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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6日訊】九七年，江澤民首次訪美，我在以海外民運團體的名義致江澤民公開信裡寫道：“處在你的位置，不為大善，即為大惡；君子禽獸，只爭一線。”
　　
那時，江澤民已經掌穩大權，如果他要啟動民主改革並不會遭遇多少阻力，也不致引發多少混亂。這就是為什麼九八年克林頓訪華要對江澤民勉勵有加，這也是為什麼一大批異議人士要在那時積極籌建民主黨，因為他們都認定，如果江澤民願意扮演民主推手，此其時也。我當時從策略的角度不贊成組黨活動，可惜未被這些民運朋友們採納。這也難怪，因為他們一度以為江澤民有政治改革的意向（大概也聽到了一些令人振奮的小道消息）。照他們想，如此順天應人、留芳百世之美事，江澤民幹嘛不做呢？

　　記得在那時我寫文章，一方面力勸組黨緩行，另一方面則向江澤民政權提出警告：如果此刻鎮壓組黨活動，以後便再難啟動民主進程。好比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開到岔口，一旦選錯了道你就無法回頭，除非一直開到下一個岔口才有重新選擇的機會。

　　可是，江澤民終於選擇了鎮壓，從此他就失去了啟動民主化的主動機會。江澤民無非是想，憑著“六四”屠殺的威懾效應（“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短期內民間不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他只消抓一小批“帶頭鬧事者”，無須乎大開殺戒，製造流血事件，就可以達到維持專制的目的。江澤民放棄了為善（而且是大善）的歷史機會，他選擇了惡，不過他以為還不是大惡；他以為沾“六四”的光，他可以免於做大惡之事。

　　就在這時，發生了“４﹒２５”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事件。其實，這不過是一次大規模的集體上訪，而且它已經通過對話而解決；但是對於已經下定決心堅持專制而神經緊張的江澤民，法輪功卻是不可容忍的，於是，江澤民不顧若干同僚的勸阻，一意孤行，下令鎮壓法輪功。江是沒有信仰的人，他對信仰的力量茫然無知。他沒有料到法輪功竟會頑強地抗爭。獨裁者的邏輯是死不認錯，三年多來，江澤民為鎮壓法輪功用盡了一切殘暴、卑鄙的手段，欠下了幾百條命債，極大地毒化了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鑄下不可原諒的大惡。然而，法輪功並沒有屈服。官方私下也承認，至今仍有六、七萬法輪功學員（這只可能是一個被縮小的數字）“拒絕轉化”，冒死抗爭，甚至就在軍警密布，戒備森嚴的十六大期間的天安門廣場，居然還有法輪功和平請願。法輪功無疑是江澤民的夢魘。越來越多的人們相信，在這場看上去力量懸殊的鬥爭中，法輪功將贏得最後的勝利。

　　現在的問題是，隨著第四代走上前台，他們將如何對待法輪功？是糾正江澤民的荒唐決策，還是接過鎮壓的大棒，把江澤民欠下的債自己接著背下去？

　　照理說，對第四代而言，平反（姑且用“平反”二字）法輪功並不難，因為即便站在維護中共統治的立場，鎮壓法輪功也是極其錯誤的。平反法輪功並不必然導致對中共統治的挑戰。法輪功這個中共政權的勁敵生生是讓江澤民一手造出來的：你把他們當作敵人，他們不能不是你的敵人；你不把他們當作敵人，他們就不會是你的敵人。這在中外歷史上都不乏先例，譬如基督教之於羅馬帝國，譬如佛教之於古代中國的某些王朝。

　　話雖如此，但是要讓中共第四代糾正江澤民這一顯而易見的錯誤，卻相當不容易。正因為鎮壓法輪功是如此荒唐，如此殘暴，如此卑鄙，一旦認錯糾正，共產黨的權威還能保得住嗎？錯犯得小還可以改，錯犯得越大越不敢改，因為錯犯得越大越擔心改不起。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書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的三面紅旗闖了大禍？但是他們依然要維護毛澤東，惡毒攻擊彭德懷。甚至連彭德懷本人最後也要違心地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籤字畫押，承認自己犯了“反黨”的錯誤。這就叫“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威信，維護領袖的威信”！

　　然而，如果所謂第四代連糾正鎮壓法輪功這樣的錯誤都不敢，那也就意味著他們將把江澤民欠債讓自己背上，並且沿著江澤民的罪惡之路繼續走下去，不為大善，即為大惡。這也是一條不歸之路。

中共第四代會啟動民主進程嗎？

　　那麼，中共第四代有沒有可能著手啟動民主進程呢？

　　許多人都認為第四代是務實派，是實用主義者，不是教條主義者，也不是對自由民主抱有多大的偏見和敵意。我承認這很有可能，時至今日，就連傻瓜也知道自由民主制度更優越。不過我更傾向於認為他們是機會主義者，有知識，無信念。在缺少外部壓力的情況下，你很難指望他們會啟動民主進程。

　　黎安友教授認為，如果中國出現出現經濟危機、政治僵峙和國際壓力的同時暴發，胡錦濤、曾慶紅們有可能做出非常的舉動。但問題是，如果在此之前他們已經在老路上走得太遠，到後來他們手中還有多少牌可打？

　　現在，中共領導人是以發展經濟為借口，並以連續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為資本，抵制和拒絕民主化。他們無視、起碼是低估了在經濟繁榮背後的深刻危機。卞悟在“二十世紀末中國的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二十一世紀》2002年八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一文裡寫道：如果在眼下經濟高速增長的形勢下感覺不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等到經濟發展的活躍階段過去（畢竟任何經濟都不能永遠超常增長），那時許多原先被高速增長掩蓋著的矛盾就會爆發出來，形成我們在印尼“蘇哈托繁榮”之後看到的“危機激發的遲來之民主”。在印尼以這種方式啟動民主所經歷的混亂，人們都看見了。然而要知道印尼畢竟還不是經濟轉型的國家，那裡的腐敗無論在程度上還是在性質上都不能和當今的中國相比，具體而言，中國如果等到公共資產不明不白地“流失”完畢後再來搞民主化，長期被說成是“公有資產”主人的公眾一旦有了知情權、監督權乃至政府命運決定權時，卻發現他們那一份資產已被搶光偷光，那時的中國將出現怎樣的局面？

（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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