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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27日訊】圍繞“二十三條”，香港內外鬧得沸沸揚揚。反對聲浪空前巨大，但北京當局顯然將一意孤行，在北京當局的授意和壓力下，香港特區政府恐怕別無選擇，最終必然將“二十三條”正式立法。一旦該法成立，意味著大陸法律延伸到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即便是從最理想的狀況來看，香港也將被推向“新加坡模式”。這正是北京當局求之不得的。

所謂“新加坡模式”，即經濟繁榮，政治保守：人民可享有財富康樂，卻不得享受民主自由；所有法律，均有利于政府和執政党，不利于普通大眾；人民懼怕政府，胜過懼怕任何黑勢力。“新加坡模式”，來源于其前領導人，執政長達三十余年的李光耀，自從他以高超權謀取得政權以后，為了維護他個人及其所屬“人民行動党”的既得利益，又以高超權謀和鐵血手段，建立起一套形似民主、實為獨裁、在世界上堪稱獨一無二的專橫體制。李光耀退休之后，續任該國“資政”，他所創立的“新加坡模式”，延續至今，絲毫無改。非但如此，李光耀還奔走世界各地，到處推銷他的“新加坡模式”，所謂“亞洲价值觀”，儼然“亞洲教父”。

最大的推銷成績，便是影響了中國，從鄧小平到江澤民，他們對李光耀的“教導”，始則“沉吟良久”，然則“言听計從”，“心領神會”。二十多年來，在中國出現的“經濟開放，政治封閉”，“經濟搞活，政治搞死”，“經濟自由，政治高壓”，就恰恰是“新加坡模式”的翻版。

回觀香港，与新加坡，韓國，台灣并稱亞洲“四小龍”，同屬經濟發達地區，但民主之光先后照亮韓國、台灣、香港，在三個地區的人民，除了享有与新加坡人民同等驕人的繁榮和財富，還享有新加坡人民望塵莫及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等。可見，經濟發達，無須以犧牲人民的自由為前提。相反的是，經濟自由与政治民主，往往成為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整體運行中缺一不可的雙輪。

大體以英國制度為藍本的香港，其營銷環境和經濟自由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回歸前，不僅經濟發達，而且文化繁榮，整個社會充滿活力与生机，這些，遠不是新加坡所可相比，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香港人民享有比新加坡人民遠為廣泛的自由。英式制度，是香港繁榮的支柱。因此，不論在何种情況下，香港實在沒有必要去效法新加坡，舍本趨末，拔高就低，開歷史倒車。以壓制人民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國際交往自由為目的所謂“二十三條”，一旦成立，將嚴重沖擊香港社會的和諧空气，嚴重損害和削弱香港的國際地位。一項調查顯示，80%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認為“二十三條”將損害新聞自由，10%的新聞工作者表示，一旦該法通過，他們將不得不退出新聞界。

實際上，強行立法“二十三條”，是中南海的幻想性臆症作祟，在他們病態的幻想中，几乎所有對他們提出批評意見的人，都是“敵人”。民運是敵人，法輪功是敵人，香港民主派是敵人，所有善意建言的港人，也都是敵人。所以，連台灣也顧不上了(破坏香港的“一國兩制”，無疑是對台灣的惡劣示范)，連北京當年的國際承諾和今天的國際信譽也顧不上了，匆匆忙忙三個月的咨詢期，就要強行立法。遺憾“文革”已經結束了几十年，“斗爭哲學”的思維還在繼續。

其實，回歸前，香港人民都沒有把大陸政府怎樣，現在回歸了，駐軍了，還可能怎樣？何人也，畏民如虎？總是指責他人“亂港”，究竟是誰們，正在實際“亂港”，如今一目了然。最可悲，是傀儡的特區政府，搞坏了香港的經濟，還要搞坏香港的法制，搞坏香港的政治。回歸五載，香港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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