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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9日訊】為官三十多年，曾蔭權極有可能在兩個多月後，離開「孕育」他成為司長的公務員體系。對於繼續留在體系內的官員，他有話要說﹕「敢言是政務主任的特色。」

據明報4月19日報導﹐連日忙於推銷問責制工作的他，昨日坐在山頂官邸的舒適沙發上，侃侃道出他親眼目睹的公務員演變。

還記得六十年代初期，曾蔭權剛踏入官場，當時主導大局的，絕大部分是從大不列顛漂洋過海來到這片殖民地當官的英國人，只有極少數華人政務官「點綴一下」，如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

政府早年，每年只聘請兩至三名政務主任，及至六七暴動發生，突顯了工人及基層人士所受的不公平對待，至六八年開始，每年改為聘請數十名政務官。「施祖祥、蘇澤光、許鴻、黃星華、陳祖澤和曾蔭權都是這時候入去的。」打從那時起，公務員除了有「常任」性質外，還注入用人唯才的原則，但公務員工作只籲重「質量」，不理會回應社會的訴求是否夠快。

七十年代，隨籲廉政公署成立，曾蔭權看到公務員「集體貪污文化」沒有了，取而代之是政府為公務員「高薪養廉」。

最大的一次震盪，相信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到來。中英爭拗、大幅增加社會福利的開支，公務員又加上「政治中立」的「優良傳統」。到二十一世紀，他指公務員要再加上條件﹕「政治問責」。面對這次政制改革的洪流，他奉勸公務員「心理上要調整」。

外界及傳媒似乎對曾蔭權將出任首任問責司長已視為「理所當然」。於是記者直截了當問他﹕「如果董建華邀請你做司長，會否義無反顧接受﹖」

曾蔭權說﹕「現在我全副精力是向普羅大眾解釋新制度是什麼，講這類（人選）問題是下一個層次的工夫，我們不要浪費這些精神。但你知我『拋個身』出來做公務員，不用為這事擔心。即使做不到這份工，也可以做第二份﹗」

對於有指公務員事務局長最終成為問責官員一分子，是因為中央不欲再有「翻版陳方安生」出現，阻礙特首施政。對於這個「敏感」疑問，曾蔭權沒有正面回答。他只說﹕「我們希望有熟悉公務員的制度的人，後來發覺這個（舊問責制方案）使他喪失參與最高政策決定。最後覺得（現有問責制方案）這方法最好。我忘記在哪一日接納這個意見，但這意見較早前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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