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草藥到致命的西藥:西方醫學對自然界的戰爭(下)

Marti Kheel / 吳蓓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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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1日訊】与早期的草藥療法不同,西醫喜歡開發和推銷危險性藥物;這是信仰机械論的一個直接產物。西醫為了開發一种更有效能的藥,不用整個的植物,而是把植物最活躍的成分分离出來。然而,一般來說,分离和“提煉”出來的藥比原先的植物毒性更大(“制藥”一詞源于希腊語的“毒藥”一詞,實非偶然)。很明顯,各种不同植物特性的組合能起到互補的功能以保護身體,如果特定的成分被從整個植物中抽取和提煉出來,便失去了這种對身體的保護作用。分割自然的企圖風險是很大的。例如,指頂花的葉子用于治療心臟病已有几千年的歷史,實踐證明是很安全的。“洋地黃”就是從指頂花分离和提煉出來的,現在成了治療心臟病的標准用藥。但問題是,洋地黃不同于指頂花的葉子,它是一种可以致命的藥,所以其用藥量需要謹慎地加以監控。西藥由于試圖分离指頂花效能最強的成分,結果是用一种毒性藥取代了早期的草藥。

現代西方醫學的戰爭模式在其對待動物的方式上產生了最可悲的結果。動物成為西醫對自然之戰的一個主要的受害群體,是西醫戰爭机器的基本飼料。

可悲的是,當前醫學研究資金大多是花在動物研究上。這种研究探究的不是如何使人類獲得健康,而是如何讓健康的動物生病。日复一日地,動物被切割、灼燒,被喂以毒藥、挨餓,被施以電擊、毒气,被人為地凍僵——這一切都是以科學的名義進行的。

在許多早期社會,人們認為動物保有自然的很多秘密。今天,實驗室動物實實在在地被科學的工具所刺透,為的是讓現代人理性的頭腦能從中發現這些秘密。

雖然動物被當作“犧牲”用來做解剖和實驗已有几千年的歷史,但只有在机械論的世界觀產生之后,動物實驗才成了醫學有机的一個部分。根据笛卡爾式的世界觀,動物僅僅是一架机器,感覺不到痛苦,所以動物實驗所涉及的倫理問題很容易就被消解掉了。

隨著机械世界觀時代的來臨,情感、關愛、直覺等被完全從實驗室中驅逐出去了。真正的科學精神被定為要服從理性的命令,而不是來自心靈的情感。西方醫學試圖征服的不僅是外部的自然,而也包括內在的人性。對動物的生命醫學研究仍在追求這個理想。今天,當醫學院學生割開一個實驗動物時,他同時也割棄了自己与其它生命形式相聯系的感情。他用“理性”心智的力量“征服”了所有愛与怜憫的感情。

如果我們審視一下用動物做實驗的科學家的思維方法,倒真會看到人類理性推理的能力是絕無僅有的。當研究者要為動物實驗尋找正當理由時,他們會說動物与人不同;另一方面,他們又推理說因為動物与人相似,從而用動物來進行醫學實驗從科學上說是有效的。但是,盡管動物与人類生命在許多方面相似,如它們也能感覺歡樂、悲傷、寂寞和恐懼,它們的生理机能卻明顯地跟人類不同。每一物种都有其獨特的构造,其生病的机理和對藥物的反應也大為不同。“青霉素能殺死豚鼠,而同樣的豚鼠吃大量的士的宁卻安然無恙——士的宁是對人類最致命的毒藥之一,但對猴子卻無效。”鴉片“對狗和雞”都無害,嗎啡對人有鎮靜和麻醉作用,對貓和鼠卻是引起它們發狂似地興奮。薩立多胺雖通過對几個物种的廣泛試驗“證明”是安全的,后來卻發現上万的孕婦服用這种藥后導致了胎儿畸形。

實驗動物都生活于緊張的、人為制造的條件下。這樣,要從對動物的實驗推出關于人類真實生活的普遍性結論更得依靠信心了。人并非生活在籠子里或無病菌的環境中,他們的疾病也不是用人為的方式誘發的。有机地產生的癌症或疾病的病變過程与人為地誘發的癌症与疾病大為不同。

這种錯誤推論不僅對醫學研究有廣泛的影響,對用動物試驗各种產品也同樣有很大影響。大部分動物實驗根本說不上有什么高尚的目標,而只是對包括化學品与藥物的消費品作例行的檢驗。再也沒有什么比這樣的實驗离真實世界的情形更遠了。

當然,對新藥最終的試驗是在人服用之后。這里有一种惡性循環:危險性藥物通過動物實驗“證明”是安全的,于是被投入市場;當人們發現這些藥實際上會致病時,科學家為了尋找所謂的治療法,又把動物作為科學研究的受害者。

有關公司堅持用動物做實驗,一個主要原因是動物研究能為他們在法律上提供一种方便的辯解。當藥品公司想要推銷一种藥品時,他們會竭力證明人与動物的相似性;反過來,當藥品的副作用出現時,他們馬上便會說動物研究的結果并不完全适用于人。事實上,制造薩立多胺的厂家被判無罪的理由,便是用動物研究來預測一种藥對人會有什么效果不是很可靠。

在沒有法律限制的地方,制藥厂商便露出他們的真面目,顯示出他們所优先考慮的到底是什么。許多化學品和藥物在美國受到禁止,卻在第三世界大肆推銷,因為在第三世界制造商更可以無視藥物的災難性后果。

動物研究和制藥工業繼續存在的另一個原因是利益驅動。草藥的一個缺點是不能申請專利;相比之下,制藥厂配制的藥每年能帶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動物實驗同樣是一個价值數十億美元的行業,為研究所、大學、動物飼養場、養動物用設備的制造商及制藥公司提供了巨額利潤。

自從西方醫學偏离了傳統的草藥,而偏向對毒性藥物的開發后,精确的測量和檢驗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對草藥是無需這么做的。絕大部分草藥的效果是溫和的,不需要嚴格的檢驗。事實上,草藥被檢驗了數千年,從這“檢驗”中獲得的知識通過一個丰富的民間傳統代代相傳。与草藥密切相聯的順勢療法為整體傳統的試驗提供了一個例子。根据順勢療法,對療效最好的試驗是醫生在自己身上做的試驗。

西醫喜歡能產生急劇的、看得見的效果的藥。由于其机械論和烈性療法的取向,西醫試圖用技術對人體進行快速的“修理”以恢复表面的健康。甚至像悲痛、焦慮和沮喪這樣的感情問題,現在也被認為可以用化學藥物快速地加以“治療”。這和整體療法的基本原則形成鮮明的對比;整體療法采用更深、更持續的療法。在草藥治療中,最好的草藥不是產生即時的、急劇的效果,而是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逐漸地增進健康。

現代西方醫學試圖將疾病從自然界隔离出來。研究人員試圖在實驗室“受控的”環境中复制疾病并創造療法。但是當醫學家在与自然分离的實驗室中尋找“奇跡式”的療法時,自然那治療的力量依然在我們整個生命歷程中顯示出來。當我們划傷自己時,血液會自行凝結,隨后傷口不用外來的幫助就會痊愈;這就讓我們看到了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這种能給人以新生的生命力遍及我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各种不同的整體性或“替代”治療方法都試圖肯定自然的治療力量,并對之加以利用。在不同的社會中,這种力量有不同的名稱。印度稱之為“Prana”,中國与日本稱之為“气”。我們的醫生(physician)一詞源于“physis”,其原義既指“自然”,也指這种“生命力”。

雖然很多人已失去了与這种治療能力的聯系,但動物仍保留著這种能力。動物是能教我們一些知識,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种知識不是在實驗室圍牆后面強行從它們身體上獲取的知識。許多動物在生病時本能地知道該做什么。例如,“野火雞在雨季會給其幼鳥強制喂食山胡椒(spice bush)葉,消化不良的狗會咀嚼毛線稷草(witch grass)以引起嘔吐;熊特別喜歡吃岩莓(rockberry),還會用厥草根來療傷;狼被毒蛇咬過后會去尋找麻葉澤蘭(snakeroot)根嚼吃。”“貓和狗在被蛇或昆虫咬過后,會吃某些种草來催瀉,并躺在潮濕的泥地里——這樣的泥地有不少自然的‘抗生素’。”野生動物生病時會尋求獨處和放松。

“動物醫學”的另一個例子是一位研究者在非洲發現的。在某些日子,他觀察到有一群黑猩猩走了很遠的路,去尋找一种名叫Aspilia pluriseta的灌木。這些黑猩猩仔細地從這些灌木中挑選特定的种的葉子,把它們一片一片地卷進嘴里,最后把它們咽了下去,臉上露出難受的表情。后來人們發現,Aspilia pluriseta含有反應性極強的紅油(即thiarubin A),能夠殺死Candida albicans与Staphylococcus albus這兩种細菌。人們又發現,附近一個部落的人用同种的葉子來治療皮膚上的傷,如刀傷或燒傷,還治胃痛。部落的人用的是跟黑猩猩所用的相同的三种Aspilia灌木,而另有一個种黑猩猩不用,人也不用。

這個部落的人是不是通過觀察野生動物學到他們的醫療知識的呢?這很有可能。實際上,一些評論家認為人類最早使用的草藥是基于對野生動物的觀察。美國印第安人為此提供了一個佐證,他們仔細地觀察熊吃些什么,不僅是要了解它們吃什么食物,還想了解它們用什么東西做藥。

但動物是如何能區別植物的植株、根部等哪些有益,哪些有害的呢?我們能給出的最好的回答也許就是說它們受到本能的指引,或者說它們生來就知道如何區分。人實際上也有這樣的本能,雖然說到人時我們更喜歡把這种能力稱為“直覺”。這些本能(或直覺)不僅引導動物對植物進行區分,而且極有可能也引導人類獲得了其最早的治療方法。愛德華楔睇恣]“巴赫花香髓”就是以他命名的)為這种現象提供了一個現代的例子。巴赫深信可以靠直覺的引導發現正确的植物藥。這本能或直覺就是我們跟自然界以及跟使我們保持健康的生命活力的聯系。西方醫學努力要成為一門科學;直覺式的醫療模式更像是一种藝術。

不幸的是,這种藝術在現代世界中大部分都已失落了。我們大多數人不僅失去了古代醫療方法的實際知識,也失去了曾引導我們走向健康生活的本能与直覺。我們一般吃的是沒有營養价值的食物,里面還含有大量對身體有害的化學品和添加劑。同樣,我們往往不去注意那些表明西藥很危險的微妙的警示。

雖然西醫對人體和自然的戰爭還沒有緩和的跡象,但從整體觀治療運動中我們還是看見了一絲希望的曙光。整體觀治療運動之所以給人以鼓舞,不僅是因為替代性醫療人員及轉向這類醫療人員尋求治療的人都在不斷增多,而且也因為整體性醫療的知識在公眾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越來越多的人把打坐、草藥、瑜伽及其它整體性療法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醫療保健人員真正的作用并不是机械性地對疾病進行“治療”,而是作為一位老師,能引導我們順應自然界的力量。

我們的祖先擁有与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存智慧,我們把這個傳統加以恢复也會是很有益的。這种智慧蘊含了非暴力原則,跟對自然開戰的西方醫學格格不入。整體性醫療是體現這种智慧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力圖使身體、心智、本能和直覺統一起來,讓我們跟整個自然界達成一种和諧与生態平衡。它是一种獨特的反戰抗議,努力要為一切生命帶來一個充滿和平与非暴力的世界。
(原文有刪節)(//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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