太痛苦了。看不著人,每天大概是早上四點上地里,學學毛選,開始干活,晚上十一點回來,跟兵營一樣。大寨我以前串連時去過,我和我哥,還有几個,一共五個人。(我們)帶著三把軍刺,是他們壘梯田用的,軍刺挺貴的。結果被大寨的人逮起來了,說我們要刺殺陳永貴,掰扯了半天,才把我們放了。我軍訓時,也是在大寨。一共三次,我對大寨沒什么好印象。呆在那儿實在是無聊,北影厂有一哥們也在大寨,他勸我不如抽空考學去,多難得一机會(那時正是78年恢复高考)。我這人有福蔭,我父母在這圈里人緣挺好,知道我的人都特別照顧我,這哥們也是。這么著考的電影學院,否則不在大寨,在農影當一獨立攝影師,不會考慮上電影學院,最多上那儿進修。陰錯陽差就學了電影了。
我覺得電影學院挺好考的,一幫小學畢業的應屆生,跟我們差不了多少,也不讀書。我后來問過周山机,我們這幫人是走后門進來的,還是怎么地。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家都是干這個。他說有這個因素,有個好印象。又說我有几樣考的不錯,影評寫的挺好,赶巧,寫的是〔英雄儿女〕,導演武兆堤上我家聊過這。那時候小,就那么有一搭沒一搭,听了一耳朵。我覺得這都是冥冥之中的事,挺奇怪的。考兩個小時,我三十分鐘交卷了,就把老人家講的那點事給說了。考政治的時候,更有意思。我跟何平一塊儿考,早上騎自行車上他家,他爸何文津是科影厂的老厂長,和我爸是鐵磁。他爸叫我讀張報紙,說肯定考這個,是什么呢?是“雙百”方針的來由和意義。七十分的題,開玩笑。一共三道題,我記得特清楚。一個是“人的感官是什么?”再一個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還有一個記不清了,一道題十分。其中一道我知道,但有點犯懵。看前面一考生的答出來了,這不重要。那七十分的題,我是穩穩拿著了。你想,臨進考場剛看的報紙,報紙還在兜里。剩下的都是故事呀,小品呀,都是傳統的,大同小异。什么一個照片呀,一件難忘的事呀,歷來都這么考。那時候文革剛結束,政治情結特別強,周恩來的事,鄧小平的事,沾點這個,老師就感動地一蹋糊涂,就覺得是自己人。考電影學院沒什么意思,挺他媽逗的。現在打死也考不進去了。現在太复雜了,每年這考生烏烏秧秧的,每年都有人讓你幫忙什么的,而且教學也正規了。
當我們談到田壯壯的純粹和壯麗時,他露出一臉的不屑。關于他的狀態,他即不承認也不否認。
懮患意識是個挺傻冒的事
我可能是受家庭影響比較重,我這家庭教給我的不是創作,不是政治,是為人。我父母為人和對所有事情的態度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東西,再一個我覺得家里人對我的那种平民意識教育比較重,我不太喜歡那個圈子那种(人),自己封閉地很嚴,行蹤詭秘,基本上說找你一趟,得打七八個電話,轉圈才能找著。我覺得這不是特別正常,創作這東西要有人气,沒有這東西,電影拍出來不好看。帶有過分民族標簽的電影都不會好看。你別看美國沒歷史,其實它現在這种文化意識已經很強很濃了,有它美國很典型的東西,只是大家看不起而已。其實就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錢都讓人家賺去了。你細想,這一百年美國電影在工業上,是它先吃螃蟹的。這本身來講,這個國度的人,工業精神也好,創業精神也好,都是很有活力的。另外一個,經過文革的人會有一种懮患意識,其實這是挺傻冒的一個意識,你一個人能干嘛呀,能解決什么問題,但意識這個東西有時候是潛移默化的。有這個意識的時候,你看藝謀拍這個〔菊豆〕、〔大紅燈籠〕、〔搖啊搖〕,帶這個意識的東西他的電影反倒不好看。他一開始的[紅高梁]沒有那么多意識,他近來的東西也沒有那么多意識,相對來說好很多。我想這跟每個人的生長環境,生長歷史有很大關系。有時候,這理儿你特明白,但往往做不到,原因就是說你骨子里的東西自然而然地影響你。剛才說劉恒,我覺得劉恒在中國作家里是可數的几個很棒的作家,可他改電影的時候和他小說的東西完全不同。
你要說起電影這個東西,往往意識、主題、觀念會害了你,在創作中不純粹,不是原發的東西,不是一种從自然中的那种無限制的滲透,而是你本身帶了很多狀態的東西來滲透,這個東西是种影響,但這里也包括國家意識形態的限制和制片經濟方面的限制,但我覺得,這都不是最主要的。電影人的觀念可能要經過一兩代人才能慢慢改變,真正地把電影看成一個不是那么沉重,不是那么了不得的,而且那些所謂光環的東西看得很淡,那時候電影會好看很多,會更隨意和更自由。我是這么看,也不一定對,我也經常批判我自己。我喜歡那种沒事躺在沙發上瞎琢磨的人,這琢磨有時候也會走火入魔,我想到一個問題,會一直想想想,有時候會在某些環節上付出實踐,再去矯正。
我們听說田導拍〔小城之春〕時哭了,這么一大男子漢也這樣。繞了半天,吞吞吐吐地還是把這當個問題問了。趁陽光已有些傾斜,趁田導的興致正好的時候。
我的空間挺大
我是有點激動,不過,跟十年和拍戲沒多大關系。人很難受的心情不是因為某一個點,主要還是人。有那多人幫你做這件事的時候,這人可能不受幫吧.。我幫別人挺樂意,別人幫我的時候,我挺不落忍的。你看到什么阿城、屏賓、葉錦添、少紅,小寶他們這幫人,還有一些演員們,以及好多年前,跟我一塊做事的朋友。十年我都沒做了,好多人身又都來了,這個我覺得挺感動。因為開始拍〔小城之春〕這部戲時預算非常之低,好多人真的是看你這丫人不錯,我愿意跟你,幫你這忙做事,你會心里特別地歉疚。二十年前,咱們都不為這錢做事的時候,可以。現在,大家都對錢這么重視,你會覺得,這周邊還有一點挺真情的東西在,你會挺感動,挺少的,不多。對吧。
有時候這圈子里的人經常會惡心我,我跟一雷鋒似的。什么事你都愿意跟著無償幫忙。
我不大習慣跟人談,說這個事,咱們干活了,我先談錢,或怎么樣。是,生活里是需要一些費用。我自己有一個很奇怪的概念,我覺得一個搞電影創作的人,還是清貧一點的好。為什么呢?你這樣的話,就不是生長在一個脫离主體人群環境的人,至少是這樣的。你把你自己給炒作的,沸沸揚揚,滿世界都知道。你想上小飯館吃飯都沒法吃。這很難,也很矛盾。我接触的人,像阿城,他這一點,做的非常之好。多少個文學愛好者,電影人都特別特別尊敬他。但是他永遠不會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來出現,他說我必須得把握這個,否則的話,我就沒有我自己的空間了。再比如說,我跟藝謀出去,聊個天,喝個茶,我就有這感覺這人不安靜,一會儿,小姐過來了,張導演,您簽個字。其實我看藝謀的感覺自個也不愿意被人打擾。但你已做到這份上了,你已不可能不去做這件事。反對來講,哪儿有什么事,我跟老百姓似的,一塊儿擠到里面去看,你就不成。對不對。我喜歡這樣,我覺得我自己的空間大。你想,你每天開著一奔馳車,住著一三四百万的房子,你想想,你要掙多少錢來養活你這車和房子。你必須得去維持,我已經很舒服了,不能讓我不舒服。我對公眾的理解,要控制在最低最低限度,你看我,對文字記者,我都接待,但是電視台的,一概不接待。尤其你讓我做節目,我絕對不去。挺他媽傻的。它(媒體)能讓一夜變成一個人,雞毛飛上天吧,一不小心飛上去了,沒什么意思。(//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