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美國之音記者熊健北京9日報導) 江澤民在十六大的報告中說，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大任務。中國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加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相信對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會帶來巨大的挑戰。因此，“三農”問題可能是正在召開的中共十六大討論的問題之一，而解決農村基層治理結構問題則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來自山西大寨的共產黨代表郭風蓮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表示，三農問題是中國面臨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要妥善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農字上作文章，也就是農業朝養殖業、種植業、高科技發展。而另外一個就是農業產業化調整。她說：“農業產業化調整對發展我們國家經濟來說，我感到是一個主導性的作用。如果農民不搞高科技，不搞農業結構的調整，我感到我們發展也是很難的。我感到開完了十六大以後農村的變化會越來越大。我們下決心把貧困的帽子摘掉。”

郭風蓮指出中國加入WTO後到了2005年中國的農業就向世界市場開放了。農民想種什麼就種什麼，看到市場缺什麼就自己向市場投入什麼。她說中國以前是粗形的農業，有些地方只能種玉米，而引入高新技術之後，就可以種植果蔬菜：“比方說大寨是種玉米的，現在大寨發展了養殖業，萬口豬場、牛場。肉類東西到2005年以後就可以投入到國際市場了。”

來自吉林省的中共代表汪洋湖認為，中國的農業只要搞結構調整，它的發展是很有潛力的，是很有前景的。通過城市化，工業化的思維推進農業，中國的就業問題就能夠得到解決。

*農業問題也是政治問題*

可是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稻葵博士卻指出，中國的農業問題說白了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治理問題、政治問題。他說目前農村基層政權自我約束力很差，給農民造成很大的負擔：“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對中國農村的穩定，對中國農業繼續發展阻礙很大。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農業問題我估計十六大會講一些綱領性的報告。”

李稻葵進一步分析說，中國最基層的農村政府對農民的稅收太重，而且很多稅收打著集資、投資的名義，打著為農民謀福利的名義。實際上投資的效果非常差。李稻葵博士說，講白了就是說這些人是從農民身上收了錢，進行投資項目是為了進一步的升官，為了仕途進一步上一個台階來投資打基礎的。這是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因此他認為應該精簡農村的治理架構。

李稻葵說：“首先要取消最基層的農村政府的財政。鎮政府需要的財政支出是由縣政府來出。這樣子縣政府就可以約束鎮政府，使得鎮政府不能夠對農民隨意伸手。這是一個確實可行的方案。”

李教授認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問題是一個派生的問題，他說如果農民的負擔減輕。如果鎮政府、村政府對農民的生活不要過份干預，農民自然會找機會出去：“勞動力轉移也好，他自己作副業也好，這個本身它是一個經濟的過程。嚴格的說是不需要政府進行干預的。經濟本身農民本身會發掘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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