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vsmo.com)
【大紀元11月8日訊】大紀元記者璞華編譯/金融時報10月28日起分五部分連載了“中國的未來”一文﹐對中國的前景及面對的問題進行了分析。以下是總結性的第五部分。

南方省份廣東的新興都市順德充滿活力的市長為所有有興趣來中國投資的外商開列了一份五點清單。

他想詢問他們:你正在考慮投資的鎮有沒有a) 麥當勞﹑b) 五星旅館 ﹑c) 高爾夫球場﹑d)平衡的市政預算和e) 一個在星期天休息的市長?

前四個問題意在了解一個潛在的投資地點的富裕和國際化程度。但順德市長馮潤生認為對第五個問題的答复才是真能衡量一個地方的指標。

馮先生的一名助手解釋說﹕“許多市長試圖打動外國投資者﹐將自己描述成象一個年輕的創業者一樣整天奔忙﹐從未有一天空閑。但實際上所有這些只能說明他們沒有一個高效率的行政系統。”

這些話雖是幽默但也說明問題。順德是中國少數幾個開始利用其較好的聲名的地方之一。大多數其他地方都仍然為笨重的官僚機構﹑腐敗以及頻繁發生的紊亂現象所累。

順德由于創造了一個強調清廉﹑透明和高效的政府的良好” 軟環境” 而吸引了數十家國內外公司可觀的投資。它變得富了起來; 國民平均收入上升到每月1,000 美元左右(全國城市平均水平的14 倍) 并且2000年出口上升了百分之28達到28億美元。

但還有更為重要的東西。在這樣一個政治改革從1989 年北京天安門大屠殺以後在實際上被凍結的國家﹐順德可以作為一個證明﹐政府機构改革不僅可行而且是有利的。

這類例子的影響力相當可觀。最近四年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分別是468億﹑407億﹑403億 和454億美元﹐這給當地帶來了改頭換面的變化。各個地方都在不遺余力地競爭外商帶來的就業機會和稅收﹐以及其技術和管理才能。

” 軟環境” 成為許多城市市長的時髦詞語﹐他們試圖用透明﹑誠實和負責的許諾來吸引外資。除順德和它的廣東鄰居珠海﹑深圳之外﹐很少有其他地方真正獲得了大的成效。

但正如香港科技大學政治科學家大衛Zweig所注意到的﹐過去24 年裡的許多關鍵改革都始于某個地方然後普及開來。農業公社的解散是從一個大膽的縣開始的﹐該縣將農民的收入和他們的產出掛鉤。自由市場經濟最初是在” 特別經濟區”試點﹐然后才在全國范圍推廣。

馮先生承認﹐順德模式不容易推廣。他說﹕“我們在中國不具有代表性。我們的成長是因為我們緊鄰香港﹐并且我們有廣東政府的優惠政策。”

儘管如此﹐這個城市的改革還是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馮先生說是在中國其他地方﹐政府的決策過程是保密的﹐而在順德﹐決策的產生是有明确的指導方針的。

另外﹐政府的年度預算﹑官員的薪金﹐以及國家招標和其它政府事務都在一份特刊”順德 政治和行政文件”上公佈。

在中國其他地方﹐政府不願賣出他們的企業控股﹐並仍然擁有在中國股市上市的約1200 家公司中的近百分之70。但在順德﹐政府降低了在地方企業中的持股到平均百分之20的水平﹐並將從中所得用來補貼社會福利責任。

馮先生說﹕“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如果你不將政府和企業分离﹐你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法治。”

他開設了順德行政公共熱線讓人們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以化解不滿﹐并在政府總部旁修建了兩個大廳使抗議者可以受到政府官員的親自會面。

然而西方式民主仍然象在天安門大屠殺後那段時期一樣是絕對的禁區﹐ 共產党的專政也不容置疑。但是在另一個制造業中心珠海﹐當局已開始一個有趣的實驗﹐讓其官員接受公開監督。

在珠海﹐舉例說﹐當地的大公司每年投票評價各個政府机構的表現。官員們說﹐最佳的辦公室的職員會得到額外獎金﹐而最差的辦公室的職員則沒有獎金。

說到底﹐現在就斷言在順德和珠海進行的實驗是否會引發中國新的一波政府改革浪潮還為時過早。當然﹐由預計將于下星期五召開的共產党大會上選為主席的胡錦濤管理的中央党校的官員們在私下裡已在就順德已經實施的許多改革措施進行討論。

然而中國專家們認為﹐沒有哪個問題比如何對付日益加深的統治危机更能表現出將于下星期的党大會上產生的”第四代”領導人的方針的了。

激進思想家﹑”中國之路”的作者李深智說﹕“如果中國不政治改革, 那么在10 年內它將象前蘇聯一樣崩潰。”

在不同程度上﹐政治無能對現代中國的許多頑疾負有責任。銀行系統如山的坏帳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銀行屬于國有並必須對有官方背景的公司負責。通貨緊縮的起因之一﹑制造業生產能力的過剩主要也是由于很少有國有企業被允許破產。

中國農村的問題包括最近四年一直在減少的收入和愛滋﹑結核病的氾濫以及退學和貧窮現象的擴散﹐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咎于貪婪的官員壓榨非法稅收來支付不斷膨脹的官僚工資和無用的公務費用。

由于沒有獨立于共產党之外的制度性檢查和平衡﹐腐敗現在几乎腐蝕著政權的每一寸機體。共產党還是”在一切–甚至法律–之上”。据官方估計每年達數百億美元的外流資本主要都是政府官僚的不正當所得。

政府頑固地介入企業事務帶來道德危機和低效﹐特別是當產業管理者同時又是它應該管理的那些關鍵公司的擁有者時更是如此﹐就象電信﹑銀行﹑電力﹑一些媒體和其他行業的情形那樣。國家智庫研究員李舒廣說﹕“政府不應該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

在順德和其它類似地方﹐他的意見很容易得到共鳴。但這個國家現在包含那麼多不同的情形﹐簡單地用一個詞’ 中國’ 來概括它都可能會讓人產生誤解。

沿海地區在很大程度上從過去二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受益了﹐並還將從去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進一步得利。但內地許多地方還是被與15年前相同的問題困擾。

使事態進一步复雜化的是﹐這個國家正處于不止一個而是几個轉型的痛苦關頭。在某些地方農業社會正在向工業化發展。但在東北的老工業基地﹐每年有數百万工人被解僱。在南部興旺的珠江三角洲附近﹐從偏僻的農村來的年輕男女們爭搶著跨國高科技公司生產線上的工作崗位。

考慮到這樣一個差異巨大的情形﹐對中國是否會達到其追求的經濟超級大國目標做出預言將是輕率的。但看起來清楚的是﹐當北京的新領導人本月走上他們的崗位時﹐他們接手的擔子將是一個其各個部份的未來前景差異巨大的國家。

据何清漣﹐一位由于敢言而于去年被 迫 流 亡 美國的作家﹐說﹕“解決中國的問題需要一個全新的社會運動﹐將包括從體制到思考方式在內的一切都來個改革。”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