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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日訊】華盛頓時報4月28日發表James Mann的評論文章﹕Washington’s Wooing Hu — But Here’s What Matters。文章說﹐在接下來幾天裏，我們將目睹一套老戲法：華府對胡錦濤大獻殷勤――胡被認爲將會成爲一個強大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將在明年秋繼江澤民後成爲下一任中共最高當權者，來到了美國。他將在白宮裏與布希總統會晤。副總統切尼將作爲胡的東道主。與那個經常喜歡爲美國聽衆背誦幾行葛底斯堡演講的傢夥（江澤民）相比較，他無疑將會表現比較拘謹。然而，無論他的言辭是如何乏味，或者他表情示如何的刻板，外交官和情報官員、中國問題專家們都將仔細剖析胡的一言一行。外交政策的精英們將準備捧迎胡的晚宴，而美國的企業家們將列隊向胡遞呈名片，哪怕只是遞交給他的助手的助手。
其實，把焦點集中胡的個性特製上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在中囯共產黨（一黨專制）統治下，又能有多少個體成員之間的差別？在看待中國政治時，我們爲什麽一錯再錯地過度重視中共領導人個人特質，誇大某個個人的重要性而同時又低估其他領導人的潛力？難道美國還要再次在中國問題上栽跟頭？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胡錦濤個人是否平淡無奇。胡以其59歲很“嫩”的年紀（佔據權力高位），在中國的幾十年間，他比任何人都提升得快很多。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中，胡的建功立業（似乎）並沒有自己任何強大，始終如一的班底。對胡的巨大幫助，主要是來源於鄧小平的提攜――1992年他被提升爲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他流星般竄升期間的恩師是宋平――一位（政治）色彩朦朧的權臣――曾多年主管中央計劃委員會及中共組織部。
胡看起來尤其像是一個（中共）黨組織的人和北京（政治體制）的産物。可以確信的是，他在民間有過多年的曆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下放到甘肅省農村，在那裏他脫穎而出成爲一名共青團的領導人。此後，他在貧困的貴州和在西藏當過省委書記，並在1989年調用軍隊鎮壓西藏的社會騷動。現今中國的領導人江澤民，當時多數時間奔走於北京和上海之間，相比之下，胡的這些經驗使他對中國貧窮地區有更深入的瞭解。然而，所有這些邊遠地區的供職，都成爲其步步高升臺階。在胡擔任西藏黨委書記最後兩年期間，胡實際上居住在北京，他抱怨高山反應使他不適應在西藏長時間居住。十多年以來，他已經在黨中央最高層工作――主管組織部，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即成爲負責人事和宣傳的政治局常委。
簡而言之，在胡的所有背景中沒有任何反應個人創造性的建樹，對任何富有活力或有挑戰性的事務缺乏興趣、也缺乏基本的領導才能。如果他去推動任何一項工作，那很可能是他的上級已經支援的東西。儘管如此，華府仍可能過高估計了胡錦濤實際將能掌握的權力。
在過去的30年，美國的最高層官員反復迷失于對中國領導人的推斷。有時這種一廂情願簡直到了離譜可笑的地步。歷史學家們現在認定，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開始到1976年結束，但尼克松1972年破冰去北京時，他的幕僚相信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幾年以後，鄧小平開始接替生病的中國總理周恩來，當時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對周恩來推崇備至，卻貶抑鄧爲“卑鄙小人”。當鄧成爲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後，華盛頓又認爲鄧完全掌控了中國的局勢。這種認識，在外交政策方面基本上複合事實，但是它並不適用於中國的國內政治情勢――鄧必須在一個強勢的政治大漩渦中努力與其他勢力周旋。在被鄧的角色迷惑之後，美國領導人忽略中囯共產黨內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在當時逐漸壯大，尋求改革的力量不斷增長，也忽視了黨內老一輩對抗改革的強大勢力。其結果是：1989天安門廣場的示威和接著發生的鎮壓，讓美國官方大吃一驚。當喬治·布希總統試著在混亂當中給鄧小平打電話，鄧連電話都不接。
在1989年中，中共元老們期將江澤民扶上新的党總書記位置後，華盛頓的普遍反應是：江呆不了多久。“這個沒有信用可言的政府很顯然是過渡的” ，已經離任的美國駐中國大使溫斯頓·洛德當時曾如是說。結果又錯了。在天安門鎮壓後，中國當權者成功地壓制了持不同政見者，並藉著90年代初期驚人的經濟增長獲得支撐。最終，當江開始推行對他的個人崇拜和自我吹捧的美化，而克林頓政府卻改弦更張，決定同與與江澤民打交道，但在此過程中過高估計了江的個人能力。1998年克林頓總統訪問北京之前和其間，江提議開展深入的變革，包括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容忍、與達賴喇嘛談判以及緊縮中國飛彈技術出口等，克林頓政府則以前所未有的在兩岸關係上立場向中國傾斜做爲回報。事實表明，江澤民即使開始有過誠意，結果根本未兌現；簡言之，傳說中的政治開放夭折了。
汲取過去的歷史教訓，在判斷胡錦濤的過程中，美國人應該注意3個常見的錯誤。首先，全神貫注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個性，而忽視了共產黨領導的集體本性。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常務委員會，才是確定中國的政治方向的機制。我們爲什麽要低估這些組織機構的角色？一方面，自由派人士好像不願意去關注，因此低估中國還是由一個傳統列寧色彩的政黨在統治；另一方面，一些美國保守派人士也避免觸及中國集體領導的事實，因爲如此就難以把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冠上一個”獨裁者”的帽子。比起江澤民，胡錦濤更不能成爲一個獨斷專行的獨裁者，他必須代表中囯共產黨領導階層，也必須對這個領導階層作交待。
其次，美國官員和中國問題專家容易忽視共產黨內，即使已經離開職務，但仍扮演幕後強有力角色的老一輩人物和軍方領導人。天安門事件以武力鎮壓收場，黨內元老扮演關鍵性角色，他們在許多其他重要事件上也同樣是如此，並且很有可能將來仍然如此。新一代元老們，包括江澤民主席，朱容基總理和前總理李鵬，將會在多大程度上放手，胡錦濤將有多大的實權？假裝明白這點的人都是在撒謊。
第三，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太專注于中共的政治精英，而忽視了整個社會裏正在發生的實際變化。他們在1980年代中對中國有過誤判，他們低估了西化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和中共老一輩對此的強烈反彈。對於中國新領導而言，包括胡錦濤在內，是取決於它是否將能對付中國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包括勞動力動蕩的狀態，鄉村的抗議和數百萬名中國人(領養老金者，國營企業的職工)的忿恨，他們並未從90年代的經濟繁榮中受益。
如果他是“中國的戈巴契夫”，胡錦濤將值得美國如此賞識–戈巴契夫是從共產黨內部出現的一個有欲望要挑戰和動搖統治層並打開封閉系統的領導人物。但這在中國幾乎沒有機會。中共有十多年考慮蘇聯崩潰的教訓，並且它已經致力於防止戈巴契夫似人物的出現。我們能確信它選擇的那些領導人將是不會創造奇迹，只是唯唯諾諾。
從中共角度來看，江澤民的主要成就是他避免了在領導圈內的過度分化，這種分化曾導致在毛和鄧時期的政治動亂。單獨而言，江比他的前輩弱；但是，在把共產黨結合在一起這點上，比其前輩強。在他任內――在一個迅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期間保持了中共的絕對統治。我們可以設想胡錦濤，也將把優先權放在政治穩定和中共的利益上。他可以促進一些改革；有一天他甚至可能採取給中囯共產黨改名的象徵性措施。但是他核心是保證中共的利益和獨斷的統治權。
在胡錦濤訪問美國期間，我們不可能期望他會有驚人之語。中共將在今年秋天舉行（16大，未來） 5年的第1次黨代會。胡錦濤不會想要做使自己對中共的虔誠有影響的任何事情。
我們停止個性化中國的領導，將使我們全面理解這個國家。對胡錦濤訪問的正確態度，將是一個不錯的重新認識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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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捷慕（James Mann），前駐北京《洛杉機時報》首席記者，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資深研究人員，著有《臉面：奇特的美中關係史》一書。
原載：//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57995-2002Apr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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