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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3日訊】大紀元駐波士頓記者根據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3月8日在哈佛大學法學院以《中國改革的得與失》為題的演講整理。

改革23年來﹐誰在改革中獲利﹐誰是改革的失益者﹐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清楚的事實了。

對中國改革得失的三種算法﹕

第一種算法﹕中國政府的算法﹐計算財富的生產。

向全世界公佈﹐每年中國經濟增長是7~8%﹐在93年宏觀調控之前是15%以上。實際上這個增長速度是非常不真實的。大家都知道在經濟學中間財富的生產和分配一樣重要﹐生產出來的財富到底落到誰的手裡﹐政府從來就沒有給大家一個明確的說法。國內就算是有專門研究﹐一直也處於一種受壓制的狀態。

第二種算法﹕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的一種算法。

這種算法他們認為改革需要一部份人付出代價﹐是誰付代價誰得利﹐他們作了一個辯護。他們認為腐敗是推動改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方式。最典型的理論﹐中國有一個經濟學家（姓名就不說了） 說經濟學是不講良心的﹐經濟學家是道德中立﹐這種理論從90年代一直講到98年都沒有什麼反對的聲音出來。

第三種算法﹕計算改革是什麼人得益﹐什麼人受損。得到的是什麼樣的利益。中國這一批富起來的人是依靠什麼手段掠奪國有資產和掠奪人民積累權致富﹐我的《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作。

我一直強調的就是理解權力資本化﹐權力作為一種分配資本的基礎資源是理解中國改革的一把鑰匙。如果說在98 前政府在政策傾斜﹐在表面上還要講一點人民利益的話﹐從98年開始到2001在政策選擇就已經是很明顯的偏向一些利益集團－－政治利益集團和經濟利益集團。

我根據1995－1998年統計數據﹐寫了那篇《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分析到底是誰在改革中得利﹐這些得利者佔中國社會人口的多少﹐這篇文章就受到中國政府打擊﹐最後導致我不得不離開中國。

中國大概佔總人口（就業總人口）1%的是由國家和政府的高級領導人包括省﹑地﹑中央的這批人﹐國有大銀行﹑國有大企業﹐包括一些官商結合的企業的負責人構成。4%的人地位略次於上面這些人﹐收入也略比他們低一點。我把他們劃為中﹑上層﹐還有11.4%的中產階級﹐由大學教師﹑中小學教師﹑幹部﹑新聞從業人員﹐還有技術人員構成﹔在城市裡有一份工作﹐在農村還有地種﹐或在鄉鎮企業工作的人﹐他們組成了69%的下層人﹔此外﹐14%多屬邊緣化階層﹐城市裡的失去工作的下崗工人﹑農村流入城市找工作沒有工作的農民﹐倫為社會的最底層。

在改革初期中﹐中國知識界曾以樂觀的語氣說中國通過改革會形成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極富﹑非常窮的人少﹐中產階級多的社會結構。到現在﹐從我剛才說的人口構成來說﹐中國社會構成實際上是金子塔形的社會。金字塔的龐大底座是邊緣化階層和下層人民。那麼高踞金字塔頂端的是5%可以利用權勢搶錢的權勢分子。這樣的社會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社會結構。政府在面對這種社會結構﹐它採取的措施不是改善這種社會結構﹐而是近幾年來從99年開始採取了一系列政策傾斜表明了它的立場。

第一個標誌是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即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動員全國人民到股市裡炒股。目的是因為中國的銀行已經債台高筑﹐非常危險。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賽決議每個國家的銀行的自有資產不得低於8%﹐若低於8%﹐銀行就等於破產了。中國從1993開始﹐中國銀行的自有資產率已下降到3%以下。在技術上﹐可視為中國的銀行已經破產﹐之所以沒有破產是因為中國的銀行完全由國家信用以及國家控制。那麼全國各地地方銀行的倒閉消息不斷傳來﹐最出名的海南發展銀行和廣東國投﹑湖南國投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倒閉﹐銀行的爛帳到什麼程度呢﹐戴相龍在公開場合始終不肯承認是12%﹐但據說最內部的數據達到了60%。多年來國家貸給國有企業的錢“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為了轉嫁銀行風險﹐就由政府出面號召全國人民炒股﹐這在世界政治史上中國政府是首創。其結果是許多機構大戶與政府官員勾結在一起﹐得到內部消息﹐不斷地賺錢﹐中小散戶就不斷地虧損。前年我在國內時聽到一位政府官員很高興地說“我們已經通過股市轉嫁了5萬億的風險出去。”那麼這些上市的國有企業實際上非但沒有一家因上市改變了經營狀況﹐不少人從股市上圈到錢兩﹑三年以後就虧損﹐難以為繼。股市上的詐騙案這幾年出了不少﹐平均每年出五﹑六起﹐最著名的“基金黑幕”。

第二個標誌是政府為了給這些經濟利益集團的人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從1999年來連續三步推出三項政策。第一步﹐1999年修憲的時候在憲法中間承認了私營企業主的地位﹐承認了私有財產的地位。我在這裡想說明的不是我反對私有化而是我反對通過這種形式把許多人貪污腐敗得來的財產合法化。接著第二步﹐江澤民就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這個三個代表理論出臺在國內思想領域引起極大的混亂。《人民日報》是一個解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又是一個解釋﹐最後這兩個解釋互相打架﹐最後請中共中央黨校付校長鄭畢堅出來親自執筆寫了一個關於三個代表理論的解釋﹐才算在黨內統一了思想。但是根據許多與權勢結合的最緊密的企業家的解釋我認為才是最權威的﹐我在上海遇到一位非常著名的企業家﹐他對我說﹕江澤民真是非常了不起啊﹗他說的這個三個代表理論是個了不得的創新。他進一步解釋﹕一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第二個是先進文化的代表﹐第三個是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第三點共產黨說了幾十年﹐從來都沒有落到實處﹐但為什麼要提呢﹐有道德作用﹐前兩條才有實際意義﹐他說﹐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我們﹐誰是先進文化的代表－－還是我們。一句話﹐誰有錢﹐誰牛皮就代表誰。第三步﹐到了去年﹐“七‧一”講話又進一步讓私營企業主入黨﹐從政治上為私營企業主開了一條非常合法的通道。我不是反對私營企業家入黨﹐也不是反對給他們政治地位﹐但是你要和後面的幾個政策聯係起來就可以看出現在這個政府 履行什麼樣的責任。

第三個標誌政府提出了教育產業化的政策。聽起來很好聽﹐也很現代。實際上它就是教育收費體制的改革。近幾年高等院校的收費﹐師範院校基本是以每年38%的幅度已連續長了三年了﹐那麼清華北大的上漲幅度高達50%以上﹐這樣一來中國的下等階層和貧困人口就沒辦法讀書了。根據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包括亞洲四小龍台灣﹑新加坡等等國家） 他們反貧困戰略最主要的一條是實行業務教育﹐通過十年﹑二十年這樣的義務教育法就使這些下層人民的子女讀書﹐慢慢地進入中產階級的行列﹐減少貧困人口。這樣一來﹐在中國的報紙上﹐每年秋季大學入學的時候﹐連篇累牘哪個農村的孩子考上大學沒錢交學費﹐中國的大學生這兩年也多了一個新名詞﹐叫做“特殊貧困大學生”。這些政策表明中國政府到現在為止已經放棄了自己的基本的倫理責任。

第四是加強了社會控制。一方面表現在對待下層人民要求自己利益的各種活動的鎮壓方面。中國人民如果受到這些種種盤剝不作聲沉默的時候﹐他還是人民﹐只要他們起來聚會抗議說我們要吃飯﹐我們要工作﹐那麼立刻就成了敵人。從1995年以來每年500人以上的小規模騷亂大概都是5000起以上﹐去年高達8000多起。但是在中國政府體制化暴力壓迫下﹐中國人民這些反抗還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處境﹔另一方面﹐他們對這些敢講真話的知識份子實行各種各樣的管制﹑壓?F策﹐與過去以前的做法不太相同﹐84年時他們還沒有國際經驗﹐每次要整什麼人都要下文件﹐下發到各級讓大家學習﹐現在不再採取這種做法﹐他們通過電話來傳達或口頭傳達不准記錄不准錄音﹐然後也不准向外面宣佈是哪個部門讓他們採取這些措施的。那麼罪名也很好笑﹐現在再不是說什麼政治上的東西﹐不用這種借口。要麼就是用“危害國家安全罪”或者用“泄露國家機密罪”。而且借口也很好笑﹐那次下達佈置我們12個人不得在國內發表任何東西﹐人家把那個傳達的內容告訴我﹐其第一句話就說不准讓這些人獵取名譽﹐而不是說不讓我們說什麼東西﹐就是說我們都成了一群“沽名釣譽”者。

那麼到現在為止有人要我描繪中國社會前景﹐我說這幅前景我大概若干年前已經描繪出來了﹐就是中國社會正在朝著拉美化的道路﹐也就是印度化﹑印度尼西亞的道路走。這些社會有幾個基本特徵﹐第一個特徵﹐就是政府的高度軟政權化﹐其特點是各級政府再也無力執行自己的法律﹐各級官員謀取利益正好是以破壞這個國家的法律為前提﹐ 每年大概在這個時候我都要閱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檢查院”兩院的報告﹐就發現一個事實﹕貪污腐敗的官員數量越來越大﹐級別越來越高﹐貪污的數額也越來越多。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表明中國反腐敗是有成效還是沒成效。有成效為什麼會越來越大﹐越來越高﹐越來越多。我批評中國現在已進入一種制度化腐敗階段﹐也講在這個制度下中國的官員幾乎人人都有貪污的傾向﹐也講在依靠目前這種同體監督－－自己監督自己的辦法不能有效地反腐敗。那篇文章－－《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2000年3月在湖南《書屋》雜誌發表後﹐中國政府給我的回答挺可笑的。他們一方面派來了兩個調查組﹐一個是中宣部﹐一個是中央政策研究室調查我這篇文章出臺有什麼政治背景﹐什麼人在背後指使我﹔另一方面是在中紀委的五次全會公報上的一段話針對我。這句話是“我們要理直氣壯地相信我們不是制度性腐敗﹐我們要理直氣壯地相信我們黨的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我們要理直氣壯地相信我們的黨和我們的政府是有能力﹑有決心反腐敗的。”這就似我們文化革命中讓全中國人民都唱的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第二個特徵﹐就是大量無地農民涌入城市﹐附著在城市的邊緣﹐構成了社會治安的極大問題﹐也成了犯罪的後備軍。我現在稍微講幾句農業問題。中國的農業在改革年中間現在已成為一個沒有剩餘的產業﹐從1995年開始到2000年佔中國人口的70%的農業只能給中國的GDP提供18%的份額﹐也只能給這個國家財政收入提供10%﹐那麼就是農民提供的這些還有許多不是來源於農田收入﹐而且農民在外面打工賺來的錢交的。許多地方的農民負擔的稅賦特別重﹐最高的高達48種﹐最低的是34種﹐其中中央政府規定要收的大概是11種﹐大多數都是地方政府要收的。地方政府為什麼要收在這邊﹐要理解中國的稅制﹐中國的分稅制。中國從1995年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央就把“海關稅﹑煙稅﹑酒稅還有證券市場佔的印花稅等70%歸中國財政﹐地方政府的稅收主要靠它在地方開闢稅源﹐而中國政府的政府建制是建築在鎮一級鄉一級﹐鄉一級也就是幾個國家幹部（國家付工資）﹐其他的許多人就是要農民拿錢來負擔的。有幾個地方的調查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的農村幹部如一個農民寫信他的鄉幹部在1978年時是36個﹐到了98年他的鄉裡有380多個幹部。農民的人口在增加﹐土地在減少﹐負擔的幹部在增加﹐所以現在中國的農民已苦到了極點。那麼現在種田不但沒有收入反倒要貼錢。在《南方週末》上曾有一個很著名的故事﹐登了一個事件﹕湖北的一個農婦種了一畝地一年投入種子﹑化肥的錢是380元人民幣﹐賣掉糧食的錢是330元﹐她那一年的勞動全部白花不算還要填五十元錢進去﹐她跟鄉幹部提出我已經五十多歲了﹐我也種不動田了﹐我把田退給你們﹐我也不交稅了。村幹部不但不同意還派村裡的治安隊員把她打了一頓。農婦走投無路上吊自殺。中國歷史幾千年從來只是聽說農民沒有土地種很慘﹐沒有聽說過有田不種還要強迫他種田自殺的故事。中國到現在還是以農民為主的國家﹐“安農以安天下”這是中國的傳統政治智慧﹐所以我相信這一個世紀的中國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毛澤東解決這個問題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辦法。現在中國已沒有土豪好打﹐也沒有田地好分﹐土地都在農民手裡﹐每個人是0.6畝﹐現在的問題是要給這幾億中國農民造飯碗。隨著科技的進步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中國九億農民沒有受過教育也沒有受過技能訓練﹐在科技發展的今天﹐他們找工作越來越困難。

第三個特徵﹐地下經濟高度氾濫。我們中國有個經濟學家楊邦（音譯）﹐他計算了一下﹐他說中國的地下經濟為中國的GDP至少貢獻了三個增長點（3%）。他怎樣計算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大家有一個戲謔的說法說中國現在是五色經濟﹕一﹑藍色經濟是走私﹔二﹑黃色經濟是娼妓﹔三﹑黑色經濟是貪污腐敗﹔四﹑白色經濟是毒品﹔五﹑灰色經濟是介乎於合法和不合法之間的很多經濟部門的活動。那麼最後一點政府與黑社會以及黑白合流現在已經非常明顯了。從前年起中國抓了幾百個黑色集團﹐有的事例披露出來真的是觸目驚心。例如浙江溫岭的張會（音譯）就有68個政府官員和這個黑幫頭目是朋友﹐包括市長﹑市委書記﹑市常委成員﹑法院院長﹑公安局局長﹐幾乎全是張會的座上客﹐張會自己是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又還是全國著名優秀青年企業家﹐他的家門口有一塊溫岭市公安局掛的牌子“溫岭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又如東北的劉勇（音譯）與副省長都有聯繫。利益集團和政治利益集團再加上外國資本三者形成了寡頭統治﹐這一點我想就是中國未來的統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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