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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6日訊】我第一次坐牢獨處單間時面對過一個問題，這也是從89年前在北大搞民主沙龍和校園民主時就開始想的問題，即：我為什么卷入政治？就個人興趣愛好來說，我更喜歡文學藝術；近几年不幸還出過十几本書。

我家三代包括我本人是研究史學的。我從不認為自己是搞政治的，也不認為特別擅長搞政治。那我為什么去呼吁反對共產党?為什么卷入演講、游行和組織政治活動？我認為我參与政治活動，是為了對抗權力。之所以對上了共產党，是因為它代表了最為強大的權力;之所以卷入了政治，是因為政治在中國代表了最大的權力.

說政治肮臟是值得討論的；反抗的政治就不是肮臟的.有一种政治，它的价值就在于不允許有任何的權力可以凌駕于一切之上.即使是清明政治，也需要有人去對抗，去反對；這樣才使人們有更大的自由空間。

因此我表面上反對的是共產党的政治極權，在內心深處更關切的是反對一切主流的極權統治。福柯揭示了極權政治其實不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可以是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机制。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也反對主流的壟斷价值，希望為真正自由的精神創造條件和空間；這類自由精神常常被歸于另類，往往被主流文化壓抑和窒息。我主張，少些對主流的附和，多些對另類的關怀和同情.這樣人們會有更多的選擇空間和可能，精神文化有更丰富的發展。因此，我的政治關怀其實是文化關怀，我從事政治其實是發展文化精神。

現在審視中國問題太多地從政治平面上討論政治意義，為什么不從精神文化層面看？

從這個層面看中國，至少有四點值得注意。

第一，“六四”是我們民族精神蛻敗的起點。文革給中國人良心造成的是持續壓力下的鈍傷，“六四”則是尖銳的刺激傷害。文革中一方面鎮壓對專制的反抗，另一方面還號召人們追求真理。但““六四”后的共產党赤裸裸地要求人們追求物質利益，忘掉社會正義。從此，人們不能再關心正義；因為任何追求正義都無法回避“六四”，從而面臨迫害，失去常人的發展机會。這就抽掉了我們民族道義勇气的支柱；

第二，“六四”又是我們民族精神升華的顛峰，那時中國人體會到道德的顛峰境界；

第三，“六四”后，中國人失去了精神共識的目標。80年代，中國有改革開放的旗幟，“六四”之后，人心渙散，沒有凝聚人心的共識，甚至沒有共同的關注焦點。中國人甚至沒有奮斗目標；

第四，中國需要精神重建，我不悲觀。方向是什么？希望在哪儿？我認為，天安門母親運動給了我很大的鼓舞。這不僅有挑戰專制迫害、討還公道的政治意義，而且具有精神境界的獨立公民的支援行動，這是對成千上万還追求道義的中國公民的精神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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