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vsmo.com)
【大紀元11月6日訊】大紀元記者璞華編譯/金融時報10月28日起分五部分連載了“中國的未來”一文﹐對中國的前景及面對的問題進行了分析。以下是第四部分。

在通向江橋的凹凸不平滿是車輪壓痕的土路經過的一處偏遠農村﹐有一個假冒文件的地下市場。司机轉過頭來說: “在江橋市場上你可以買到任何東西﹐但除了人是真的外﹐其它都是假冒的。”

市場四周看起來和其他任何農村市場沒什麼兩樣﹕醬黃面孔的年老婦女在攤位上賣著蔬菜﹐一個男人站在一堆加了糖的苹果旁邊﹐小販們用白布蓋在他們的豬肉餃子上給其保溫。

但靠近這個市場的中部, 在桌布上陳列的物品卻有點异樣。几乎所有各种顏色的偽造正式文書都在這裡﹐吸引著躲躲藏藏的顧客的注意。鄰近的打印机可以提供各式規格的定制文件。

在一個小時之內﹐顧客就可以來個完全的身分轉變。證從學士﹑碩士到博士學位的畢業證每本售價在人民幣80到100元 (10到12美元)。中國控制其13億人口的主要工具–居民證–就擺在企業執照以及一堆堆的假發票﹑收据旁邊一起出售。

儘管外國人很少目擊, 這樣的市場僅僅是瀰漫幾乎所有中國机構的無數腐敗形式的一角。這樣的腐敗扼殺著中國的官僚機構﹑侵蝕著公司的盈利並滋長著人民對政府的怨气。

清華大學的兩位著名學者胡鞍鋼和郭雍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說﹕“[ 腐敗] 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病症﹑最大的社會污染﹐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挑戰。”

腐敗現象比其他問題更強地突顯出這個一党專政的國家在管理一個多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上不能勝任。但政府官方否定了象胡先生和郭先生之類的學者們的斷言, 這些學者們說這是一個體制性的問題。相反﹐官方更傾向于將責任歸咎于一些犯錯的個人的不當行為。

因此政府對腐敗的對策就是增大對貪官的懲處並考慮一些程序上的改動﹐但同時又堅稱其一黨化的體制沒有必要引入外來的檢查或權力上的平衡機製。

當沈陽原市長慕綏新2001 年被查出組織了一個包括當地人大委員長﹑稅局局長﹑檢察長﹑警察局長和地方暴徒在內的黑幫的罪行之後﹐官方媒體將他稱為” 流氓市長” 。

但是﹐至少在公開場合﹐沒有人討論今年死于監獄里的慕綏新為什么能夠不受察覺地將這個中國第五大城市當作他的封地一樣統治這麼多年。

同樣的﹐當中國東南口岸廈門的一位高官被發現進行金額達人民幣530億元的走私詐騙時﹐只有一些異見分子敢于說該案暴露了本應對共產官員進行監督的公檢法系統反而向其屈服的陰暗一面。

何清漣﹐一位由于敢言而被迫 流 亡美國的作家﹐說北京的否認與事實相去太遠。她說腐敗已從80 年代的個別現象發展到了90 年代初成為普遍現象﹐以至現在已成為社會﹑政治和經濟資源進行分配的主要通道。

很難确切估計腐敗導致的損失。但評論家們可以指出几個領域﹐權力的濫用或者是導致了直接的損失﹑降低了決策的效率和質量﹐或者是將資源導向了對社會和經濟來說價值最小的地方。

一個無處不在但基本上被隱藏起來的問題是政府對事業的干預。中國的各級官僚-從中央政府部門到村委會-都同時是關鍵公司的所有者和市場競爭的管理者。

這不僅結導致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只從自己的狹小商業利益出發訂立規章﹐還阻礙了那些被要求向其上級官僚支付紅利的公司的發展。

儘管北京要求各級政府與商業利益脫鉤﹐官僚們看來反而使其商業利益多樣化了。例如﹐北京政府現在擁有16,000 家本地公司。電信管理者擁有中國電信﹑中國移動通信和中國聯通的大多數資產。財務部仍然擁有” 四大” 國家銀行百分之百的資產。電力管理者也擁有國家電力公司的大多數資產。

胡先生和郭先生這樣描述與那些象電信﹑財務﹑稅收﹑銀行等較有利可圖的業務有關的官員們搜刮的紅包﹑薪資和津貼﹐他們說﹕“這樣的灰色收入可以達到極高的數額。”

有的時候政府對其下屬公司的這種偏袒達到了令人側目的程度。

例如﹐北京直轄市發布了一個章程規定﹐除了由該市政府下屬公司製造的”北京吉普”之外﹐其他越野車不能在該市三條主要道路上行駛。

這樣的地方貿易保護主義案例極為普遍﹐加強了這樣一個印象﹐那就是﹕政府﹐特別是省市一級的政府﹐在商業仲裁方面還不如一個高度多元化的控股公司的經理公正。松馳的政府會計標准使他們可以掩蓋其不當行為。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名資深學者說﹕“在省政府財務裡有一項叫做‘其它費用’的欄目可以佔到總額的大約百分之30 到40﹐這些錢可以被用在任何方面。”

政府同時也被認為應對中國令人觸目驚心的資本非法外流負主要責任。一則官方消息來源稱﹐朱鎔基總理在最近一次內部會議上說2000和2001年的資本外逃分別達到人民幣5千5百億和6千億﹐相當于政府總收入的約三分之一。

官方的中國經濟時報最近的一篇文章將2000 年的資本外逃數額定為480億美元。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劉歡說非法資本轉移的隱蔽性使得准确的數字不可能獲得﹐但他估計中國每天至少有1億美元的資本外流。

官方消息來源稱這些金錢大部份是地方官僚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他們使用各种各樣的詭計將其秘密轉走。一些被轉移到各省政府在香港的窗口公司﹐一些被”投資”到海外的空頭項目中﹐還有一些通過使用類似在江橋售賣的那種偽造文件進行虛假貿易而轉移出去。

正象江橋政府對當地的假冒文件市場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樣﹐中國政府機構也直接參與或默認各種對知識產權的侵犯行為。例如在北京﹐販賣各種假冒影碟﹑光碟和計算机軟件的商店就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大張旗鼓地營業。

上海附近的義烏鎮臭名遠揚﹐不僅僅是因為它有數百工厂仿冒外國品牌﹐更是因為地方政府組織的對這些仿冒者的清理有時也是在做戲。通常這些工厂事先會得到通知﹐並且在清理后又重新恢復生產。

官方的統計表明過去五年里有78萬共產官員由于腐敗被懲處。 對一個有6千4百萬成員的党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但受到懲罰的數字只相當于逃脫懲罰的數字的一個小分數。普遍認為那些在北京高層有朋友的官員基本上不會受到起訴。胡先生和郭先生估計約百分之80的官員有腐敗行為﹐但他們當中只有百分之10 到20會被查出。這些被查出的官員當中只有百分之6 到10 會受到處罰。

這樣的分析會讓人質疑周期性的反腐敗運動是否有效。現在許多分析家認為如果不引入真正獨立于共產體系之外的監督性機構的話﹐腐敗的腫瘤將在中國的政治機體內埋藏更深。

但建立這樣的獨立機構必須要對政策做出巨大改動﹐因為自從1949年革命以來共產党一直自豪地﹑官方確認地位于”一切事物之上” 。僅僅是建議它可以讓非党組織來進行監督就好象是犯下了反革命罪行一樣。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