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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1日訊】2001年12月20日的《南方周末》，在頭版的顯著位置介紹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陸學藝等經濟學家們的新作《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在拜讀過該文后，我認為可將《分析》的核心歸納為一句話：為了使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构成為紡綞形，必須在中國擴大中產階級隊伍。

据經濟學家們說，紡綞形是最穩定的社會經濟結构，發達國家能持續穩定繁榮，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都在其次，要中之要是它們的社會階級結构都是紡綞形的，即：最富裕和最貧窮的社會成員都占少數，社會主流是既不富得流油也不窮得叮當響的中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全賴強大的中產階級作台柱子。按這些經濟學家的遠見卓識，中國這些年穩定上升為壓倒一切的工作（千万不能表述為不穩定上升為社會主要問題，否則本帖命運堪虞），根子就在于中國社會呈金字塔形，即處于金字塔尖的富人太少，處于塔中部的中產階級人數有限，而處于塔底的貧困的人則太多。

經濟學家處方濟世，在世界上不乏先例。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先生數次挽美國經濟巨人于既倒。但既然這次對衰退所開的藥方失效，就先撇開不談。記憶中最近代的、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就只有首推捷克的私有化經濟政策了。10余年前，這個曾与我國同為社會主義大家庭一員的東歐小國，不知得到哪位高人指點，采取類似于俄羅斯公平分財的經濟策略，卻又以遠小于休克療法的政治和社會代价、較好地實現了公有制經濟向私有制經濟的軟著陸。可以肯定，發生在當年捷克的這一幕，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是耳熟能詳的。

在懮國懮民的社會責任感上，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說不遜于任何一國同仁。但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給中國經濟所開的藥方卻總是藥不對症。原因何在？在一個問題上，中國的經濟學家們迄今為止一直表現得諱莫如深：金字塔形是如何形成的？可以這么認為，經濟學家們藥不對症正是對這個核心問題有意回避的必然結果。連江湖游醫都知道，不問病因，何以談對症施治？

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构与其政治權力結构互為鏡像。政治權力的金字塔結构不改造，單純改變經濟的金字塔，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徒勞之舉。經濟上即使在某個階段形成了紡綞形，只要政治權力結构還是金字塔形的，逆向作用的力量就會愈來愈大，最終必定導致紡綞變形，還原為金字塔形。

古今中外的政治權力擁有者，無一不是千方百計謀求与其統治者身分相稱的、优裕的經濟和文化地位。只要政治權力一天居于統治地位，經濟學家們的紡綞形理想就只會是個迷夢。

造成金字塔形的另一大因素是20年前鄧總設計師的經濟思維。今天應該挑明的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是一個不完全句；它還有另外一半沒明白說出來。完整的表達式應該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讓大部份人先窮下去”。80年代后期到整個90年代，西部農民（國家最貧窮的群體）的負擔年年增加。國家政策性投入的70%卻集中于東部。政權的這种強力轉移支付，确實讓東部先富起來了；但西部大面積的貧困，也因此与日俱增。

漸進式改革的一系列法規、政策，給金字塔結构的生成積極保駕護航。盡管漸進式改革至今為我國經濟學家們所津津樂道，事隔10余年后的今天，將我國改革的成果与俄羅斯、捷克、波蘭等突變式改革的國家作個簡單對比，可得出什么結論呢？

人均收入，我們比他們低1倍至數倍；貧富懸殊，他們并不顯著，我們在全世界數第一、第二；腐敗情形，他們是小范圍雖然存在，大面積已得到控制，我們是遍地開花，借用百姓的話叫做：“無官不貪，無官不腐”；全民享受的社會民主自由權利，我們与他們無法相比。

我們可以自豪的只有兩點：保有一個已喪失其原有原則、立場的政党，讓特權階級順利地攫起了与其地位相稱的龐大的財富！

不可否認，20余年來，我國社會財富總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這些財富并不是改革帶來的，而是減少人為破坏后社會公眾持續創造的必然結晶。今天的盛世景象与歷史上的開元盛世、康乾盛世沒有多少差別。把社會財富增加作為桂冠戴在自己頭上，只是“改革功臣們”貪天之功為己有。

在此，有必要消除“高速發展”的虛榮。按官方統計數字，我國近20年的經濟發展速度極高。但是，与這個極高的速度相對應的時期內，人民的財富總量是否也以這個速度在發展呢？沒有！從9億農民和數千万失業者的錢包的角度來看待每年8%這個數字，它要嘛是虛假的，要嘛是虛文的。用一個虛偽的經濟學數字把最貪婪、最無能、最無恥、最腐朽的暴力打扮得花枝招展，實在令人作嘔！

生產力發展与否，与政府的積極作為是沒有多大關系的。政府的職責只是維持社會公正。現代政府好比是交通警察，只負責維護交通秩序，車輛總量的增減与他的工作稱職与否無關。但政府的消極性作為卻能對經濟起著巨大的阻礙作用。中國的經濟落后于同期起步的日本、台灣，朝鮮落后于韓國，東德落后于西德，就是因為政府（政党）的長期消極性作為所致。社會經濟呈現金字塔形，少數富者短期內富可敵國，絕大部份底層民眾淪為改革的失意者，能說這樣的政府在主持公正嗎？社會的富裕只有以公正為基礎才可持久。我國的改革是失敗的，敗就敗在它片面地以效率為目標，卻以犧牲社會公正作代价。東歐的改革相對我們而言是成功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它們以公正為目標，兼顧了效率。

經濟學家們在尊崇紡綞形社會時，（故意？）忘記了西方的紡綞并非人造的，而是自然形成的。西方的中產階級是在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中，依靠自我奮斗成就的。他們對政權的忠誠，其實是對公正公平的體制的高度認同，也是良知使然。中國的經濟學家不思（故意不思？）根本，只主張學其皮毛，想用拔苗助長的辦法，在短期內人為地造出（擴大）一個對現政權忠誠的中產階級。這樣作的結果，除了使社會越來越遠离公正之外，注定了只會引起人民更多的、更大的反感。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的良知告訴他們，自己的成功不是靠公平比拼，而是靠對自己原來所屬的赤貧階層的加重剝奪、靠一只邪惡的手在背后扶持得來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學人曾一針見血地戮穿了陸學藝之流的紡綞形社會理想的欺騙性，稱這种主張是把財富硬塞給中產階級，是收買人心。對此，陸學藝等表現得倒是坦誠得可愛：人造中產階級的目的就是為了“擴大執政之基”。一個政治上宣稱依靠無產階級的政党，如今淪落得靠給中產階級獻媚、行賄延緩死期，已是無可奈何之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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