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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3日訊】從地形上看，張家口、石家庄与北京呈相對標准的三角形，但從張家口到石家庄卻不能完全遵循“兩點之間直線最近”的原則，必須通過北京。目前特快列車從張家口到石家庄需要5個多小時，而即使乘坐高速大巴，從張家口到石家庄“直線”的541公里，也需要7個小時以上。經過北京，這是最快捷的張家口-石家庄線路選擇。對李真而言，這种線路就不僅僅是交通意義上的選擇了。

　　25歲左右，李真辭別張家口，在北京呆了相當一段時間。李真給其張家口同事正式的解釋是，“到北京做生意”。很多熟悉李真那段歷史的張家口人即使當時，也未必完全相信他的解釋。現在回想起來，對北京期間的李真有不同版本很多的描述，但結果是明确的。李真再回到張家口的單位后，開始辦理從張家口調到石家庄工作的手續。北京之行，真切地改變了李真的人生軌跡，這一變化給當時熟悉李真的同事印象之深，是記者在采訪李真案中最重要的感覺之一。李真的北京“資源”在傳說中級別之高，即使現在當事人敘述起來仍然神秘重重。比較确鑿的引路人，李真的家人介紹說是一個他們叫“楊伯伯”的。

　　隨后再來的變化，更加強了李真老同事對他能量的評估。28歲，李真當上了河北省主要負責人之一的秘書，爾后，也僅30歲左右，他晉升成為“河北第一秘”。

　　目前官方公布出來的事實比較多指認的是李真之“貪”. 中紀委的通報稱:李真受賄財物折合人民幣1051.09万元。一位熟知李真案情的官員介紹說:“這僅僅是受賄部分，通報公布之際，李真案并未完全結束。而在起訴書中，李真的罪名有兩個，除了受賄，還有貪污，貪污金額超過受賄額。”這位官員拒絕透露具體金額，但用了一個概括性判斷，“非常”。令人瞠目的人民幣數額，并非多數河北人關注李真案的焦點，他在權力體系里的作為，是被廣泛議論的題材。河北省委一位老領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披露:“甚至省級領導的升遷，都有李真背后的操作。”而河北省國稅局提供給記者的一份報告這樣寫道:“李真等人案件牽扯到縣局以上領導干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因此背景，李真在河北相當一段時間在權力體系里有“二書記”之稱。李真的姐姐李明即使面對記者，不僅不回避反而特別強調李真的這份能量。她評价說:“(李真)做秘書，在全國范圍內，也是前所未有的。”李真到河北省國稅局任職后，河北省委那位老領導說他曾專門問過有關負責人，“李真在河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的職務是否免了？”答案是:沒有！

　　2000年3月，李真被“雙規”。有關他的信息，在權力體系里被廣泛傳播、分析与推測。塵埃落定于去年年底，中紀委通報公布了李真的受賄金額。接受采訪的有關人士甚至提請記者注意這樣一個細節:“過去這類案件從來沒有在電視中公布照片，但李真案卻發了他的照片。”這一信息被解釋成:李真“翻盤”無望了！電視的消息公布，關于李真的話題由權力系統擴展到社會各層面，成為河北省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但是，即使現在，李真成為了社會話題，他的种种信息仍在極私密的場景里被傳播，外人往往難以介入其間。被采訪者描述石家庄時，最通用的概括語言是:“這里是最接近北京的省會城市”。這一背景解釋了記者采訪的艱難，相當的知情人听聞“李真”兩字而退避再三。李真在秘書時期所形成的能量慣性，即使現在，仍然使許多人心怀恐懼。

　　秘書實習

　　見到記者時，李明首先表達的是對記者的憤怒。憤怒的理由來自一篇報道說，“李真出生于一般家庭”。“怎么能說我們是一般的家庭呢？”李明的情緒最直接地表現在她的語气上，“不一般”在于，“我父親是正處級，行政15級，享受行政14級的醫療待遇。在你們北京可能不算什么，在我們張家口，至少是中上等家庭吧”。

　　李明是李真的姐姐。李家有五個孩子，李真最小，他上面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現在已經顯得削瘦的李明說在他們家里，“我和李真最像”。兩者之像，在于長相、性格与脾气。

　　坐在李明家三室三廳的房子里，与記者一道談論李真的，除了李明，還有李真的三哥李勇軍与母親楊淑賢。在這种結构中，顯然李明最具“話語權”，她主導著話題方向。李明自我介紹說，她先前是天津行政學院的副教授，教思想政治課，后調河北一家企業做培訓工作。她的丈夫報考并最終應聘為河北省交通廳副廳長。在李家，這是僅次于李真的職位。但由于李真案牽聯，李明被雙規108天，而其丈夫也因受賄而被判三年徒刑。不過，這后來由李明自己介紹的种种背景，并沒有絲毫影響她的情緒。快節奏的語速，不容置疑地敘述，李明更類似在教授中國行政級別課程，“能夠進到我們家里來的人，至少也要是個處級吧;那到李真家里去的，總得有廳局的級別才行啊”。由此切入談論李真，是一個有趣味的開始。

　　据介紹，李父1937年參加革命，屬于“抗日干部”。由延安派往東北過程中受阻，后留在張家口。1994年离休時，位置是張家口市科委計量局副局長。在李真的學校履歷表上，對此也有明确記錄。

　　不過，李父那一批派往東北的干部，并非全部留在張家口，后來有相當部分陸續离開。被李家人叫作“楊伯伯”的，就是离開者之一，据說他后來做到了東北某省省委書記位置。李明回憶說，他們兩家再次比較密切地“走動起來”，是在1986年左右。

　　促成“走動起來”的背景，曾在張家口市做過市委書記的劉善祥介紹說，當時張家口市修市志，追溯并尋找1945年張家口解放時的歷史人物，而那時任張家口市市長的“楊伯伯”是活著的最重要人物。張家口市派人前往東北請回“楊伯伯”，由于李父与楊曾經的同事之誼，在迎請的隊伍中，有當時在張家口市經委工作的李真。顯然，李真的精明迅速地給“楊伯伯”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張家口市經委時，李真才二十多歲，畢業并不久。但劉善祥回憶說，當時他對李真就有印象。后來他們兩人又同時在省委大院里工作。劉說:“看見他(李真)，我一眼就認出來了。”80年代初期的張家口市，市委与市政府在同一個院子里，劉說:“總有一個小青年到我辦公室晃，當然他就是李真。開始我沒有太注意，后來我說，‘小李，你有事就跟我講，沒事我也不是閑得慌’。”“小李”也有事情跟書記劉善祥講，劉說:“他作為市里面的干部派出下面支教，去的時候跟我講，回來的時候也跟我講了。”劉的印象由此積累而來。

　　顯然，并非李真的“支教”而使他被廣泛關注。對張家口而言，“楊伯伯”雖然是外省領導，但級別之高，也是顯赫的。到了張家口，市委市政府各級領導与“楊伯伯”打交道，突然發現必須經過李真這道手續，而且還不那么好打交道，這使多數人深感不快。

　　不過，李楊兩家有了這一契机共敘曾經的患難之誼，使多年前的友誼得以延續。李明回憶說:“后來，我爸爸在臨終前，可能也將李真托付給了‘楊伯伯’，我們叫他‘楊伯伯’，而李真跟他則是養父与養子關系。”從后來的結果看，這一層關系給李真的晉升有相當大幫助，但在當時李真并未有效地平衡內外關系。熟悉這段歷史的有關人士評論說:“(當時)已經顯得非常像秘書的李真，卻因為太端著架子，而使多數張家口干部對他意見多多。”意見最多的机构是張家口市經委，也即李真所在單位，由于有為“楊伯伯”做“秘書”這一經歷，“什么人管他都管不了了”。聯系當時的狀態与后來做到“河北第一秘”的位置，李真的處事方式似乎沒有太大變化。有所不同的是，“楊伯伯”張家口的行程過于短暫，無法長期保留李真所需要的權力背景。但后來不一樣了, 李真已經進入權力中心。

　　真正使這种情緒的不爽發生到對立的狀況，是張家口修志后。稍后，“楊伯伯”所在的省份，有一批去日本學習技工的名額，李真要求經委派他參加這一出國學習班，這一要求在張家口市經委即被拒絕。有記得當時情形的人士回憶說:“李真与經委主任發生直接沖突，誰也不讓誰。”這一層拒絕沒有斷絕李真的欲望，他要求參加別的省份出國學習班的申請与市經委的拒絕，上達到需要由市長來決斷的層面，結果仍然是拒絕。

　　隨后，強硬的李真遭遇命運的第一次打擊。市經委將他調离，調至張家口一家油漆厂搞供銷。熟悉當時政策環境的有關人士解釋這一變化，給出的描述是，“清理出机關”。事實上，1981年，李真從柴溝堡師范學校畢業后，并未直接分配到机關，而是在一家市屬企業做供銷工作。從這家企業調到市經委，“也相當不容易”，而且沒有證据表明這一晉升与他“中上等家庭”的背景有什么直接關系。但現在，他被打回原來的位置。這一具體沖突以及由此延伸的后果，后來被李真省略，他在有關場合概括自己在張家口的經歷，“我的發展被限制了”。

　　不過，李真并沒有在油漆厂上一天班，他“不辭而別”。

　　通過北京

　　李明對記者的憤怒，不僅是對他們家庭的描述過于低級別，另有一點是對李真學歷的描述太低，“他怎么只是中專畢業？別人繼續教育所得到的學位能夠承認，為什么他就不行？”在河北省國稅局期間，李真曾出版過一本“李真論稅務”的論文集，書前的學歷介紹是“碩士”。

　　記者到張家口采訪，柴溝堡師范學校提供的證明是李真确系該校大專畢業，并非中專生。這是河北師范大學在這里辦的一個大專班，李真系79級物理四班。在學校保存的學生檔案中，李真的學生登記表，連續三個學期的操行評語中，班主任武惠平無一例外地提到，“(李真)脾气不好，缺乏性格修養”，“需進一步加強紀律觀念，注意同學之間的團結”。柴溝堡學校党辦主任崔祥烈介紹說，這所學校出過几個高官，李真還算不上位置最高的，但只有他畢業后沒有再回學校來看看，“甚至還拒絕接見去石家庄找他的學校老師”。對此，崔解釋說:“在李真看來，雖然是大專畢業，但柴溝堡師范的名聲實在太小了。”李明介紹說，李真是在武漢交通科技大學取得的碩士文憑。這是他到了河北省國稅局之后。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李明說:“他后來還在讀在職的博士，由于出事才被中斷。”李真的四哥李里在張家口接受采訪時回憶說，李真受父親影響，從小接触過大量的詩詞。這些幼時的基本功為李真后來的政治生涯增加了更多表演余地，每一位接受記者采訪的人都提到，1997年11月，在李真剛剛榮升國稅局局長3個月后一次省局級机關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李大段背誦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陳天華的《猛回頭》。許多人向記者提及李真當時乘興而出的一句名言:“人格人品贏得人，正義正气感染人，豪情豪气激勵人，才能才華折服人。”李真的口才，在河北國稅系統頗有口碑，這被推測認為与從小接受詩詞訓練有關。但是，比較有趣的對比是，李里印象里，“在家里，几個兄弟之間的話并不多。而且李真很少笑，從小如此。即使兄弟間的交談，李真的表情也不會很丰富，你很難知道他在想什么。”

　　雖然李真家人再三介紹說李真讀書時“學習成績很好”，“考取了柴溝堡師范，家里人怕他再考考不上，也就讓他去讀了”。但熟悉他那段經歷的人士介紹說:“年輕時候的李真，可能更喜歡用拳頭證明實力。”李里回憶說，初中二年級時，李真就干過一場大架，因為看電影，別人占了李真和他几個朋友的位置，据說那次“李真一個人以一敵十”。

　　1987年前后到達北京的李真，向同事提供的解釋是“做生意”，這是一個誰也未必相信与在意的解釋。北京期間的李真，其行為种种，傳說的版本不少，但真正能夠說清楚這其間酸苦滋味的，可能只有李真本人，因此這段歷史可能會永遠隱匿而不為人所知。目前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實是，“楊伯伯”在這一期間給予李真最大可能的幫助。果然，李真獲得了從張家口調往石家庄的資格，而且最初确定的位置就是省政府秘書。

　　通過北京，張家口与石家庄之間的線路果然迅捷。但北京与石家庄之間授受的秘書位置，等李真到了石家庄，卻沒有如愿。1989年，李真到了石家庄，進的卻是河北省建設投資公司。有熟悉其間過程詳情的人士介紹說:“北京對于二十多歲李真的价值，在于他發現或者說堅信比學歷与武力更具力量的東西:權力。”在現實權力結构里，“李真發現，這一體系是能夠最充分展現他才華的場所”。后來被用來證明他所具能力的證据之一是:從北京調至河北的“京官”楊益銘(后因受賄而被審)，需要升一級，但被北京方面拒絕;李真居間操作，結果楊以平調的方式來到石家庄，然后將其所在單位升級，完成有關人士“升級”的許諾。對自己運作權力能力的發現，顯然使李真不甘身處投資公司，雖然這一單位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被認為是極好的机构。一年后，所有的努力終得回報，李真進入了省政府，稍后成為副省長的秘書。

　　初試身手

　　在省政府秘書圈子里，李真最有价值的收獲是与吳慶伍交好。吳慶伍是從河南過來的秘書，在河北呆過兩年后，吳想下海，擺脫秘書生涯，而李真希望能夠接任吳慶伍原來的位置。李真被逮捕后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時寫道:“我的前任秘書告別政壇，下海經商(我說)，你在商界需要權力支持，我在官場也需要經濟支持，我支持你賺錢，你支持我從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錢也越賺越多。”李真与吳慶伍達成“錢權雙贏”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河北省委一位老領導分析說:“吳慶伍位置高，但是外來戶;李真位置低，卻是坐地虎。”他們兩人選擇合作，“非常正常”。吳慶伍后來也因受賄而被拘。有意思的事實是，吳慶伍被拘后，新華社河北分社記者曾采訪過他，据介紹，吳通篇談的主要內容就是李真。在吳的描述里，更多的是說被李真所“欺騙”。如果排除吳慶伍自己開脫罪責的因素，有研究過這一材料的人士揭示說，(其間)另一層隱藏的事實是:在權力運作以及對人的操縱上，李真顯然比吳慶伍更具能力。李真果然順利地接任吳慶伍的位置，稍后又從省政府進入省委，終成“河北第一秘”。李吳合作，最初就在他們交接班之際，吳慶伍的公司開張之時。

中紀委、監察部在對李真的通報中指出:“1992年底，李真通過原中國東方租賃公司河北辦事處(簡稱“東租冀辦”)主任張某幫助吳慶伍(現在押)從‘東租冀辦’借款2000万元(后吳將此款据為己有)，事后，李真收受吳慶伍15万美元和10万元人民幣。”

　　總結李真之貪，有熟悉相關材料的人士分析說:主要由三個方面构成，其一，李吳“錢權”通道;其二，李真的北京線路，北京為他完成了最迅捷的張家口?石家庄之旅，同時也是他的資源之源，李真對北京的“投資”不遺余力;其三，把持河北官員的升遷管道。

　　開始時并不是完全沒有碰到麻煩。1993年10月份前后，一樁5000万元的貸款案牽扯到了李真与吳慶伍。因為涉及秘書李真，案子報到省紀委，此時劉善祥已經升任省紀委書記。他的要求是:查到底。這個最終也沒有明确結果的案件，基本案情是，一家投資公司的負責人張某從銀行里貸出5000万元，錢在他自己的公司稍作停留，相當部分流轉到吳慶伍与李真手上。檢察机關發現張某有逃逸的可能，于是立案批捕。隨后有過一場十分复雜的角力。

　　劉善祥回憶說:檢察机關方面打電話來找他，說管政法的書記要求放人，劉對檢察机關的命令是拒絕。稍后檢察机關又來電話，仍然說被要求放人，劉還是表示拒絕。最后劉善祥接到的電話是被告知人在被要求下已經放了。接下來，劉便与要求放人的書記理論，但放人的事實已經無法改變。劉分析說，要求放人的書記，是剛從外地調到河北的，對有關情況并不熟悉，而在其間操作此事的是李真。事實上，劉回憶說，這件案件報到省紀委后，他就去找過有關領導匯報過。為了有證人，劉當時還拉上了另一位副書記。相對麻煩之處在于，他們的匯報在中午11點鐘左右，結果12點鐘机關食堂吃飯時，李真便知曉了此事。李對在食堂吃飯的經貿委負責人表示了自己強烈的不滿。經貿委方面的負責人顯然很覺意外与委屈，馬上找到劉善祥問詢此事，兩相信息匯集，劉善祥自述“也很意外”。

　　相對這一事件，李真后來操作“京官”楊益銘平調，机构升級就相當簡單了。投資公司的張某出來后，隨后离開中國，移居國外，這一案件因此無法深入。而劉善祥注意到的事實是:從銀行貸出來的款項，債務便轉移到張家口卷煙厂。

　　后來有報道稱，張家口卷煙厂厂長李國庭受賄案的暴露，終于牽扯出李真。對此說法，劉善祥并未給予肯定答案，事實上這5000万元貸款已經使有關方面注意到了李真，只是這一次沒有抓住他的材料。

　　此時李真要過的坎還不僅僅是抹平這5000万元的貸款，更重要任務是他也需要在他“處級”的位置上升遷一級，達到“副廳級”，這一過程同樣遭遇強烈狙擊。結果是“一下一上”完成了李真的升遷，劉善祥因為“身體原因”提前离職，稍后李真任職河北省辦公廳副主任。

　　河北坐大

　　接受記者采訪時，熟知內情的人士評价李真說:“他甚至是可以左右河北權力系統的人，其地位相當于‘二書記’，想讓誰上就讓誰上。”而目前李真的處境，一個辦案人員玩笑說:“現在他是進去了，但可以不斷地‘咬’人啊，現在是想讓誰下就讓誰下。”原石家庄市市長張二辰就是李真“咬”出來的。

　　張二辰向李真行賄已經公開報道，對李真的通報說，原石家庄市市長張二辰向他行賄3.5万元人民幣和1万元港幣。這一消息強化了李真的秘書“能量”的社會傳播效果，在權力系統內??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里，關于李真的信息，比之社會層面所傳播的內容要丰富得多。

　　幫助李真在權力系統內樹立權威的事實之一是一個縣長的傳奇。据說在吳慶伍的秘書時代，這個縣長被斥責說，“這樣的人還能當縣長？”所幸的是，有知情人分析說，“龍威”發作之時，正巧在李真与吳慶伍交接班前后。稍后通過李真的運作，差不多算得上被“注銷”的這個縣長奇怪地留任，后來還升遷了。

　　在這种格局里，尋找到攀附李真的机會成了最重要內容。擔任現在押的原河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兼省委督查室主任楊益銘的律師、北京市法大律師事務所周國均說，“楊益銘与李真在案情上的關系，是一個攀附的實例”。

　　1997年石家庄市所轄縣市區領導班子換屆，當時任新樂市委副書記的馬振生、副市長李栓想要趁這個机會晉升。他們兩人通過新樂市一個安全設備有限公司的經理張根發幫忙活動。張根發又找到深圳市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董事長林欣進，聯系到了楊益銘，送給他20万元。

　　1997年12月初，領導班子換屆后，馬振生和李栓心急如焚，因為他們感覺到“沒什么動靜”。倆人又送了楊益銘四塊手表。結果他們听到的答复是，馬振生不能留在新樂任書記。這一次馬振生和張根發將10万元直接送給楊益銘，讓他將這些錢送給省國稅局局長李真??因為他們知道李真的名聲。楊益銘將10万元送給李真后卻被李真拒絕了。在法庭上，周國均說:“楊益銘被問及為什么將10万元占為己有，楊回答說:‘以李真的胃口而言，根本看不上這10万元錢’。”當然對此還有另一种說法，楊益銘曾經是李真居間運作調至河北，后來楊發現李的升遷速度遠甚于他，逐漸由過去的走動頻繁而變得相對疏遠。對下面官員所托請轉送賄賂，自己獨享并不代勞幫忙。

　　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侯磊說:在辦理省國稅局局長李真案件中，共查處包括廳級干部7人、處級干部14人在內的46人。而河北省國稅局提供給記者的一份報告這樣寫道:“李真等人案件牽扯到縣局以上領導干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

　　李真從河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的位置調任河北省國稅局党組副書記、副局長，看上去只是一個平調，知情人分析其間運作的意義在于:李真在河北形成的勢力越大，反對的聲音也就越多，脫身于河北的“塊”，進入國稅局的“條”，是最靈巧的騰挪。熟悉圍棋，曾經是河北省業余圍棋三段，更是權力系統高手的李真，知情人說，當然比別人更知道這其中變化的奧妙。李真离開省委辦公廳時，曾向有關人士坦言，“我仍是辦公廳副主任”。從后來的結果看，李真此話并非虛言。

　　曾經与李真同是柴溝堡師范學校物理專科四班的同學，現已經是某市主要領導的一位官員評价李真說:“他是一個天生的政治人物，至少看上去是這樣。”“政治人物”的權力以及“權力尊嚴”，在李真做秘書時獲得了最充分的培植，而在做國稅局局長時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在張家口國稅局供職的李真的四哥李里注意到:“即使年齡比李真大的張家口國稅局局長見到他都會神情緊張。在李真面前，即使拿著稿子念，也會哆嗦。”李真在任國稅局局長期間數次回過張家口，他与張家口的關系，許多當地官員對記者都諱莫如深。有趣味的是，遠离張家口市60公里外的柴溝堡師范學校，也能耳聞李真的排場，“每次都會有警車開道，其陣勢絕對超過一般人對一個廳級干部的想象”。李真最被媒體廣泛傳播的經典話語是:“我這回跟你談了半個小時，可是高看你了。”

　　省法院的一個曾經接触過李真的處長告訴記者，李真在做秘書時負責督察工作，所有督察結果都由省里各單位向他匯報，而省里領導听取督察結果也由李真告訴他們。在他向李真匯報時，他連頭都不抬一下。事實上，對排場的講究，李真在做秘書時即已足夠充分，有所不同的是，那時候的李真仍然囿于秘書之位無法張揚。

　　李真的權勢在被廣泛傳播的同時，与其威風八面的形象相反的另一層事實卻是，李真的妻子卻堂皇而坦然地离開了他。記者曾三天嘗試聯絡李妻而未果，關于她的形象最具說服力的事實之一是，李里說:我們剛結婚不久，還是李真女朋友的她就跟我愛人打了一架。熟悉他倆關系的知情人描述說:李妻原為張家口机關里的話務員，后來又到机關托儿所當阿姨，在張家口時与李真結了婚。李真在國稅局當局長，最風光的時候，她离開了李真。据說，她离開時，非常簡單地告訴李真:“你如果加害我未來的丈夫，我手里的材料足夠將你送上法庭。”而曾經因与三陪女在汽車里混被警員發現，隨即喝道“把你們局長叫來”的李真，針對前妻的簡單一句話，沒有任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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