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中共第四代能否糾正前任的錯誤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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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6日訊】九七年,江澤民首次訪美,我在以海外民運團體的名義致江澤民公開信裡寫道:“處在你的位置,不為大善,即為大惡;君子禽獸,只爭一線。”
  
那時,江澤民已經掌穩大權,如果他要啟動民主改革並不會遭遇多少阻力,也不致引發多少混亂。這就是為什麼九八年克林頓訪華要對江澤民勉勵有加,這也是為什麼一大批異議人士要在那時積極籌建民主黨,因為他們都認定,如果江澤民願意扮演民主推手,此其時也。我當時從策略的角度不贊成組黨活動,可惜未被這些民運朋友們採納。這也難怪,因為他們一度以為江澤民有政治改革的意向(大概也聽到了一些令人振奮的小道消息)。照他們想,如此順天應人、留芳百世之美事,江澤民幹嘛不做呢?

  記得在那時我寫文章,一方面力勸組黨緩行,另一方面則向江澤民政權提出警告:如果此刻鎮壓組黨活動,以後便再難啟動民主進程。好比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開到岔口,一旦選錯了道你就無法回頭,除非一直開到下一個岔口才有重新選擇的機會。

  可是,江澤民終於選擇了鎮壓,從此他就失去了啟動民主化的主動機會。江澤民無非是想,憑著“六四”屠殺的威懾效應(“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短期內民間不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他只消抓一小批“帶頭鬧事者”,無須乎大開殺戒,製造流血事件,就可以達到維持專制的目的。江澤民放棄了為善(而且是大善)的歷史機會,他選擇了惡,不過他以為還不是大惡;他以為沾“六四”的光,他可以免於做大惡之事。

  就在這時,發生了“4﹒25”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事件。其實,這不過是一次大規模的集體上訪,而且它已經通過對話而解決;但是對於已經下定決心堅持專制而神經緊張的江澤民,法輪功卻是不可容忍的,於是,江澤民不顧若干同僚的勸阻,一意孤行,下令鎮壓法輪功。江是沒有信仰的人,他對信仰的力量茫然無知。他沒有料到法輪功竟會頑強地抗爭。獨裁者的邏輯是死不認錯,三年多來,江澤民為鎮壓法輪功用盡了一切殘暴、卑鄙的手段,欠下了幾百條命債,極大地毒化了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鑄下不可原諒的大惡。然而,法輪功並沒有屈服。官方私下也承認,至今仍有六、七萬法輪功學員(這只可能是一個被縮小的數字)“拒絕轉化”,冒死抗爭,甚至就在軍警密布,戒備森嚴的十六大期間的天安門廣場,居然還有法輪功和平請願。法輪功無疑是江澤民的夢魘。越來越多的人們相信,在這場看上去力量懸殊的鬥爭中,法輪功將贏得最後的勝利。

  現在的問題是,隨著第四代走上前台,他們將如何對待法輪功?是糾正江澤民的荒唐決策,還是接過鎮壓的大棒,把江澤民欠下的債自己接著背下去?

  照理說,對第四代而言,平反(姑且用“平反”二字)法輪功並不難,因為即便站在維護中共統治的立場,鎮壓法輪功也是極其錯誤的。平反法輪功並不必然導致對中共統治的挑戰。法輪功這個中共政權的勁敵生生是讓江澤民一手造出來的:你把他們當作敵人,他們不能不是你的敵人;你不把他們當作敵人,他們就不會是你的敵人。這在中外歷史上都不乏先例,譬如基督教之於羅馬帝國,譬如佛教之於古代中國的某些王朝。

  話雖如此,但是要讓中共第四代糾正江澤民這一顯而易見的錯誤,卻相當不容易。正因為鎮壓法輪功是如此荒唐,如此殘暴,如此卑鄙,一旦認錯糾正,共產黨的權威還能保得住嗎?錯犯得小還可以改,錯犯得越大越不敢改,因為錯犯得越大越擔心改不起。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書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的三面紅旗闖了大禍?但是他們依然要維護毛澤東,惡毒攻擊彭德懷。甚至連彭德懷本人最後也要違心地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籤字畫押,承認自己犯了“反黨”的錯誤。這就叫“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威信,維護領袖的威信”!

  然而,如果所謂第四代連糾正鎮壓法輪功這樣的錯誤都不敢,那也就意味著他們將把江澤民欠債讓自己背上,並且沿著江澤民的罪惡之路繼續走下去,不為大善,即為大惡。這也是一條不歸之路。

中共第四代會啟動民主進程嗎?

  那麼,中共第四代有沒有可能著手啟動民主進程呢?

  許多人都認為第四代是務實派,是實用主義者,不是教條主義者,也不是對自由民主抱有多大的偏見和敵意。我承認這很有可能,時至今日,就連傻瓜也知道自由民主制度更優越。不過我更傾向於認為他們是機會主義者,有知識,無信念。在缺少外部壓力的情況下,你很難指望他們會啟動民主進程。

  黎安友教授認為,如果中國出現出現經濟危機、政治僵峙和國際壓力的同時暴發,胡錦濤、曾慶紅們有可能做出非常的舉動。但問題是,如果在此之前他們已經在老路上走得太遠,到後來他們手中還有多少牌可打?

  現在,中共領導人是以發展經濟為借口,並以連續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為資本,抵制和拒絕民主化。他們無視、起碼是低估了在經濟繁榮背後的深刻危機。卞悟在“二十世紀末中國的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二十一世紀》2002年八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一文裡寫道:如果在眼下經濟高速增長的形勢下感覺不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等到經濟發展的活躍階段過去(畢竟任何經濟都不能永遠超常增長),那時許多原先被高速增長掩蓋著的矛盾就會爆發出來,形成我們在印尼“蘇哈托繁榮”之後看到的“危機激發的遲來之民主”。在印尼以這種方式啟動民主所經歷的混亂,人們都看見了。然而要知道印尼畢竟還不是經濟轉型的國家,那裡的腐敗無論在程度上還是在性質上都不能和當今的中國相比,具體而言,中國如果等到公共資產不明不白地“流失”完畢後再來搞民主化,長期被說成是“公有資產”主人的公眾一旦有了知情權、監督權乃至政府命運決定權時,卻發現他們那一份資產已被搶光偷光,那時的中國將出現怎樣的局面?

(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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