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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3日訊】如果中共仍然不能從改革極為不公的政治體制著手，仍然一任把改革代价轉嫁給最廣大的弱勢群體的趨勢發展，得不到有效遏制，弱勢群體的利益受損只能愈演愈烈，那么，一旦再出現類似八九運動那樣的大規模社會抗議，走上街頭的主體肯定是工人和農民，運動的方式也決不會再有八九時期的理性与溫和。
當國家總理朱熔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使用“弱勢群體”一詞，當關注農民和失業工人等弱勢群體成為兩會和輿論的焦點之時，中國重工業基地東北的遼陽和大慶，正同步發生著工人的示威請愿的。此次工潮參与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在中共執政的歷史上實屬罕見。工人的示威和請愿的核心訴求有二：一是飯碗，要求對失業者給予起碼能夠養家糊口的補償；二是要求懲治腐敗和伸張社會公正，因為企業和工人的困境，大都与腐敗有直接關系。
在八九運動中，參与的主體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盡管運動后期出現過工自聯，但是運動對工人并沒有形成真正的動員。而到了９０年代的中后期，城市中發生的抗議、示威、請愿等群體行為，其主體變成了失業下崗退休職工，再也見不到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影子；抗議的訴求不再是抽象的自由民主，而是實實在在的溫飽利益。之所以發生如此變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９２年經濟改革重新啟動，在新一輪的利益再分配中，知識群體是受益者，而城鎮工人特別是國企工人，成為僅次于農民的最大受損者。相對于農民而言，國企職工的利益受損是雙重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
在毛澤東時代，相對于農民和知識界而言，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經濟收入，城鎮職工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階層。經濟上的平均主義使他們沒有受損害的不公平感，社會地位上的領導階級使他們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殘酷的政治身份歧視也基本不會波及他們。他們有鐵飯碗和各种福利保障，企業效率低下，不會對他們构成就業壓力，也就不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甚至他們的怠工、偷懶、損公肥私所造成的巨大效率損失，也可以轉嫁給整個社會，特別是轉嫁給農民。所以，在大規模的國企改革沒有進行之前，他們的實際利益就沒有受到真正損失，而且獎金還比以前多了些。對于改革的好處，他們既沒有曾經作為“臭老九”的知識界的解放感，也沒有私營業主先富起來的滿足感，更沒有二者的受尊敬感覺，這就導致了他們在改革之初的曖昧態度。
隨著改革的推進，工人階級的至高無上的“主人”地位被經濟大潮所動搖乃至淹沒，最早是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接著是尊重知識和人才的決策使知識分子的地位得到改善，最后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使非體制內的個體戶爆發致富。國企職工感到了受尊敬的主人翁地位的危机，但還主要是尊嚴感和榮譽感方面的日甚一日的傷害，對切身的經濟利益的威脅還不明顯。
然而，９０年代中后期，國企的大面積虧損使中共政權不堪重負，只能用甩包袱的辦法讓大量國企關、停、并、轉，致使大批職工失業。失去飯碗直接關系到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顯然比名義上主人翁地位的損失更具毀滅性。 “九五”期間，城鎮新增長的勞動力５４００万人，卻僅能安排３８００万人就業，倘有１６００万人失業。國企又造就１５００万至２０００ 万的失業大軍，共計就有３０００多万人失去工作崗位，加上農村近２億的閑置勞力，城鄉綜合失業率１５％左右。
同時，舊體制下由國家全包的福利制度的逐漸廢除，而新的适應于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體系又沒有同步建立，失業補償嚴重不足、社會保障極不完善和保障金總量嚴重不足，更令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有１／３以上的職工，沒有參加失業保險和基本養老保險，２／３ 以上的職工沒有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失業者的人均失業救濟金偏低，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甚至有４０％以上的失業者根本領不到救濟金，就更不要說農村的福利保障基本處于完全空白的狀態。所以，現在的改革對弱勢群體來說只意味著：讓那些僅占總人口不到５％的權貴階層、私營業主、高級白領和知識精英們先富起來且腦滿腸肥，而弱勢群體則是鐵飯碗、福利保障和社會政治地位的全部喪失。
在一党獨裁體制下的國企改革的過程中，貧富之間日益拉大的差异，不是由于公平的自由競爭所致，而是沒有起碼公正可言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也就沒有任何在道義上可以辯護的理由。一邊是工人們的主人翁地位的喪失和生活水平相對大幅度下降的失業大軍，一邊是大量的令人震惊的腐敗，破產、負債的企業法人們卻一個個腦滿肥腸，“窮廟富方丈” 的現象触目皆是。据中南社會調查所對市民的入戶問卷調查，４０項熱點中，民眾對如何懲治腐敗的關注度高達８５.４％，排在第一位。而對排在第二位的發展經濟的關注度僅為５６.７％，兩者差距近３０個百分點。這种對反腐敗的高度關注，說明了民眾對社會公正的渴望和對現存秩序的強烈不滿。
那些自認為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党和國家的工人階級，原以為一輩子都可以捧著鐵飯碗，卻被党和國家一下子拋入沒人管的近于絕望的境地，使他們突然失去了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爆發出對現行秩序的強烈不滿就是必然的。但是，由于中共不允許任何獨立的民間工會或其他自治組織的存在，他們的權益沒有組織化和合法化的訴求渠道，只能在忍無可忍之時冒著巨大的人身風險，進行自發的分散的請愿和抗議。不僅是工人走上街頭，各級政府机构的合并和精簡，使這种抗議活動已經超出了工人和農民的階層，擴大到被精簡下來的党政干部群體。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在被迫下崗或失業的困境中，第一次成了同一戰壕的戰友，第一次彼此之間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覺。据報道有２１個省（區）、直轄市屬下的党政机關部門，發生了５３０多宗集體罷工、請愿、赴京上訪事件，這是文革結束后，首次有眾多党政机關干部走上街頭。
而中共政權在應對這類極易引發社會動亂的群體抗議事件時，除了財政安撫和強制鎮壓之外，再沒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權對愈演愈烈的群體性抗議事件的處理，皆為暫時的權宜之計。如果中共仍然不能從改革極為不公的政治體制著手，仍然一任把改革代价轉嫁給最廣大的弱勢群體的趨勢發展，得不到有效遏制，弱勢群體的利益受損只能愈演愈烈，那么，一旦再出現類似八九運動那樣的大規模社會抗議，走上街頭的主體肯定是工人和農民，運動的方式也決不會再有八九時期的理性与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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