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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4日訊】 在六四事件十三周年前夕，《中國六四真相》一書的編著者張良為自由亞洲電台撰寫了一篇廣播稿中,全文如下:
我，《中國六四真相》的編著者，在這第十三個“六四”忌日，謹通過自由亞洲電台向1989年“六四”慘案中的死難者致以深切的悼念，向“六四”慘案中一切遭受不幸的人們致以深切的慰問，向堅持不懈支援中國民主化的同仁志士致以衷心的敬意。 值此“六四”忌日，遙想十三年來的歷程，我的心情極度沈重。十三年來，“六四”已越來越變得遙遠、成為歷史，与現實生活相隔絕了。今天，除了那些死難者家屬，除了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除了香港年年舉行“六四燭光晚會”，在我們的祖國，還有几人表達對“六四”的追思和記念？且不說那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也不說那為生活背井离鄉流落异地的農民，還有那下崗失業困守在家的工人，他們是有資格忘卻這“六四”的。可是，當初那些投身于“六四”洪流的成千上万的知識份子們，當初那些參与“六四”而今已擠身中國各級權力舞台的党政“公仆”們，他們竟然也象阿Q一樣淡然地遺忘了。好象中國現代史上不曾發生過這一惊世駭人的人間慘案，好象今日中國之“穩定与繁榮”使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去拒絕回憶。
更令人气餒的是，即使那些身居中共中央權力高層對“六四”一直秉持自己獨特看法的領袖們，也一概奉行“決不當頭”的明哲保身政策。朱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田紀云、溫家寶、李長春、吳官正、曾慶紅，那些一直被公認為最有資本也最有可能祭起平反“六四”旗幟的中央決策者們，除了偶爾听到你們個別的私下的表露自己不同于中共中央對“六四”定性的看法，除了你們對胡耀幫、趙紫陽私底下表示欽佩、尊重与同情，除了你們中有人曾悄悄地間接地幫助過極個別“六四”流亡人士，你們中沒有一人能象當年的彭德怀元帥那樣上万言書，沒有一人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書記處甚至中共中央全會上就“六四”事件鄭重表明自己的意見。自去年初《中國六四真相》發表以后，你們中的一些因被怀疑反而噤若寒蟬，在“六四”問題上更加言少謹慎了。從你們的身上，我不啻看到了你們的無奈与悲哀，更看到了當代中國的悲哀，看到了積淀了几千年的中華民族的劣根性。
同時，我更清醒地意識到，指望2002年的今天重新評价“六四”，比1992年、1997年時的希望更加渺茫，至少在今明兩年在中共產党最高領導層更新換代的日子里，“六四”議題是根本不可能出現在中共中央的議程中的。難道，重新評价“六四”真的要被無限期地擱置和拖延嗎？
每每提及“六四”，官方總有一种嘴硬的說法，中共中央關于六四的結論不會改變”。而在這种嘴硬的背后，則是連江澤民李鵬自己都沒有信心的底气不足。“六四”事件十三年來，為防范“六四”翻案，中共高層歷經了兩個階段：從事件發生到鄧小平去世，江澤民李鵬將“六四”慘案与鄧小平本人直接挂鈎，有意營造誰想為“六四”翻案誰就是反鄧小平的政治气氛；鄧小平去世五年多來，江澤民李鵬又將為“六四”翻案与徹底搞垮中國共產党划上等號，似乎六四翻案之日就是中國共產党滅亡之時。這一危言聳听在去年一月專門針對《中國六四真相》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格外甚囂塵上。其實，誰都清楚，平反“六四”与亡党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中國共產党自掌握政權以來，屈指數起，至少已經三次否定自己制造的反“右派”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3大罪孽，若按這一論調，中國共產党至少應該被滅亡三次了。
其實，江澤民李鵬之所以不愿意在其掌權之時主動重新評价“六四”，完全以基于個人的恩怨与私利，并將這些個人恩怨与私利置于党和國家利益之上。必須指出的是，江澤民靠中共元老的非法手段登上中國權力頂峰，李鵬的雙手則沾滿了“六四”死難者的血跡，即使這兩個人退出了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但只要他們活著，即使新一代領導人有重新評价“六四”的企圖，仍會得到他們的竭力阻撓和反對。指望江澤民李鵬默認為“六四”翻案，是斷然不可能的。
在這第十三個“六四”忌日，首先引發我感慨的是因“六四”遭受了十三年身心摧殘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趙紫陽因“六四”事件被剝奪一切權力后，他在北京富強胡同的家一直受監控，安全部對其監控的錄像設備最多時達到8套。在中南海的電話還沒有安裝錄音設施之前，趙紫陽家中的電話已經被全部錄音了。作為中國共產党的一員，作為曾經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理應享受与另一被罷黜的原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類似的待遇。然而，由于趙紫陽拒絕向強權和暴力低頭，他一直過著被監禁的生活。在政治待遇、言論和行動自由方面，趙紫陽不僅不能象華國鋒那樣閱讀內部密級不太高的文件、資料，相對自由地到廣東等沿海經濟特區療養，相反只能享受至今仍活著的“四人幫”張春橋、姚文元那樣的政治待監控小組跟蹤。區別只在于，關于張春橋、姚文元的近況反映是由司法部提供的，而關于趙紫
陽的報告則來自安全部。十三年來，中央政法部門僅對趙紫陽的直接監控費用累計已超過五百万元。這使我想起了江澤民曾經對蔣介石軟禁張學良一事所引發的感慨，江說蔣介石對張學良“采取了比較人道的辦法”。也許，江澤民在引發這個感慨的同時，他也正為自己處置趙紫陽的類似手法暗自竊喜呢。可是，不要忘記，被軟禁的張學良曾不時獲得蔣介石的關照，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對張學良更是關怀良多，宋張情誼歷几十年而不衰，直至去世，張學良都沒有一句痛責蔣介石的話。相比之下，江澤民李鵬對遭軟禁的趙紫陽則完全是另一番態度。十三年來，他們從未与趙紫陽照會一面，而對趙紫陽的監控則一直由李鵬的親信羅干直接控制，監控小組至今仍不定期地向江澤民、李鵬報告趙紫陽的有關行蹤。 試想，對付一個曾經是自己的上級，一個迄今仍未喪失中國共產党身份的党員，一個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一個早已被剝奪任何權力并且手無寸鐵的老人，江澤民李鵬就是用這种人道的辦法來對待的！十三年來的事實證明，趙紫陽的形象并不因為江澤民李鵬的徹底封殺、歪曲而褪色。當江澤民李鵬蓄意將趙的名字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中剔除的時候，趙紫陽已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人選，最近又被《時代》評選為亞洲風云人物。歷史還將進一步證明，趙紫陽率先主持的也是迄今為止中??共產党唯一的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趙紫陽奠定的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可逆轉的基礎，趙紫陽堅決主張在民主与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堅決反對戒嚴和武力鎮壓的气節，將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更添光輝，同時，趙紫陽因絕不向強權和暴力低頭而遭受被罷免、被屈辱、被軟禁的命運，終將為歷史所洗刷。
在這第十三個“六四”忌日，我必須提及1989年事件發生以來再一次引起全世界關注并引發中國政治軒然大波的《中國六四真相》。一年前《中國六四真相》的面世用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揭穿了江澤民李鵬試圖掩蓋事實的种种謊言，破碎了他們永不讓“六四”翻案的美夢：江澤民李鵬破天荒地打破常規立即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針對《中國六四真相》統一全國高級干部思想，江澤民迫不及待地親自向媒體兩次談及《中國六四真相》，李鵬急不可捺地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中國六四真相》作專題報告，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門針對《中國六四真相》發出了不少于26份文件。尤為触目惊心的是，江澤民李鵬憑籍手中的權力，動用起強大的國家安全系統，由羅干挂帥成立專門小組，在党內，對他們自認為的嫌疑者（特別針對原有或現任党和國家領導人）進行監視、跟蹤、竊听，并先后派出一百三十多人次到美國、香港、日本、台灣等地進行偵查，對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在北京、天津、山西、陝西、湖北、浙江、江蘇、遼宁、海南、四川等至少十個省市，都發生了被認為与《中國六四真相》有關的突發性搜查事件，其中被“雙規”或被拘留者涉及23人。
專門小組的所有這些行動都是突擊的、秘密的、統一部署的。安全部人員對嫌疑者家庭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進行秘密搜查，通常在”嫌疑者”本人出差或不在家的情況下，趁机搜查所謂的證据，一些”嫌疑者”家中的書籍、資料、照片、錄像帶、錄音帶、通訊錄、名片被悉數抄走，并直接送安全部。列舉兩例：在北京，安全部便衣通過戶籍民警擅自秘密潛入“嫌疑者”寓所，搜查走他們認為有用的證据，不露聲色地悄悄溜走。在海南，安全部便衣私闖民宅被舉報后，引起周圍民眾圍觀，他們遂當眾撒謊，稱有人舉報”此家進了小偷”，在海口市公安局協助下，最終撬開門鎖登堂入室整整秘密搜集了四天，抄走了”嫌疑者”家中全部的資料、書籍。安全人員秘密搜羅走的全部的所謂“證据”，從來沒有向任何一位”嫌疑者”及其家人開列過一份收据清單。在秘密搜查的同時，安全人員還蓄意造謠惑??，稱那些”嫌疑者”是特務、間諜，霎時間原本平靜的周遭環境一下子緊張起來，人們對”嫌疑者”及其家人紛紛回避，唯恐累及自己。因為今日中國，最可怕、最招人恨的罪名莫過于特務、間諜了。更囂張的是，安全人員的電話監听一度竟放肆到了對就坐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的成員身上，他們不僅有針對性地監听某些領導人的辦公室和家庭電話，還特別注意監听其子女和親信的手机。某領導人曾敏感地察覺到一段時間電話异樣，好几次在通話時有意識地突然間挂斷電話，結果是始終挂不斷，監听技術的破綻突然間露了餡。一位部長級官員，其友人從國外用挂號信寄照片給他，從今年一月起至今一直沒有收到，上個月此信卻意外地被發現落在一名安全人員手中。令人非解的是，為什麼要偷偷扣壓那些日常生活照片？這里到底有什麼情報、机密？為什麼被扣信件至今仍不通過郵政渠道送達收件人？化名“蕭何”的所謂系列內幕文章，其手段如出一轍：都是李鵬羅干及其控制的專門小組的姿意妄為。上述所有這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只能讓我聯想到偷情的娼婦与淫漢的作為，根本想象不到會來自于一個強大無比的國家机器。不幸的是，所有這些恰恰出自于堂堂政府權力机构的公務人員！党和政府如果靠這樣的手段對付黎民百姓，哪里還有誠信可言？
在這第十三個“六四”忌日，我必須提及以丁子霖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這一孤獨而英勇的群體。這是一群因共同命運而凝聚起來的憤怒的母親。1989年6月4日，當戒嚴部隊的槍彈射殺了她們無辜的儿女，她們沒有被痛苦所擊倒，而是揩淨眼淚，拭干血跡，誓言“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十三年來，她們的足跡，從對自己的儿女、對六四傷亡者的單一關注，發展到對中國前途与命運的深沈思考，對人權、正義、非暴力的不懈追求。在中國，由于江澤民李鵬的竭力封殺，十三年來她們總是如此的孤獨、寂寞、蒼白和缺乏援助。相反，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她們正越來越嬴得國際社會的尊敬。今天，“天安門母親”已經成為享譽世界的最著名的中國人權活動團體。今年初，當“天安門母親”被??多團體和學者提名角逐2002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時，我衷心支援這一富有象徵意義的舉措。我認為，“天安門母親”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英勇群體。“天安門母親”主張的理性、寬容、非暴力，她們的愛心与怜憫，她們對中國人權事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使她們有資格獲此殊榮。
确切地說，2002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不僅對“天安門母親”運動，而且對中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也是格外重要的。2002年秋至2003年春，靠“六四”事件組合形成的江澤民李鵬體制，將徹底退出中國的政治舞台，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即將全面接班。是全盤繼承江李的經濟開放政治專制獨裁的制度，還是重塑一個政治民主經濟開放的寬松和諧的社會，正是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亟待作出的抉擇。如果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能夠授予已經孤軍奮戰了十三年的“天安門母親”，必將極大地激勵并鼓舞中國人民爭人權、求民主的意識，必將極大地刺激并迫使新一代中國領導人通盤考慮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并籍此重新開啟并推進中國的民主化建設。如果說，《中國六四真相》已經為全面徹底重新評价“六四”奠定了事實基礎，那末，將2002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天安門母親”將強有力地成為中國人民要求重新評价
“六四”事件的政治催化劑。
在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即將全面接班之際，請允許我說出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六四”是中共的原罪。“六四”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心里創傷，是難以用經濟發展來彌合的。不全面徹底重新評价”六四”，中??共產党、中國政府將永遠在人民面前、在世界面前、在歷史面前抬不起頭來。“六四”，更是中國民主化必須跨越的一道門檻，任何企圖想繞開“六四”求穩定、發展与繁榮的策略最終注定將失敗。重新評价”六四”事件，建立清明的政治制度，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作為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應該有信心有決心有力量，審時度勢，把握机遇，以重新評价”六四”為契机，真正開啟中國民主政治進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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