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5日訊】標誌著中共高層權力交替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再過幾天就要舉行了。 中國民眾如何看待這次大會？中國的權力轉交對經濟走向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頭等大事百姓興趣索然

美國之音4日報導說﹐中國恐怕是全世界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從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到林彪的“政治第一，思想第一，人的工作第一”，從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原則”到江澤民的“講政治”活動，中國人在一個連一個的政治旋渦中滾打，養成了對“黑箱政治”的特殊興趣與敏感，習慣從報紙的字裡行間和國家領導人排名次序的變化猜度政治氣候的變化。中共每次舉行重要會議自然成為“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在這次中共16大舉行之前，官方媒體和過去一樣對16大進行炒作，說什麼“全國人民盼望16大召開”，“紛紛為16大作貢獻”。但在記者採訪大陸老百姓的時候發現，除了幹部和一些學者對16大比較關心之外，一般老百姓對這個“頭等大事”卻顯得興趣缺缺。

王：“政治嗎談得不是很多，能夠經濟好一點，自己嗎錢能夠多賺一點，這是我們老百姓的想法”。

徐：“老百姓對政治基本沒有大的興趣，偶而談一下，關心的是他們的經濟。”

王 ：“16大，還是這些機關幹部關心一些，老百姓只要生活好就可以了。”

陳：“黨的16大召開，還不是老江在那個地方，七、八十歲了，還在那個地方佔個位子。光讓下面的工人，年輕輕就下崗。改革是針對老百姓的。”

*從無產者到有產者的輪迴

老百姓對黨代會的興趣會什麼出現這樣大的變化？報導說﹐這恐怕跟中共建國以來50多年間政治經濟政策的演變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大陸旅美學者，著名的年輕一代的經濟學家何清漣認為，中共建國後的經濟政策大致經過了四個階段。

何清漣說：“1949年到1953年這是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是容忍多種所有制並存。在農村，是土地從地主分到農民手裡，讓他們耕者有其田。用這個東西來穩定民心。”

何清漣說，在城市，由於缺乏經濟管理能力，所以也允許資本家和小業主存在。但在53年以後到62年，中國城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村開始了從互助組，進入初級社到高級社的過程，是第二個階段。從這個階段開始，中共逐步消滅私有制，消滅了個人的生存空間，也給後來中國發生的各種政治經濟災難奠定了基礎。第三個階段是從1962年到1966年。首先是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幾千萬人死亡。災害之後，中國經濟經過三年恢復，剛剛開始好轉，毛澤東就開始了持續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國民經濟濱臨崩潰的邊緣。文革結束後，中國才開始改革開放，進入第四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個體經濟開始出現，市場經濟逐步形成，民眾的生活從政治獨尊的一維空間，擴大到經濟文化的多維空間。他們對政治的興趣也隨之明顯減弱。

何清漣女士對中共50年經濟政策演變過程做了這樣的一個概括：

何清漣說：“從毛澤東的化私為公的革命，借助暴力革命化私為公，再到目前借助權力化公為私，正好是走了一個輪迴。這場革命的意義現在也看得非常清楚了，借助暴力，用千百萬的人口，把少數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然後在權力中心的人，經過幾十年的演變，最後到了改革開放期間，利用權力巧取豪奪，把自己從無產者變成有產者。”

*三種精英結盟

何清漣表示，如果說江澤民時代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共產黨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結成了聯盟，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官商勾結”。

何清漣指出，三個代表理論標誌著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依附於它們的知識精英的結盟。這個結盟對國家的公共政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鄧小平時代鼓勵少數人富起來，但還沒有上升到理論，公開讓社會的強勢集團通過擠壓平民，形成新的利益格局。但江澤民做到了。何清漣說，江澤民的這個建樹正確與否，歷史會有評說。

*江澤民與威權政治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把江澤民的執政特點概括為威權主義，即經濟放開、政治收緊的政策。

陳一咨說：“我覺得這些年來，江澤民主政還是一種威權主義政治的做法，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但是在國內經濟政策上呢，由於朱鎔基做總理，還是做了不少事情，所以經濟還是在發展。但由於只進行經濟改革，不進行政治改革，貧富懸殊，腐敗等問題始終是經濟發展的大隱患。但是江澤民在這方面沒有什麼建樹性的解決辦法。”

*下崗職工怨聲載道

陳一咨提到的貪污腐敗和貧富懸殊的問題在江澤民時代急劇擴大這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在強勢集團的擠壓之下生活倍加艱難。甘肅聽眾陳女士發出了這樣的呼喚。

陳女士說： “40多歲，30多歲，就讓你退休，強行退休或者買斷。經常在省政府或市政府鬧事的工人很多。強烈要求見省長等，‘我們要生存，我們要活命，我們孩子要上學’。”

浙江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學者表示，下崗的工人要謀生存，在崗的工人壓力增加，個體業者要面對激烈的競爭，怎麼會有興趣去關心黨代會呢？那是專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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