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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5日訊】近年來，警匪片成為大陸銀屏的一大景觀，從大要案的紀實劇到虛構的驚險劇，黑社會和販毒成為這類連續劇的主要素材。我很少看電視劇，偶爾看到了一部收視率頗高的《冰毒》片斷，引起我的興趣，於是就接著看完。我感興趣的不是明星王志文和蔣雯麗，也不是複雜的劇情，而是劇中的主要配角──統治著金三角地區的大毒梟。
在此劇中，此毒梟是坤沙覆滅之後的權力空白的填補者，控製造金三角地區的毒品交易，其地位肅然是佔山為王的土皇帝。而在此之前，他最引以為傲的光榮經歷是文革時期的造反生涯，而且，他還具有遠比其他老紅衛兵更驚險更傳奇的經歷──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獻身於世界革命，去緬甸參加當地的毛式游擊戰。
有過文革經歷的人，對那段歷史都不陌生。1966年9月1日的《人民日報》，轉載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打碎舊世界 創立新世界》一文。該文豪情萬丈地宣告了世界革命的開始，紅衛兵就是解放全人類的急先鋒。1967年，由紅衛兵集體創作（主創者中就有後來被稱為“朦朧詩奠基者”的食指）的長詩《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們》風靡一時。該詩所表現的那種橫掃世界的英雄主義豪情和解放全人類的擴張野心，已經達到了毫無常識的瘋狂程度，直到文革後期還在青年人中流行。它講述了一個紅衛兵戰士怎樣投身於“第三次世界大戰”，又是怎樣馳騁歐洲，飲馬頓河，佔領莫斯科，如同蘇聯紅軍在二戰中攻克柏林一樣；又怎樣抽美洲的烤煙，喝非洲的清泉，最後登陸北美，攻克華盛頓，讓五星紅旗飄揚在白宮尖頂，如同當年解放軍攻佔南京一樣。正是在這種瘋狂的革命烏托邦的鼓動下，紅衛兵衝砸焚燒外國駐中國的使領館，騷擾國際列車，最極端的狂熱者不滿足於國內的暴力造反，懷著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稱霸世界的權力野心），偷越邊境，潛入越南、泰國、緬甸等國，投身於當地的紅色武裝鬥爭。其中也確實有人犧牲於衝鋒陷陣的沙場，長眠於亞熱帶的叢林中。因為他們從小接受的就是仇恨教育、暴力崇拜和權力爭鬥，絕對相信毛澤東的信口雌黃：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世界的未來一定是東風壓倒西風。
有了以上歷史背景，我們再回頭看此劇，就會悲哀地發現：現在的國人，盡管把文革稱為“浩劫”，但是，當年參加造反的紅衛兵群體，仍然固守著文革的“青春理想情結”。他們不但對當年的打砸搶沒有絲毫悔意，對他們的受害者全無歉疚，反而通過文藝創作、影視作品、學術爭鳴、回憶文章、集體聚會和重返知青點等形式，表達著強烈的青春無悔的懷舊情緒，此劇也不例外。編導者竭盡全力要把這個大毒梟塑造成一個理想主義者，甚至可以稱之為“哲理化毒梟”。他已人到中年，集智慧、博學和野心於一身；他謹慎低調，卻工於權謀，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他滿腦子馭人之術，每個細胞都洋溢著陰暗的權力欲；他叼著煙斗，說話抑揚頓挫，滿口人生哲理，講的無非是怎樣實現統治世界的野心；他制毒販毒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金錢，而是為了實現他年輕時（紅衛兵時代）的理想。
由世界革命的戰士到跨國販毒集團的頭目，角色的變換並沒有改變老紅衛兵的本色──用革命理想主義包裝的權力野心和暴力手段。他具有頑固的文革情結：雖然腰纏萬貫，但他穿的不是名牌西裝，住的不是豪華別墅或總統套間，而仍然是一身將校呢黃軍裝，戴著毛澤東像章，住在簡樸的木質平房中，他的主要助手也是一身中山裝；他回憶往事的口氣時而高亢時而低沉，對造反青春充滿了混雜著驕傲和遺憾的深深懷念：驕傲的是曾經叱□風雲的輝煌，遺憾的是沒有通過造反實現其權力野心。他解釋自己為什麼坐上了現在的大毒梟交椅，其理由與所有的獨裁者一樣：“這裡的人們需要我來統治──如果我不出山，他們吃什麼？”活脫脫當地人民的大救星。
當年的紅衛兵變成今天的大毒梟（或大商人大作家大官僚），跨國革命變成了跨國犯罪，既準確地表現了兩個時代之間的差別，也同樣準確地勾畫出國人的劣根性：主奴二重性、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革命造反和販毒賺錢皆是為了從奴隸變成主子。當毛澤東時代的造反無法達到這一目的時，他就與時俱進地利用鄧、江時代的金錢至上來達到。正如大毒梟的自我表白：在革命時代，暴力就是權力；而在商品時代，金錢就是權力。
這讓我想起由當年的知名紅衛兵轉變為如今的知名作家的張承志。他高舉的抵抗商品社會和大眾文化的道義大旗，旗幟上寫滿了由伊斯蘭信仰和毛澤東情結混合而成的仇恨意識和暴力哲學，他坦稱自己的紅衛兵情結：“我的歷史是從1966年開始的”，“要是任何人問我，我創作的第一個作品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地說：紅衛兵。”真可謂：歲月流逝而青春依然。
這也讓我想起製造了大量的暢銷文化口紅的余秋雨，面對自己文革中御用文人的經歷，他非但沒有絲毫自省和內疚，反而公開為自己當年的行為辯護。從“石一歌”的革命高調到《文化苦旅》的懷舊低吟，他對傳統文化的港台式矯情，他用有利於改革的借口為腐敗所作的辯護，與當年以筆作刀槍的大批判一樣，皆是在做當權者的刀筆吏。
中共執政後的中國，表面上，時代在變，社會在變，觀念在變，每個人的角色也在變，而骨子裡，政治獨裁、人性貪婪和御用工具的民族根性卻一以貫之。
2002年6月22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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