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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4日訊】大紀元記者璞華編譯/金融時報10月28日起分五部分連載了“中國的未來”一文﹐對中國的前景及面對的問題進行了分析。以下是第二部分。

中國總理朱鎔基所有令人難忘的言論中最讓人惊奇-和坦白-的或許要算今年初的一次發言了。當時他說﹐在亞洲金融危机期間﹐若不是他批准的財政刺激一攬子計劃﹐國民經濟就已經“崩潰”了。

對許多人來說﹐這看起來有點令人難以置信。一顆發展中國家的明星﹐從1980 到2000 年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9.7 的國家﹐如果沒有1998 年那次溫和的刺激計劃﹐就真的會變成一堆經濟瓦礫嗎?

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答案。但朱先生斷言的力度清楚地表明支撐著中國華麗的經濟框架的經濟結构的脆弱性。 一些中國官員雖然在公開場合保持沉默﹐私下裡﹐他們在質疑國家當前的發展模式是否能持續下去。

一個關鍵的經濟部門的一位官員說﹕“每年政府都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創造工作機會﹐但這導致了几乎所有物品的供應過剩﹐從而引發价格戰﹐進而帶來通貨緊縮﹐減少公司的利潤﹐并使銀行的坏賬增加。”

“實際上﹐我們只是在用國家稅收和銀行信貸支付這些工資。這是我們為了保持社會穩定而付出的代价。”

統計數字有力地證明了這位官員的結論。据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位官員說﹐在過去五年中﹐每年產品供應過剩的比率都盤旋在百分之75左右。

盡管市場供應過剩﹐公司仍然在擴建。受連續五年的財政刺激影響﹐除1999 年外﹐公司的資本支出每年都以兩位數增長﹐而今年頭九個月與去年同期比較更是跳漲了百分之21.8 。

价格戰困擾著大多數工業部門。物品出厂价在最近六年中除2000年外每年都下落几個百分比點。從1997 年末亞洲金融危机以來每年物价都有下跌﹐而且盡管零售額和貨幣供應都有穩固的增長﹐物价下跌還在持續中。

受物价下跌影響﹐公司- 特別是仍雇用著約半數的城市工人的那些國營企業- 的贏利一直低迷甚至虧本。2001年中國產業的主體–約174,000家國有企業– 整體贏利下降了百分之0.8﹐盡管當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7.3。

破產的現象很少﹐部分原因是國家立法机構無法達成一個可行的破產法﹐部分原因是因為公司破產會在政府官僚的個人檔案上留下污點﹐因此這些官僚盡力避免公司的破產。因此市場在削減過剩的生產能力方面極其低效。

山東省章丘市市長李家政說該市有二家已經實際上破產的大紡織厂﹐但都不會被允許破產。他說﹕“讓他們破產有什么好處呢﹖我們還得從地方預算中拿錢支付這些無事可做的工人。象目前這樣﹐至少他們會有事做﹐那總要好一點。”

到最后﹐支持這樣的破產企業的財政負擔主要就落在國家銀行和中國各級政府頭上。這﹐用中國國際資金公司研究主任肖恩 徐的話來說﹐應算是一種“日本病徵的警告”。

中國的所有問題–銀行系統的巨額呆賬﹐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政府債務(加上象空頭的社會安全債務之類的意外債務) ﹐ 工業生產能力過剩和物價下跌–都與日本相似。主要的區別在于﹐中國的問題比其東鄰更為隱蔽﹐也更加嚴重。

日本銀行系統的呆賬據估計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8﹐而中國則遠遠高出這個數字。香港經紀CLSA最近的一份報告估計中國銀行系統的呆賬總額在4500億美元左右﹐或2001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37。即使按照官方的估計﹐呆賬佔銀行資產的百分之23來看﹐中國的呆賬問題也是非常嚴重的。

到目前為止北京的對策是用增長來緩解這個問題﹐希望更快的增長能帶來公司的贏利﹐使其能夠償還銀行的債務﹐並創造就業和促進消費。但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許多經濟學家對政府聲稱的銀行系統呆賬水平正在回落的說法持有爭議。

CLSA中國部主任Andy Rothman說﹕“我們的觀點是﹐他們還在以相當大的速率增加著銀行的呆賬。”

Brookings研究所高級研究員Nicholas Lardy認為﹐除非國家銀行發展出一種信用文化并且政府能夠持續增加其稅收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否則中國將于2006-2008某個時候遭受財政危机。政府收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從1995年百分之10.7 的低點起已經增加到2001年的百分之17。

Lardy 先生說﹕“如果新的坏賬繼續以最近幾年的速率出現﹐那麼財政狀況看起來還是不可能持久。”

另外﹐財務部財政科學院院長賈康說﹐在過去五年中地方政府浪費了巨額的政府財政刺激支出。從主要花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國營企業的改造上的這些支出獲得商業回報的前景也同樣是暗淡的。

几位分析家說﹐如果中國要避免陷入象日本一樣的困境﹐它必須馬上推動結构性改革。最緊迫的任務是解決巨大的資金錯位問題﹐此問題導致了國家信用資源的三分之二流入那些只貢獻約三分之一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國有公司。

中國的決策者懂得這個需要的緊迫性﹐但出于對可能導致的社會動蕩的恐懼﹐不敢採取堅決的行動。沒有哪個中國領導人會忽視13億人口中潛伏的緊張狀態。20 世紀的飢荒﹑政治大動蕩和內戰還深深地扎根在國人的記憶裡。

從更狹義的角度來看﹐北京面對的創造就業機會的問題是世界上最棘手的。一位勞動和社會保險部官員估計百分之7 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每年創造著約8百萬份工作。但今後四五年中預計每年有2千萬城市居民尋找工作。這樣看來﹐這些工作機會顯然是不夠的。

雖然中國自1998 年以來解雇了多達3千萬的國企工人﹐但它不可能冒險停止使許多破產國企不至崩潰的國家信貸輸血﹐因為這可能會帶來社會動蕩。正如一位中央銀行官員所說的﹕“國家銀行對支持國營企業仍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鑒于這種情況﹐期待在今後幾年裡出現一個真正的﹑以商業而不是社會標准發放信貸的信用文化也許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呆賬還會繼續增加。

政府對這种困境的對策預計將在11月8日召開的關鍵性的共產党全國大會上得到確認。它包括﹕鼓勵發展非國有和外資經濟成份﹐這兩種成份都比呆笨的國有企業更加高效﹑盈利更多。

但這個戰略可能還是不行。非國有和外資企業是國有企業的競爭者﹐因此其中一個的贏利增加會導致另一個的贏利損失。非國有經濟的發展肯定會加速國有公司的垮臺﹐引發更高的呆賬水平和贅余生產力。

在這些情勢下﹐中國對成長急劇放緩的承受力將會是特別脆弱的。

朱先生關於1998年被勉強躲過的經濟崩潰的說法完全不是言過其實﹐ 相反﹐這應該被看作是對關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這個國家的前途的過份樂觀情緒的一個警告而認真對待。(//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