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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日訊】嘴巴長在自己腦袋上，要不要看著別人的眼色說話？當遇到需要說違心的話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拒絕或者沉默的權利？我們每說出一句話，無論是主觀故意還是出於無意，是不是都有可能被追究？為什麼有些話一說出口，就成了“禍害”或者“謠言”？異議的自由到底有沒有一定的尺度？

許多問題，一直都沒有答案，也不知道誰能夠提供答案，有人說沒有答案就是一種答案。我相信。

在我的視界範圍裡，看到了眾多的異議的不自由的案例。先說遠的吧，1991年，身為雲南省人民檢察院政治部秘書的黃慶，因兒子是郊區戶口(隨母)，一時心血來潮，寫若干匿名信分別寄給當地省委、省政府、市委等黨政機關，希望引起有關領導重視，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如果沒有效果，就向政府‘請願’”。結果卻是他遠遠沒有想到的，不但他沒能得到上級的支持，還“意外”被刑事拘留。最後還被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終審判處管制兩年。(引自2002年1月4日《海峽都市報》)

記得崔健有一首老歌，叫無能的力量。其實，所謂的話語權，也可以稱之為無能的力量。比如黃慶“一案”，他十年前說的話我認為是正確的，現在說也是正確的，一個人民的政府，無論是省裡的，還是縣裡的，都不能不正視轄區“臣民”所反映的問題，尤其是涉及切身利益的疾苦問題，即使“臣民”的問題帶著一定的個人情緒，甚至有點“反動”──比如“如果沒有效果，就向政府‘請願’”，這也是他的神聖權利，一旦剝奪了他的這個權利，那麼他的憲法意義上的“公民”身份就值得懷疑了，他的異議的自由也真正成了無能的力量──雖然話語正確，十分有道理，但卻得到了錯誤的處理。時至今日，黃慶本該得到遲到的平反，應該得到相應的國家賠償，得到恢複名譽、恢復原職……但這一切都那麼“遙遠”，這樣的結局豈不是讓很多想說真話想反映問題的人只能“噓噓”兩聲？

同樣的雲南，仍然有同樣的荒唐：2001年8月，三聯生活周刊一則報導“刑訊下的警察口供”披露，當年34歲的杜培武卻得不到任何沉默權，他被完全剝奪了異議的自由，最後只能無奈地“招供”。身為警察的他知道刑訊逼供下的口供無效，於是他在1999年1月15日這一天，悄悄把被打爛的一套血跡斑斑的衣服藏在腰部，帶進了法庭。在包括法官、公訴人、律師及幾百名旁聽者的面，他扯出了這件血衣以證明他所遭受的刑訊逼供。但這血跡斑斑的“最後一搏”，也以法院不予理會而告失敗。一個月後，死刑（緩期）宣判還是“如期而至”。如此的遭遇，別說言論自由，別說沉默權，別說異議，都一樣不切實際。後來，或許是命中不該死的緣故，真兇再次犯罪被警方破獲，杜培武冤情才得以洗清。2001年，杜培武無罪釋放後要打的第一個官司就是追究不讓他享有沉默權、異議和言論自由權的刑訊逼供者的法律責任。6月21日，在法庭上，對檢察機關的指控，涉嫌刑訊逼供的警察寧興華只認定一些刑訊逼供的事實，而秦伯聯則矢口否認，稱自己沒有親自實施過和指揮他人實施過刑訊逼供，他只對該錯案負“領導責任”。而且，秦伯聯還表示出對杜培武“招認”的不滿：“杜培武，你是共產黨員，不管怎麼打你，你幹嗎要承認呢？”私下裡，秦甚至跟別人說，杜培武應該學習江姐，“寧死不屈”。毫不懷疑，這個秦警察的“異議”是自由的，可是我認為這段話裡充滿著“恐怖”的含義，強勢一方的異議是自由的，而弱勢一方的異議卻是根本不自由的。

前後兩個案子，其最初發生都是同樣的荒唐。其結果都是同樣的淒慘。《南風窗》雜誌曾刊登一篇福建作者韓福東的文章“異議的自由”，作者寫道：“一個中國公民只因為表達了對不合理的制度的不滿，就成了‘反革命’！現在我們可以對這個10年前的陳案說三道四，是因為戶籍制度的不合理已成了官民的共識，戶籍改革正春潮湧動。如果放在10年前，誰要是敢公開替黃慶說話，沒準也成了‘反革命’。奇怪就奇怪在這裡，我國《憲法》明明白白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不管我們對言論和出版自由的理解有怎樣的歧義，這種‘自由’總不應等同於‘禁止對現行制度提出改革性的主張’或‘禁止有與現行意識形態相左的主張’。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似乎誰掌握話語權誰就可以給它定義。而且不妨朝鹿暮馬。‘文化大革命’時，誰反對，誰就是‘反革命’，歷史已經見證了它的殘酷。黃慶抨擊戶籍制度成了‘反革命’，若按此定義，現在推行戶籍改革的地方政府不都成了‘反革命’的大本營？這位作者還說，現在“最要提防的就是掌握話語權的人宣布真理在握進而壓迫異議。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每一個公民都是弱小的。當整個社會只存在一種思想和聲音，那這個社會的民眾的素質就頗為可疑。就像約翰﹒穆勒所說的：‘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氣氛之中，曾經有過而且也會再有偉大的個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種氣氛之中，從來沒有而且也永遠不會有一種智力活躍的人民。’在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裡，我們應該讓當家的‘主人’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視其為弱智，只配服從；或視其為敵人。人不同於其他動物的一個重要特徵即在於人是有思想的，思想需要通過言論表達出來，承認並尊重這種自由是一個開放社會必備的品質。”現在，我們多是引用憲法第三十五條，強調公民言論自由權，可是，依照憲法上的權利而打官司，勝訴的案例又有哪些呢？

“大躍進”過去了幾十年，“文革”過去了幾十年，馬寅初死了，儲安平不知所終，黃慶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十年後才得以大白天下，而杜培武因不能享有沉默權差一點成了“寧死不屈的江姐”。這難道不是恰恰說明瞭“嘴巴一張開就是禍”？

未來，只是筆者不甚知道，這個的“禍”會不會再次降臨渴望異議自由的人們身上？誰有法定的權利來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公民異議的自由能否依靠一部憲法而得到切實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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