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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日訊】清引火翰林院徹底失信，美拒絕接受護送離京
7月19日，清政府以局勢難以控制爲由，要求護送各位公使到天津。但是這項要求遭到各國公使的拒絕。主要原因是對清政府這一決定的目的不信任。
而美國方面，麥金利政府似乎仍在猶豫。約翰.海爲此與李鴻章有過溝通。事後他對總統麥金利復述了他對李鴻章所表達的猶豫：“如果中國政府有能力把外國公使安全護送到天津，他們就有能力保證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溝通聯絡；如果中國政府沒有事先安排好就送他們離京，一旦失敗，將不會有任何可能讓外國政府相信中國政府此舉的良好信譽。”(1900年7月29日約翰海給麥金利的信，引自“ThelifeandLettersofJohnHay”byWilliamRoscoeThayer，1915)。雖然如此，美國並沒有當即否決中國政府護送離京的要求，一直等到從康格的報告中瞭解了更多的具體情況。
康格一直主張美國出兵解救。因爲公使館內有八百名外國人，其中傷員五十名，婦女兒童兩百名。此外還有三千之衆的中國基督徒。康格認爲，如果撤離，這些中國教徒絕對不能丟下，否則等待他們的將是被屠殺的厄運。因此康格向美國政府表示：唯一保證他們安全撤離的辦法是以足夠外國兵力前來救援，而各國公使也拒絕接受清軍的護送。康格彙報說，由於清政府持續要求護送各國公使立即撤離，並要求立即決定離京的時間，外國公使團回應說他們將與本國政府聯繫並等待指示。(Mr.CongertotheSecretaryofState,Pekin,August5,1900；Mr.CongertoGeneralChaffee,Pekin,August8,1900)。
到了8月9日，清軍引火翰林院，試圖一舉燒毀外國公使館(清代翰林院設于外國公使館區內，內牆之大部與使館區內的英國公使館緊密相連)。結果，外國公使館內六十人死亡，一百二十人受傷(注)(Mr.CongertotheSecretaryofState,Pekin,August9,1900)。這樣的軍隊和政府何堪信任？在接到康格上述報告之後，美國政府於次日(8月10日)終於作出決定：同意康格拒絕清兵護送出京的意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同時將此決定正式通知了清政府，並敦促清政府配合已於8月4日開始並遭到抵抗的遠征解救行動。(Mr.AdeetoMrConger，DepartmentofState,Washington,August10,1900)
八國聯軍進兵北京的日期是1900年8月4日(此前撰文“10日”爲誤)。當聯軍在進兵北京途中與阻擊抵抗的清軍及義和團開打時，北京公使館週邊的情況是：
“自從6月20日被榮祿所指揮的清軍徹底圍困以來，截至7月17日，炮轟槍擊不斷。然後就是持續不斷的猛烈進攻。……成千上萬的中國基督徒被殺害。”“法國、義大利、比利時、澳大利亞、荷蘭公使館以及其他外國在京財産被毀滅。……”。據此康格終於明白：從一開始，清政府“所有的救援與保護都是假的。”(Mr.CongertoSecretaryofState[Telegram.-Paraphrase]，Pekin,August11,1900)。具體到公使館內部，情況是：除了清軍點燃的大火導致使館區死傷總數將近兩百，還有六名兒童死亡，更多的兒童掙扎于病中。食物只夠兩個星期，尚有半扇馬肉可以食用(Mr.CongertotheSecretaryofState,Pekin,August9,1900)。
8月15日，聯軍攻入北京，被困的外國僑民獲救，但已經有65人被殺。而僅在天津南門外附近一戰，由於義和團掘堤放水和清軍憑城固守，聯軍就被打死八百餘人。清軍和義和團損失當然更爲慘重。
外國記者親臨北京暴行現場的感受
足迹踏遍中國土地的旅遊家，二十世紀歷史與世界地圖的作者，馬丁.米勒(J.MartinMiller)在他1900年撰寫的《中國，古老與現代》一書有關章節中，引用了當時的隨軍記者對聯軍遠征解救公使館情況的大量記述。整個國際社會其實是在記者親臨北京市區以及公使館現場之後，才通過他們的報道瞭解了中國人對外國人的刻骨仇恨以及公使館當時所面臨危機的嚴重程度。這種普遍的仇外情緒和瘋狂訴諸暴力的事實，令來自西方世界的眼睛和心靈感到相當的困惑和震驚：
“目前，關於被圍困的公使已經解救、內裏人員獲得安全的消息傳遍了世界。但是在這裏，我們這些解救隨行人員與在隔離路障裏面飽受中外之間驚異矛盾之苦的所有人一樣，對那種矛盾衝突感到十分困惑。中國人所展示出來的野蠻與樸素的結合令人驚駭。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我們因而有機會和盤托出中國人的方式。中國人真的曾經決定剷除公使館，這簡直不可思議。而且從他們攻擊的暴行和殘忍程度以及他們的策略來看，除了徹底滅絕外國人，他們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意圖。這也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象畢德格(WilliamN.Pethick，美駐華外交官，後任李鴻章顧問)和赫斐秋(VirgilC.Hart，美在華傳教士)那樣的人，把自己生命奉獻于爲中國人服務，他們也無法佯裝理解，而只是一次次地說，也許不久會有解釋的。”(轉引自“China,AncientandModern”byJ.MartinMiller)
上述這種反應可以看出，面對中國事務，在對同一問題的反應以及立足點上，中國與西方世界有嚴重的錯位。按照中國的邏輯思路，這簡直就是外國魔鬼把自己打扮成天使和受害者。因爲魔鬼對遭受向自己乞憐的弱小者的反擊不會感到困惑乃至震動，因爲魔鬼應當明白這種反擊不過是弱小者的反抗。可是我們知道，當時那些報道是西方記者寫給西方人自己看的，既然如此，外國魔鬼有什麽必要在自己人中假裝天使和受害者呢？外國魔鬼有什麽必要在自言自語中自欺呢？如果不是假裝的困惑和震動，那麽這種反應源自何處？這種錯位又說明什麽呢？歷史對於當代而言並不總是清清楚楚。經驗證明，歷史可以被掩蓋，事實可以被歪曲。如果刻意如此，如果利用控制在手中的工具這樣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過，即便全然不瞭解八國聯軍進兵北京的事實種種，或者所知全是不實之詞，一個眼睛不近視，大腦不糊塗，思想不混亂，情緒不污染的正常人，瞭解到這種不合中國邏輯的西方反應，至少應當對那段歷史畫出一個問號來，辟出一點繼續思考和調查的空間。
另有一段描述也值得跟讀者分享。這段描述間接反應了西方人對中國庚子之亂之感受不同于中國人的角度和方向：
“某種程度上，我料想被救的人會失聲痛哭，但是沒有。我只看到了一個男人流淚：他去醫院看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在此前的困境中表現得非常頑強，但那時他已經相當地病重衰弱，不能講話，甚至無力從他的手中抽出自己的手。這個男人出門，來到院子裏，站在一棵樹下，哭了。”
西方人理所當然認爲自己是庚子之亂的受害者而不是製造者。這種感受從事態的發展進程來看，不能說沒有根據：義和團暴亂起於將近一年之前，到了1900年5月份逼近北京，演化爲非常嚴重的對使館人員生命財産的直接威脅。在此期間西方世界多次正式通告、照會、敦請清朝政府採取措施。這種敦請一直延續到北京被圍，總理衙門人去樓空，德國公使在敦請途中被殺害。最終出兵中國自行解救是出於無奈的自救，不僅目的明確，而且也數次通告了清政府，並在最初終於獲得認可，雖然認可得十分勉強。如果不是慈禧爲首的大清保守派一意孤行，挑唆利用義和團，無視國際協約和各國多次通告請求，利用外亂外患打擊光緒爲首的洋務派，中國斷然不會發生庚子之難，“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侵略行爲”不會有機會發生。
外國公使館倖免被毀的重要原因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清軍夥同義和團已將公使館團團圍困又全力攻擊，爲什麽居然久攻不克？事實上，公使館在義和團和清軍的包圍之中，之所以倖免於徹底被毀滅，不過由於清軍中某一關鍵人物的一念之差：
被調到“武衛中軍”炮隊掌管德制“開花大炮”的軍官張懷芝，在瞄準公使館開炮前，突然念及轟平外國公使館後果過於重大，責任難以承擔。他於是前往軍機大臣榮綠府上，要求榮綠下達開炮命令。然而榮祿也不傻：公然違反國際協約而且殺害外國使館人員乃至轟平公使館，事關重大，榮綠不敢下達命令。慈禧有令與列強決一死戰，榮綠又不敢不下達命令。榮祿居然如此猶豫，這讓張懷芝出了一頭冷汗，他更加害怕，賴在榮祿府上就是不走，非要一個開炮的手令以備後用。僵持之中，榮祿支支吾吾，說了一句話，這話注定在後來成爲歷史名言：
“橫豎炮聲一響，裏邊(指宮裏邊—引者)是聽得見的”。
張懷芝聞言茅塞頓開。他知道公使館終究是不能轟平的了，否則將來追究下來便是殺頭之罪。而慈禧那邊聽見炮響便可交代。於是他匆匆回城，藉口炮位不准重新校正，對使館後的空地猛烈轟擊。聞炮聲，使館區內膽戰心驚，清宮內則皆大歡喜。一夜過後，接到停止轟擊的上諭。(參見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及《義和團史料》下)所以，僅僅是由於張懷芝一念之差，外國公使館未被轟平，使館人員生命財産得以倖免，沒有導致中國庚子年間更嚴重的禍難。
注：舉世罕見珍品中國國寶，明代官修大型綜合性類書，萬卷冊的《永樂大典》當時僅存不完全副本，珍藏于翰林院，亦遭此次大火焚燒，損失慘重。
(下期預告：八國聯軍何以“火燒圓明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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