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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30日訊】八十年代之前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對於交稅這件事，從來都不甚關心，似乎賦稅與自己的生活無關，納稅對個人而言是一個陌生的字眼。

道理當然很簡單。因為在毛澤東時代，“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奴”。中國的所謂“公有制”，即“黨-國”所有制，使政府與黨的機構的運作經費根本不需要去求人上繳，公有制的政府在本質上無須徵收賦稅。所有財產都在黨-國的口袋裡，所有國有企業創造的利潤都歸它所有。相反，人們所種的地，人們吃的飯，人們領到的薪水，反而被認為是黨和國家給的，是黨-國養活了人民，而不是相反。

因此，在那種共產制度下，賦稅本質上是一種虛擬物，是一種膺品，是模仿私產制度的一段盲腸。共產國家的政府在根本上並不依賴（國民所繳的）賦稅來運轉，在這點上，它無所求於國民，因此，它也不受國民意志的制約。

本質上，稅賦是與私有制相伴隨的產物。是該制度下國民用自己的錢（賦稅）來購買政府對自己的服務，因此，在這種關係下的政府必然受到民意的制約。這一原則，是由人類的第一個憲政國家英國用劃時代的大憲章確立下來，並在幾百年內逐步向全世界擴展開來的。

最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財產制度目前正處於歷史性的轉型階段，公有制衰微，私有制萌發，但新舊制度仍處於拉鋸戰的相持形態，一系列異象由此發生。

前不久，以明星劉曉慶涉嫌逃漏稅被押進秦城監獄為象徵，中共以一種誇張的聲勢加強了對富豪的查稅，幾名名列富豪排行榜的億萬富翁也陸續被捕。但是人們注意到，所有這些被清查的富翁中並不包括位高權重的人，特別是發了橫財的赫赫有名的太子黨們。

這些事件的發生溯源於何種國情背景？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幾年逐步走向市場經濟，對外商和對民營企業開放，國有企業不可挽回地走向失敗，導致公有制日益縮小。此外，國有財產的轉移由於缺乏透明的制度安排和監督，日益流入權力者的腰包，甚至大批流失到國外。這兩項因素（國企失敗，公產流失）致使國庫日益空虛。而經濟制度（特別是）產權制度轉型，又使私企逐步崛起壯大。這一公一私的一消一漲，使國庫收入對民間企業和個人賦稅的依賴度日益增加。

但是由於過去公有制基本不依賴賦稅的慣性，雖然自從1980年起就開始徵收個人所得稅，但基於中國稅制的不公平不完善，加上缺乏合乎國際標準的金融、信貸和財會制度，致使多年來逃漏稅成為普遍現象。直到近兩年，由於中國加入WTO，關稅大幅降低而導致海關稅收迅速減少，該巨大壓力與前面的諸因素多管齊下，中共驟然發現稅基嚴重不足，國內稅務領域問題叢生，逃漏稅嚴重，加以貧富懸殊，民怨沸騰。於是，在這種國庫日益捉襟見肘的困境下，當局把視線轉向了市場經濟造就的富人階層。

在北京的算盤裡，打擊民間的富豪，一可以充實國庫，二可以平抑民怨，可謂一石二鳥，何樂不為？這樣，中南海的潮流驟變：從“官商合流”轉向“殺雞儆猴”，一場汲汲於與民爭利的浪潮洶洶而起。這就是中國一批民間富豪身陷囹圄的背景。

一個現代國家誠然是要靠賦稅來運轉的，但政府向公民收稅的合法性奠立在什麼基石上，需要一個清晰公正的原則。在根本上，這一原則就是：徵稅必須經被征者的同意。即是說，沒有納稅人代表參與制定稅法，就不納稅。而這一點，正是歷史上憲政的起點。

公元1215年,英國國王約翰，在內政與外交方面剛愎自用，殘酷昏庸，狂妄自大，屢屢失敗，嚴重侵犯了貴族的權利，致使當時的英國貴族忍無可忍。於是大家起而拒絕他的命令，在主教朗登(Langdon)的領導下，貴族們開會並起草了一個憲章，這就是著名的“大憲章” (Magna Charta)。憲章的基本內容有：

沒有投票，就沒有賦稅。意即，不經過國會的通過，政府不得徵稅。
除了經過同一階級的人的合法審判，或是依照本國的普通法，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監禁、強佔、剝奪法律保障、充軍或其他侵犯，……。

很明顯，大憲章限制了國王的權力，約翰王在組織起來的貴族們強大的壓力下，被迫當眾宣誓遵守憲章，並於1215年6月15日在憲章上加蓋了英國的國璽。貴族會議選出了25個代表監視國王，若有違反憲章之事，就向他宣戰。

以後，再經過反反覆復的曲折抗爭，於公元1265年，英國終於召集了人民代表，每縣或每市派兩個議員出席國會，實現了平民參政的歷史性成就。1295年，當愛德華一世成為國王時，國會才成為英國政治的經常性制度，憲政體系才穩定在了歷史上，這是大憲章運動的偉大成就。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最難於理解之處，恐怕就是，英國國會靠什麼限制國王呢？因為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君王既然是最高權力，則其他的部門或人員無非是執行君主旨意，或者擺擺樣子而已，怎麼可能與最高的君主權力分庭抗禮呢？

這裡的關鍵在於，歷史上的英國國會（巴力門），有一項權力是很具體而實在的，即：不經過國會通過授權，政府不得徵稅。這樣，國會就牢牢地控制住了政府的錢包。如此，政府就再不可能象其他專制政府一樣任意橫徵暴斂了。

有人也許會問，如果國王不遵守這一傳統，你拿他有什麼辦法？

很簡單，因為是私有制。而你徵稅是有求於人，要人民出錢。如果你不合法徵稅，即徵收沒有經國會通過的稅，老百姓就有權不給，就可以合法地以國會為後盾抗稅。如果政府要逮捕他，國會就可以出面保護他，與國王抗爭，並且在法理上國會佔上風。這就對政府的權力形成了實質性的限制。

人類的憲政起源，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賴於上述傳統。以後的英國光榮革命，甚至美國獨立戰爭，都與該傳統密切相關。

當下的中國，在經過了二十多年市場改革之後，如果想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的財政收入問題，必須保障私有財產的憲法權利，必須讓納稅人有代表參與稅制與稅率的制定，國家稅收權必須歸於納稅人代表會議──國會（或稱全國人大），而不是如現在這樣由行政部門（國務院）擬訂稅收條例。所有這幾條原則，正是憲政制度的催生劑。換言之，憲政的確立離不開納稅人權利意識的覺醒。

當下人們喜歡談所謂“新新人類”。一個恰當的反調恐怕是，在中國，“新新人類”的時髦就免了吧，我們還是多談談“納稅人”為妙。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共產制下，“納稅人”這種動物已經在中國大陸絕跡了。因此，中國人就都變成了被黨和國家賞賜予“生存權”（有時也賜死於他們）的臣民乃至家奴。現在,在中國逐步進入世界主流秩序的歷程中，控制億萬臣民吃喝拉撒的“國有大灶”已經不大冒煙了，家家戶戶都開始在經營自家的小灶小鍋了。於是，往日手握“國有大鍋勺”的掌勺者現在也得求大家購買他的服務了。在這一情勢下，“買方”的權利──納稅人權利這才出現。在這個意義上，“納稅人”才降生。他們才堪稱半個多世紀來中國的真正“新人類”。倘若中國人普遍確立了納稅人的意識，懂得了沒有自己推選的代表到立法機構議政，就不繳稅；懂得了必須去監督乃至更換使用納稅人錢的政府，那麼，一系列與國際接軌的制度，簡言之，憲政民主制的降臨，恐怕也就不會太遙遠了。

讓我們擂鼓而鳴，迎接中國大地上“納稅人”的誕生。

原載《觀察》本文網址：//observechina.net/info/da.asp?ID=19994&ad=11/2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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