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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6日訊】對於小說，我絕對是外行。因此，對於《龍年檔案》的藝術性問題，在座的都是行家，本人不敢妄加評論。

我只能說些藝術之外的題外話。

柯雲路先生在“後記”裡有這樣一段話：“生活是現實的，所有人都在某種現實的規定和限定中活動。要真實而不是粉飾地寫生活，就要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地落每一筆。同時我又相信，理想的人格崇高的精神不僅在文學中而且在現實中存在。”“唐吉訶德也是令人尊敬的。”

小說中的羅成也許就是中國現實裡的官場唐吉訶德。羅成不是中國官場的典型，而是中國官場的例外。在羅成身上能夠看到人性的光輝，也能夠聽到警鐘的轟鳴，它告訴人們，我們是真正生活在艱難時世之中。以至於許多人認為，中國的問題如果不是總體性地解決，不從根子上入手，就是隔靴搔痒。這話當然有道理，但是只說對了一部分。

因為作為現實中時時刻刻都在作出選擇的人來說，不能迴避這樣的問題：沒有政治民主之前怎麼辦？沒有憲政共和之前怎麼辦？沒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之前怎麼辦？等等。畫餅不能充飢。沒有肉吃的時候，吃草根啃樹皮也是活路之一。

我覺得有這樣幾個問題，也許有助於理解羅成這個藝術形象：

一是權力鬥爭。

過去，我們在教科書上只讀到在“舊社會”和資本主義國家才有爾虞我詐，才有狗咬狗。在這部小說裡，我們可以看到稍微不慎就可能被人整治的危險，阮為民不就感嘆道：“政治就是太可怕了。”當官就是如古人常常講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無論是誰，進了官場就免不了這樣的鐵律。想想看，一個市長下面有好幾個副市長，一個書記下面有好幾個副書記，螃蟹能夠把自己的八條腿協調起來，可是報刊上常常說的“一個好的領導班子”，實際上並不存在。不鬥，行嗎？這種情形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當之無愧地可以稱為中國特色。只是這中國特色也就是中國病，而且是惡性的傳染病。戲文上那種海瑞、包拯式的做法，至少在今天的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這是中國幾千年沒有擺脫的政治悲劇之一。因此，就是想為民做事，也必須在相當程度上適應這個官場生存法則，並且必須將相當的精力，有時甚至是主要精力放在權力鬥爭上，否則，就會“出師未捷身先死”，就會一事無成。僅僅有悲壯的勇氣是不夠的。

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環境下生活，不能不受這個環境的約束，作為個人，誰也無法徹底改變他的外部環境，這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人不能生活在想像之中。我們不能用一個標準去要求所有的人，就像我讀小學時的教科書，都要像江姐那樣鐵骨錚錚，寧死不屈，實際上，這種教導不但可笑，而且也很霸道，也是違背人之常情的。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理解羅成式的官員。在特定的環境下，一個官員能夠做到這個份上就已經很了不起了。求全責備就是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是在四面出擊，是想當孤家寡人，一個稍微有點社會閱歷的人都會嗤之以鼻，無論你的動機和願望是多麼良好，得到的回應是會被人們認為不切實際，也就是不合國情。我們不能期望所有的人都當隱士，都厭惡政治，或者都當曼德拉，當哈維爾，當瓦文薩，當薩哈羅夫，我們也不能眼睜睜地看到政府這塊獨一無二的重要資源只能發出臭味，散出毒氣。

但是應該看到，僅僅這樣又是不夠的。從羅成的身上，我們應該看到改革和開明的局限，應該警惕改革，應該認識到，改革和開明不是社會進步的唯一源泉。開明和改革只是社會變遷的一種力量。
走出這個可怕的政治的路在哪裡？唯一的正確道路是沒有的。

二是個人英雄主義。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不想總是活得窩囊，就得有點個人英雄主義，就得有點能夠理解個人英雄主義的文化，有點容忍個人英雄主義的環境。

俗話說，槍打出頭鳥；又說，萬事開頭難。出頭鳥就是個人英雄主義。無論在什麼時代，也無論在什麼制度下，個人相對於國家，尤其是以億萬人民計的國家，是相當渺小無力的，當一個人挺身而出反對貪官污吏，他能夠得到的和他可能付出的，將遠遠不成比例。也正因為這樣，冷漠是政治理性的表現。也正因為這樣，民心在很多時候根本就算不了什麼。民心可侮，大概是中國社會和歷史的常態，而不是例外。當然，也正因為這樣，個人英雄主義是難能可貴的。也正因為這樣，歷史上任何專制政府害怕的不是烏合之眾，不是合群的自大，而是一小撮。

一個不允許個人英雄主義存在的環境，就只能是最後民不聊生鋌而走險的結局。因為，和平變遷的路被堵死了。堵死的不僅僅是專制者，更有每一個民眾的貢獻。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別的國家會像中國那樣，骨子裡流淌著“這又有什麼用呢”的虛無主義。

而虛無主義的背面就是求全責備。

制度不是一切，制度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如果制度決定一切，美國人實在沒有理由尊崇華盛頓和林肯，全世界也不可能對曼德拉和金大中那麼關注。否認海瑞、於成龍，和否認哈維爾、昂山素季一樣可怕，這樣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民族，這樣的國家是死氣沉沉的國家。

中國的犬儒主義是一種十分霸道的犬儒主義。它以一種簡直是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稱中國人都是鬼，中國人都是狼。製造黑暗是這樣的國家文化精英的重要角色。

從個人出發點來說，我並不認同未經充分改革的政治，但是，我並不認為在這種體制下，如果出現一些，哪怕是一個同樣真誠的人都不可能。我們應該肯定他們的積極作用。

當然，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他們──實際上也是改革的局限，或者說是改革的限度。

我是一個理想的政治現實主義者。

就像魯迅小說中的魏連殳一樣，確實有曾經奮發向上的人沉淪了。

但這不是全部。

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不是全部。世上總有英雄豪傑在。

脊樑總是存在的。

盡管沒有十全十美的聖人，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是魔鬼、膽小鬼。

在絕對懷疑的背後是缺乏道德的自省和反思──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怯懦、貪婪、無為等等，而寧願認為“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的”，都是見了強盜就乖乖交出錢財，當了官見到百姓就會發威，見了長官就會下跪的角色。所以我認為這不僅僅是一種犬儒主義，而且是一種霸道的犬儒主義。

連想望，連心中那桿道德的秤都沒有了。

我們幾乎都不自覺地成了扼殺光明的合謀者。看到街頭殺人搶劫的時候，我們抱怨沒有挺身而出的俠士，當有人為了救人喪命就又說這人是傻瓜，懷疑這年頭這種人怎麼可能存在；看到貪污橫行的時候，我們抱怨沒有為民請命的清官，當清官兩袖清風的時候，我們又說這個人不可能存在，面對權力誰又能夠不貪呢？看到社會黑暗，我們抱怨沒有人起來抗爭，當曼德拉真的出現在世界的時候，我們又說這個人真幼稚，胳膊能夠扭過大腿嗎？……我們不能檢討自己的貪婪，因為是我們將心比心，所以認為誰當官都會貪，沒有勇氣說我會例外；我們不能檢討自己的怯懦，因為我們將心比心，認為誰也不會當出頭鳥，沒有勇氣說我會例外；我們不能檢討自己的自私，因為將心比心，認為誰也不會為民眾付出犧牲，沒有勇氣說我會例外……這是一個陰暗而且將永無光明的世界，它的背後是一種深深的絕望，一種徹底的虛無主義。

無論是清官還是更積極的抗爭者，他們是生命裡的光，是生活中的鹽，是不可缺少的。

我們不必期望大部分人會向他們“學習”，就像教科書裡教導的那樣。這種人永遠是一小撮，是極少數極少數，但這是生命的光，是社會的鹽，沒有他們，就會暗淡，就會失色，就會無味。我相信，即使是一個法律上判定他為十惡不赦的罪犯，他一定曾經有過至少一分鐘的善良。我們應該善待它。每個人一分鐘的善良匯集起來，我們才會看到希望，才會積極面對生活。而不至於這樣一個泱泱大國瀰漫的是絕望。這就是要培育對良知的理解。

我們不要要求人成為上帝，成為救世主。可是，我們往往不自覺地在這樣做，我們看不到良知的力量，我們也不能利用和匯集起良知的力量。其實，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所謂的統一的思想、統一的行動。於是，善在中國總是孤獨和孤立的。在看待一個學者言論的時候，就企圖要他提出一個整體救世的方案，否則，他的研究、他的思想就是沒有意義；在看待一個官員的時候，就希望他掃盡不平，否則，他的所作所為，就是不徹底，因此就是沒有意義的。在一個眼裡只有大廈的人那裡，他是看不到磚頭、鋼筋等的功能，每一塊磚頭相對於大廈來說，都是可以徹底否定的。我們都是凡人，我們卻在自己的同類裡尋找上帝，如果沒有發現上帝，就宣稱這是一個魔鬼的世界。這是在抹殺。

實際上，肯尼迪和馬丁﹒路德﹒金一樣是社會和國家健康的因素，他們在做他們所能做的，但是他們也都有他們所做不到的。我們要看到互補的意義，尋求合作，溝通，理解，而不僅僅是對立和排斥。雖然我們不可能人人在任何時候都敢按照心中的道德律行事，有苟且，有屈服，有膽怯……，但是，我們可以對那些在我們怯懦時挺身而出的人的言行表示敬意，他們就可能在鬥爭中不感到孤獨，而壓制甚至是迫害他們的人也可能會因為民心這桿秤的存在而有所顧忌。這是每一個弱者都能夠做到的，這也是弱者的力量。如果我們還嚮往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共和國，我們不應該放棄對這種力量的運用。

（學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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