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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4日訊】這是清華大學一間普通的宿舍,八九平方米大小,兩邊是床架,中間桌上擺滿了飯盒与水杯,桌下塞著暖瓶、臉盆和拖鞋,屋里有股球鞋的味道。劉海洋的床鋪靠著窗戶,被子沒有疊起來,上面還零亂地擺著几本關于化學的書。由于牆掉皮,貼著3張徐靜蕾的宣傳畫。至3月7日為止,劉海洋已經12天沒有回來了。2月23日,劉海洋“為了測試熊的嗅覺”將硫酸潑向北京動物園的5只熊,隨即被西城區公安分局拘留。事發后,有同學建議幫他把床收拾一下,但最后大家還是決定維持原狀,維持正在繼續的生活。“這十几天簡直像夢一樣。”在清華的一間食堂里,史超華(化名)有些痛苦地嘆息,他是劉海洋4年的室友。“劉海洋是一個正常的人。一年前,有個同學自殺了,我和劉海洋就是坐在這里聊自殺。今天如果傷熊的不是劉海洋,我們還會坐在這里聊狗熊。”劉海洋出事時,史超華因為沒買到火車票還滯留在省城的小旅館里,“我先是听收音机,說有個叫劉海洋的用硫酸潑傷了狗熊。我還跟女朋友開玩笑,說真是個巧合。但后來我給宿舍打電話,他們說劉海洋出事了。后來所有的報紙、電視我都不敢看了——所有的理由我都無法相信,即使劉海洋親自對我說——太不可思議了。”對劉海洋的評价,同學們沒有太大的分歧:勤奮、溫和、自覺性強而自理能力差。
新浪網3月13日報道﹐曹海翔老師是劉海洋的年級主任,這個班他帶了4年,他同樣無法相信這是劉海洋所為,“我是第二天知道的,就給他家打電話,他母親就哭了,問能确定那就是我儿子嗎?我于是給西城分局打電話,那邊說,是個高個子年輕人,一米八几,瘦瘦的,戴眼鏡……我那天跟他媽媽通了十几個電話,她一直問我怎么辦?怎么辦……”
2月26日,清華學生會向動物園捐款11127.74元,并發出公開信——“對于身邊的同學做出這樣影響惡劣、后果嚴重的事情,我們更感到十分气憤。這名同學的所作所為,完全背离了我們清華大學廣大學生培養高尚道德、保護自然的共識和實踐。我們堅決支持有關部門和學校對這名同學依法做出嚴肅處理。”劉海洋事件于是迅速升溫,不僅是媒体投入极大熱情,截至記者發稿,新浪的网友跟帖已達1400多頁,反映已超過了“9·111”事件。“從天之驕子到豬狗不如,只需要新浪的一個頭條。”史超華說,“如果熊多得滿天飛,劉海洋就沒那么慘了!”曹海翔善意地勸誡記者,“去宿舍采訪,如果有不禮貌行為,請不要介意,因為同學們已經不堪其扰了。”
3月8日晚,記者接連第三個晚上給劉海洋的母親李淑琴打電話,前兩次都是電話采訪,她一直不接受見面。這一回就站在她家樓下,但她還是毅然決然:“劉海洋的大學同學剛剛從我這里离開,他們力勸我不要再見任何記者。我在一個星期之內,學會了無數專業術語,比如單親家庭帶來的偏差、忽略情感教育等等——這都是各個媒体教給我的。自從孩子出事,我不斷地在接待記者,三四個小時地錄制電視,每晚鬧騰到一兩點鐘。劉海洋的事情對誰都是一次机會,誰都不想錯過。”
事實上,在這十几天里,所有劉海洋的親近者都承受著巨大的雙重壓力。一邊是社會輿論的高壓,電机系一天曾接到200多個電話。史超華告訴記者,“其中有人劈頭就問,你們清華怎么培養出本ܨ拉登這樣的敗類?我問曹老師,‘你怎么回答’,他說他一直沉默著。”曹海翔一直想給報紙寫文章說,“如果沒有這件事,他會像很多清華學生一樣,順順利利地讀研、出國、回國就業,掙錢養家。但現在已經成悲劇了,你們寫報道時,該多想想他的母親、姥姥,那是一家三條命呀!”
同時另一重壓力則來自于對劉海洋行為的解釋,這也是所有對劉海洋熟悉的人苦苦思索的難題。“這是一個小學生都知道不能做的事……如果說好奇心強,怎么不找只小白鼠?”曹海翔說。而史超華則宁愿相信這是一次“電腦死机,23日劉海洋的大腦被什么病毒搞了一下”。記者曾希望与北京安定醫院的著名精神分析專家楊蘊萍合作,尋找劉海洋的可能動机,但由于無法与劉本人面談,終究無法進行。依据楊蘊萍的初步判斷,“這是一次攻擊性的侵犯行為,選擇的則是一個安全的對象——關在籠子里的熊。作為一個被束縛壓抑的個体,往往會選擇极端的方式反叛。”但劉海洋的源泉動机是什么?楊認為只能從他的成長經歷与教育經歷中尋找,“做人終究要快樂,你要問他是否快樂,哪里不快樂?”心理測試專家武伯欣同樣熱切關注劉海洋:“劉海洋生活在一個殘缺家庭,客觀上使得他更加關注像小動物這樣文弱的事物,關注疼痛,這是他母性家庭背景的動机外顯。他的傷熊行為是積极主動的,他的意識清醒,心理指向也較清晰,但是他的動机,明顯地屬于游樂性動机,可能是好奇越軌。”
記者于是開始了對劉海洋教育歷程的探訪;劉海洋曾就讀的中關村中學雖然拒絕了記者采訪,但一位接待記者的老師說,“大家都在想——我們的教育失去了什么?”
家教
劉海洋生于1980年10月。他小時候有個外號叫“媽說”,這是鄰居們起的。
劉海洋現在一家三口人:姥姥80多歲,小時候父母雙亡,送給親戚養,年輕時守寡。劉母以前是公交車司机,現已退休,劉海洋出生不久,她即与丈夫离婚。20年來,一家人收入基本就靠劉母每月微薄的工資。劉海洋的中學同學向記者描述劉母,“不苟言笑,一年四季似乎總是一件褐色的外套,一頭永恒不變的短頭發,但一看就知道是個很堅強的女人。”“她身材高大結實,這些年都磨出來了。”一位采訪過劉母的記者則這樣談他的印象。記者接触到所有与劉海洋相關的人,都格外強調劉母和家庭對他的影響。
劉母之愛,可以說是一种极致。當時學生間的友誼多是放學騎車一起回家路上培養出來的。初中時,劉海洋的同學南一撥北一撥騎車回家,他是惟一不騎車的,据說是母親怕他騎車出事。劉海洋上學的行走路線也是劉母設計的;直到上大學,他才學會騎車。劉母希望儿子能在跟前,初中畢業時,老師推荐他去新加坡上高中乃至大學,全校只有3個名額。但其母堅決反對,此事后來不了了之。他高考填報志愿的基本原則是只能考北京的,天津的大學都不行。
因為离家較遠,中午坐公交車花時間,劉海洋一個人在學校吃飯。初一起開始帶飯,他總是帶一個用舊毛巾縫制的裝鋁飯盒的袋,外加一個1.25升喝白開水用的塑料飲料瓶。一用三年,從未更換,后來那瓶子都被開水燙成一种奇怪的形狀。
母親規定他的所有作息時間,學生每人每學期都象征性地制定“學習計划”,只有他在家也嚴格遵守,包括几點回家,學習到几點睡覺,几點起床早修等等。劉海洋一直晚睡,從初中起就十一二點才上床。“他媽媽從小就對他非常嚴厲的”。從小學到高中跟劉海洋同校12年,并在初中同班的衛明亮(化名)告訴記者,“据說原則是要求他每次都必須考第一,而劉海洋并不能算得上是天才型的,他只好以常人難以想象的勤奮學習,從不違背他媽媽的意志,怕她傷心。”
每次家長會,劉母總是中心人物。衛明亮回憶:“家長會通常很漫長,從我們下課的三四點鐘開到晚上七八點鐘。會上,我總是很緊張,惟恐被老師提到,上黑名單。僅有一年,我考得還不錯,以為平安無事,可終究還是被老師就課后打乒乓球的事說了。家長會上有一檔固定節目,就是用差不多1/3的時間講劉海洋,表揚他的好學上進。他母親之后往往要向各位家長介紹她教育孩子的經驗,在那种時刻,她才表現出她能言善道的一面,因為劉海洋是她全部的寄托和驕傲。”与劉海洋同班一位女生的母親王女士對此同樣有深刻印象:“家長會總是先開年級大會,后開分班小會,劉海洋和他母親在每次家長會后,都會成為我們這些家長議論与崇敬的對象。”劉海洋沒有什么玩的,只有一台“任天堂”游戲机,是某次他獲得“希望杯”后母親給他買的,他還招過同學到家一起玩。但一般情況下,劉家是沒有條件的,同學們在談最近玩什么游戲時,他總是插不上話。
劉海洋的朋友們認為他太听話了,甚至失去了自我意識。“他待人謙虛、溫和、很規矩,但我總感到所有這些都是他母親教的,并不是他認為應該如此。”劉海洋的大學同學史超華說,“他本人并沒有太多意識,他是個沒有心事的人。”劉海洋會和他的同學談起他的家庭,“大家都很傷感,但他敘述的卻是那么客觀,听不出愛和恨,也不知道他將來要怎么樣。他說他從來就沒見過父親,但我們都听不出他是否為此傷心。”
“你不覺得劉海洋的生活單調嗎?”出事后有記者問劉母。“我沒轍呀,從3歲起他就是我的半個肩膀,我將來必須依靠他。”
小學、中學的基礎教育
記者在2002年3月8日下午,終于獲得他從小學到高中同學的信任,在清華南門外一家小茶館跟他們見了面。在見面之前,他們特意跟劉海洋的初中班主任郭素萍商量過,還提前“調查”了本刊“背景”,要求查看記者的證件,并“審稿”。“一切都為了更謹慎些,畢竟這是關系到劉海洋的大事儿。”他們無奈地對記者說。他們顯然比記者所知道的劉海洋都更成熟和更富社會經驗。他們的“自我認識”也遠遠超乎人們想象。
比如,他們這樣總結他們這一代人的特殊性:“‘猴年生得多’,我們是在生育高峰時出生的。這時經濟開始好轉,又開了亞運會,父母多數是老三屆,我們又差不多百分百是獨生子女,因此父母愿意超出他們支付能力地為我們的教育盲目投資。當時也沒有什么玩的,沒有電子游戲或上网,放學后就是上各种各樣的輔導班:國畫、水彩、小提琴、奧林匹克數學班等等。有的輔導班上過一節就不上了,沒時間和精力上,學的是什么基本都沒印象了,結果是什么都沒學好。”
劉海洋的小學是在北京友誼賓館子弟學校西頤小學上的,1986年入學,學校离他家只隔著三義廟上的一條馬路。“這是個中等規模的小學,在當時有一座三四層小樓,有六個年級,各年級兩三個班。”衛明亮說,“劉海洋可以說是從小就受欺負,我印象中他不愛招事儿,比較文弱,跟誰也不是那么愛交朋友。但是他很隨和,絕對稱不上‘孤僻’,他与人交往的方式比較獨特,就是別人來問他任何學習上的問題,他都是有求必應。因此下了課,他身邊常常會圍了一圈儿同學。他非常有耐心,甚至愿意為此犧牲自己上廁所的時間。在今天看,他是個非常善良的人。”
劉海洋在學校里原來也不受注意。可是自從有一年暑假,他為了做數學題悶在家里,起了一身痱子后,老師就開始特別重視他。這件事至今他母親還常常拿來作例子,說明劉海洋的好學。衛明亮回憶:“有一位筆名崔紅星的數學老師對他影響特別大,崔老師的教學方法很特別,比如他要求學生在考試時候把數學題的草稿,做在卷子背面相應的位置上,到時候答題和草稿一起判。這個習慣劉海洋一直留到了大學,他也因此迷上了數學,從此成為學校里數學上的常胜冠軍。”就這樣,從小學四年級起,劉海洋就与他的同齡人開始“拉開了檔次”,當時他只有11歲,“他每年暑假做的數學草稿紙,加起來要超過他的高度”。
1992年9月,劉海洋到在位于中關村核心位置的中關村中學(原中國科技大學附屬中學)上中學。在這里的六年,劉海洋始終是學校一塊金光閃閃的“招牌”,一個難于改變地位的標准。所有老師對劉海洋都非常喜愛,不管是主科還是副科,他和他的事跡是各班各科訓話的慣例,“你們看劉海洋……”如何如何……
這所學校被認為是非區重點,又強于區重點,由于位于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集中區,很多學生都是海淀各高校教師和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的子弟,方圓七八公里內,很多家長互相都認識。比如衛明亮從小學起就接触電腦,初一時家中已有PC机,跟很多高中生一起上電腦學習班。學校硬件條件不錯,甚至有一個規模不小的野生動物標本館,劉海洋畢業前,標本館已經建成。估計他對生物的興趣也与此相關。學生在初中入學后要先考一場,通過數學卷子的上數學班,通過英語卷子的上英語班,另外有一個藝術班,是特招。2001年7月那次高考中,有一件意外的事件讓中關村中學著名過。那時該中學高三學生楊易向法院起訴學校,因為學校在高考前跟家長簽定一份協定,凡成績太低的學生不允許參加高考,楊易正好被排除在外。
“學校生活十分單純,甚至可以說是單調。”劉海洋的初高中同班同學的趙力陽(化名)說:“我們的初中班主任郭老師很敬業,是個嚴師,每到下午我們都會跟他到操場上玩一种‘老鷹抓小雞’的游戲,他到籃球場上逮我們回教室。有一回我千辛万苦躲到汽車底下,還被他像逮兔子一樣逮回去了。
“初二時,有一本北大出版的《初中代數問題選》,被公認為‘寶書’,大家人手一冊。可是全班只有兩個人做了,一個是另一位數學尖子王西含(化名),他挑難題做了;另一個就是劉海洋,他從頭做到尾。不僅如此,劉海洋還有超前意識,初一學初二,在初三,就差不多把高中前半段的都學了。”他的同學們差不多都仔細觀察過劉海洋的左手中指,它總是藍色的,這是因為他總用鋼筆,藍鋼筆水深深地滲入了皮膚。
一直暗自將劉海洋當作競爭對手的趙力陽,至今還能一口气背出劉海洋獲得過的各种競賽獎項:“初一‘迎春杯’(北京市中學生數學競賽)三等獎、初一‘希望杯’(全國中學生數學競賽)三等獎、初二‘希望杯’二等獎、初中數學競賽北京市二等獎、初三物理‘迎奧賽’三等獎、高一‘希望杯’三等獎、高二‘希望杯’二等獎、北京市中學生生數學競賽二等獎、海淀區化學競賽二等獎等等。中關村中學每年參加市數學團体賽都會得獎,劉海洋必然是成員之一,還得過單設的個人獎。”
劉海洋并非別無愛好,只是太少了。他集過郵,還養過一回鳥。他愛看霍金的《時間簡史》,總喜歡跟人談論;他還把那套《第一推動力》叢書都看得差不多了。“盡管語文一直是他的‘瘸腿’科目,但是作文不算差。”他的初中女同學郝靈惠(化名)說,“不久前我無意中發現他為我們主題班會寫的作文,是講14歲的集体生日晚會的,他描述得挺到位。他還常問我英語怎么學得好。”
“劉海洋遵循嚴格的邏輯思維,他不是感性思維,甚至可以說他是缺乏感情的。”衛明亮認為,“他很少外出,一點社會經驗都沒有,閱歷太少了。他甚至沒有意識到戀愛的需要,我們從未發現他對某位女生表現出格外的興趣。”
劉海洋從小就跟別人不太一樣,但從沒人說他坏,他對別人的惡作劇与戲弄也從不記仇。“只是他遇事往往手足無措。”他的一位初中后即上中專的同學麥自強(化名)回憶,“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回,因為個子太高,他在護欄底下把腦袋磕破了一個大口子,鮮血直流。他就愣在那里,半天不動彈,沒有意識到要找老師,也沒有向同學呼救。”
他的优點還包括對什么都特別執著,在初三畢業之前,有一個体育會考,劉海洋選擇的男三項為1000米、鉛球和立定跳。他在考試前半年開始就堅持在腳踝上綁上一小圈沙袋,加強腿部力量,干任何事都綁著,一直堅持到体育會考之后。
進入高中之后,學生之間的關系相對就淡漠下來,這在劉海洋出事后的班級校友錄上可以感覺出來。高中校友錄上有人挺夸張地問:“誰是劉海洋呀,我怎么一點印象都沒有?”甚至居然有人匿名罵他。對劉海洋頗為崇拜的同班女同學馬臨靜(化名)發現她的一位平日里一本正經的好朋友,在聊天室里用近乎粗俗的言語罵劉海洋,而那女孩儿平時連寫信,都寫的是那种隨時可以拿出來發表的風格。
劉海洋所在的八班和隔壁的七班被列為“重點班”,八班是重點中的重點,其產生方式是升學考試時根据每個學生的成績,進行年級大排名,前45名進入八班。但它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凡是成績下降到不如別班的八班學生,就會被剔出去。這种机制導致了身在八班的學生人心惶惶的,“因為抱著學習用具搬出七班或八班到前六個班去,是公認的最大的羞辱”。曾從七班被淘汰出局的衛明亮說,“這种流動性使得學生之間的關系再也無法親密穩定,僥幸留下的多數人上課气氛沉悶,知道什么也不敢發言,惟恐被更高明的同學嘲笑,但劉海洋敢說,他說的別人扳不倒,他的好處還有,他就算這樣也不把自己的知識當武林秘笈似的藏著掖著。”“這所學校的特點是升學率很高,但是重點升學率相對低一些。”王女士告訴記者,“那里的老師在我看來都近乎工作狂,因為他們必須把一些成績較差的學生拽上來,這可不容易。我女儿是高二才得以擠進八班的,我体會她考上大學很難,當時每天她上學,我甚至都會在家里緊張得哭,我甚至比女儿更恨這种傷人的教育体制。”(//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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