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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31日訊】雪球供稿﹕以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共第4代將在今年秋季的中共16大后全面接班這恐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趨勢。不管江戲屆時退也不退，或想出任何貪權戀位的招數，他是沒有辦法阻擋這种新陳代謝的自然規律。我們假定胡某已在16大全面掌控中國的最高權力，他會給中國未來帶來一個什么樣的方向則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我們希望是民主的方向，但是据近年中國發生的許多事情則顯示它極有可能是法西斯化的方向。雪某簡單地列出几條供各位參詳。

民族主義情緒的膨脹

99年的炸館、去年的撞机和最近美國宣布可以對包括中國在內的7國動用核武已經在中國國內的青年當中形成了強烈的反美情緒，這在中國的各大网站尤其是軍事网站上不難看到。如果說网站還是虛幻的世界，网民可以自由發泄而無需負責的話，老夫則有一件親歷的事情可以為證。前些時候在國內某售電器的雞毛小店購物，背后听得有人不知為何破口大罵美國，說要好好教訓一下美國，它太狂了！老夫回頭一看，是二位不足20歲年輕的店員在閑聊。雪某相信這二位青年絕對是發自內心的話而不是在表演。諸如此類的事情在公車、出租上面還可以經常听到。

德國納粹思潮興起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找到一個壓制德國的強大敵人——凡爾塞條約，希特勒利用反凡爾塞條約將德國的民族主義變成了納粹的工具。環顧天下，目前只有宣揚民主自由的美國可以充當壓制中國強大的“凡爾塞條約”。

中共極權政府最為恐懼的敵人就是美國，其煽動仇美由來已久。鄧小平掌政后因經濟改革的需要，仇美暫時得到抑制。江澤民掌權后，傳統的仇美宣傳開始升溫，在99年的炸館事件和9.11事件中達到高峰。不久前有文章談鄧小平賦予胡錦濤的秘密使命是消滅美國，不管這种說法有多少玩笑性質，從中國目前民族主義的狂熱之中，中共第4代的确有把中國帶向法西斯的道路的可能，至少可以利用民族主義的反美情緒以避免政治改革的危机。

傳統產業的危机

最近大慶、遼陽的工運和李昌平的新書《我向總理說實話》（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很引人注目。前者反映中共傳統的社會基礎工人階級的覺醒，這种覺醒与以往不同的是工人開始意識到“社會主義的國家”對他們的掠奪要大于資產階級的剝削，這种力量的繼續發展下去應該很清楚，工人運動將走向反社會主義或法西斯化的道路而不是馬列邪教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道路；后者是體制內小人物對中共基層政權的觀察，它的不同之處在于作者以親身經歷指出中共農村基層政權的流氓痞子化和癌症化。這二件事情合在一處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是傳統產業危机深重的表現。

大量失業的農、工是傳統產業危机的直接承擔者，他們身上醞釀的能量如果加以組織，爆發起來將可以摧毀一切。目前人們看到中共政權有什么良好解決的辦法嗎？沒有。從工業上看，中國進入WTO之后，能夠吸納大量勞工的傳統工業在國際競爭面前等于就是死亡。朱鎔基吹噓的國有大中型企業脫困的實質是以犧牲大量中老年或低技術勞工為代价的，在沒有社會保障制度的條件下，中國政府的這种殘酷已經超出了勞工忍受的底線。從農業上看，農民的問題更糟糕，大量失業的農民除了找工作艱難之外，還有一個身份歧視問題。目前失業工人和農民改變自己命運的道路除了社會發生重大災變之外，基本都被堵死了。老夫碰見過好些民工都紛紛表示希望打仗，特別是些年輕人。可以想見如果政府發動的戰爭能夠為他們帶來就業他們是一定會支持的，他們也一定不會去問一下戰爭有什么正義和不正義的。就好象德國的工人階級感謝希特勒一樣。

中產階級的擴大和權力壟斷的危机

最近香港的《廣角鏡》、《信報》等報刊都紛紛載文談論大陸的中產階級的壯大問題，認為中產階級的保守性是中國社會的穩定因素。這實際只說對了一半。

中產階級的另一面是極端的民族主義傾向。從德國的情況來看，在20世紀30年代，它的中產階級數量就已經達到總人口的36%（Grebing，Helga：《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歐洲》Stuttgart1986，p.190）遠遠超過中國目前的水平。他們的特點是往上爬，害怕動亂（民主）落入貧困，最希望在政治上求得保護。但是魏瑪政府的文官集團多半是普魯士貴族成員，政治通道基本被魏瑪的所貴族占滿，這使他們倒向了納粹。他們尤其是青年愿意看到希特勒上台使他們能夠分享權力。

中共壟斷權力已經50余年，在其體制內部有一整套逆向淘汰精英的晉升制度。也就是說，干部從歷次運動得到了實行保守主義的教訓，在沒有大的運動時，官員的升等只能靠逢迎和手段，目前大陸官場普遍出現的假數字、假學歷、假政績和無操守就是證明。由于沒有多党的競選和傳統的科舉選拔，體制之外的大量精英和青年人（這些人應該是中產階級），沒有机會進入權力机构，這個局面与魏瑪共和國的情況有些相似。他們會長期呆在體制外嗎？大概不會。組織有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政党或者在中共內部支持有法西斯傾向的第4代政客應該是他們的天然選擇。

技術官僚的災難

中共第4代以技術官僚為核心是篤定無疑的，這既不同于中國的傳統政治又不同于現代西方社會的民主政治，它最可能導致國家出現法西斯化的災難。

在中國傳統政治中，官吏的選拔任命是以“德”，這個“德”無論用什么詞語來定義，其核心是要求在君權（天道）和民生（人欲）之間找到平衡點。因此替天（君）行道的人文關怀總是士大夫們行事的起點和終點。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平等与自由，無論事實怎樣，程序公正、形式公正是不能放棄的底線，政治領導人物也就多由法律、商界人士擔當。技術人員則是一种犧牲其他的方面利益，以追求更高、更強為目標的夢幻主義者。用德國的歷史學者梅尼克（F.Meinecke）的話說，他們是取代智人的強人。納粹的許多領袖都是技術官員，他們受過良好的專業教育，從不向左向右看一眼，一旦需要，可以狂熱地投入任何具體的理想事業變成偏執狂（《德國的浩劫》第5章）。中共的第4代官員多半就是這樣的人，他們看黃皮書、灰皮書長大，有技術的訓練和理想的狂熱，這正是引導社會法西斯化之源。因為任何技術上的成功都會被用來加強民族沙文主義，最新的例子就是最近中國第3次無人飛船的成功后江賊民的講話。

言論和宗教自由的闕如

這是中國的老問題，只是目前又有新花樣。3月21日《南方周末》撤版，將中國青年基金會違規操作的事件的報道換下，這一事件的曝光反映出《南方周末》触動了第4代胡錦濤的禁區遭到封殺。

言論要政治正确是納粹國家的新聞法所規定，這也是共產專制、納粹專制最一致的地方。《南方周末》的事件只是提前告訴人們，對胡錦濤等第4代的政治改革期望已經落空。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當年納粹選擇了猶太教進行迫害，這种迫害也促使德國走向發動世界大戰的不歸路。目前中共政權對法輪功的迫害也一再升級，手法与當年希特勒迫害猶太人沒有什么兩樣，即對法輪功的信眾實行國家恐怖主義。這种宗教或者說信仰迫害是中國社會法西斯化最為典型的特征。

知識分子的集體失語

經過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大陸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這在自先秦以來的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有朝野之分，在朝者都有批評皇權的話語權，更不用說在野的知識分子了。中共篡政后，首先把知識分子納入體制內然后在“原罪”的定讞下面几次進行集體的消音，目前朝報、邸抄和一切官方文字已經看不見不同的政治聲音。

中共的這种成功地對知識分子的閹割使社會在滑向法西斯道路時喪失了預警系統。梅尼克說希特勒用了最為惡毒的“原罪”“良心迫害”的手段使反動派失聲。在納粹上台前，他曾問過反對党的負責人，是否要投反對票，那人說，這樣做就更糟糕。因此他們因為恐懼而違背良心，結果使德國一半的人被教育的蠻橫無理，一半的人變成懦夫（第11章）。從反右、文革、6.4到反法輪功，知識分子作為社會安全閥的作用已經不复存在。這樣的社會在民族主義興起之時不走向法西斯化那才是奇怪！

軍人政治

羅馬帝國有句名言“exercitusfacitimperatorem”，即軍隊里面出政權，熟悉毛的名言“槍杆子里面出政權”是不是感到耳熟？這也是在德國普魯士政治中被奉為圭臬的東西。今年中國的人大會議繼續追加中國軍隊的國防預算，是要干什么，除了為戰爭做准備沒有其他好解釋的。

中共的軍隊目前已經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在某种意義上相當于普魯士的軍官團。為改善自己的地位，他們最好的選擇是戰爭，所以社會的法西斯化最符合軍人的利益。

經濟危机和流氓政府

中國目前經濟狀況的表面繁榮和中共政權的流氓成性是眾所周知的，它的潛在危險就是社會不能通過理性的政治改革來解決問題，而是有依靠走向法西斯化來擺脫危机的傾向。

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超過了當時的德國具備發動戰爭的實力，龐大的失業人口可以提供充足的兵源，民族主義的情緒高漲有發動戰爭是思想准備，党內和國內的政治危机可以提供戰爭的借口，而尤其重要的是國內處在經濟危机的邊緣，這一點可以參看何清漣的文章。這些問題在民主政府中是不難找到解決辦法的。中國的問題在于中共政權是一個流氓政府，沒有人可以預測它在經濟危机到來之時會采取什么理性的手段，社會全面法西斯化的可能性相當的高。

中國目前雖然加入了WTO國際組織，可以遵守經濟方面的協定。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當時的德國的法西斯化在經濟上也完全是遵守規則，而只是在公共道德方面不遵守任何國際承諾（參見英國史學家泰勒（A.J.P.Tyler）：《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NewYork1966，p.105）。中共在簽署聯合國的人權公約后仍然肆意違反，但是在經濟條約上面尚按照規則行事，具有典型的法西斯政權特征。

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政治綏靖

中共政權的邪惡在1989年6.4曝露地最為充分，13年已經過去，西方有哪個民主國家拒絕和中共打交道？一個也沒有。美國倒是一直在聯合國的人權會議上提案譴責中共，不料自己倒被赶出了人權講台，今年才返回。這种對中共的政治姑息与當年西方的慕尼黑協定姑息希特勒沒有什么兩樣，它只會誘使中共的第4代領導把中國拖向法西斯的軌道。

台灣問題

梅尼克說德國的悲劇很大程度不是德國文化的必然產物，而是偶然的產物。泰勒說二戰也不是希特勒的時間表上的必然，而是各國政治家們的錯誤引誘所致。在今天的中國和其外部世界，使中國進一步法西斯化的這二种情況都是存在的。

所謂的偶然性雪某認為無疑是台灣問題。今天中國可以挑起國際事端的有多個，中印邊界、中越邊界、中俄邊界、中緬邊界、中朝邊界都有大量被中共政權拱手送人的土地問題，加上釣魚島。但是這些邊界問題一旦挑起之后，它可能曝露中共早期割地媚外的丑惡于政權鞏固不利，相比之下，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偶然”。胡錦濤上台后中共政權的全面法西斯化，打台灣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標志。目前小布什聲稱要協防台灣是中共不能逾越的障礙，因此可以猜想，胡錦濤下月赴美，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表現將是對他的一大挑戰。

中國的法西斯化將會給人類帶來無窮的災難，王立雄氏所描繪的核戰爭恐怕只是其中之一，最為根本的還是中華文明的徹底毀滅。中國是否無法避免法西斯化，僅從目前的中國大陸還熱衷封网、封殺任何反對聲音的做派上以及知識分子的麻木上還看不出有避免法西斯化的可能。怎樣才能避免中國被中共邪教政權推向法西斯的深淵，除了在中國實行言論自由、建立制衡權力的民主制度沒有其他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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