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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7日訊】據明報10月7日報導﹐落實《基本法》23條的立法工作，是1997年以來「一國兩制」面對的最大考驗，是極敏感和重要的一項立法，先以諮詢文件就立法方向徵詢民意，再以白紙草案就條文細節作諮詢，然後才把藍紙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是必要的步驟，也是香港的一貫做法。過去很多重要性不及23條立法的法案也這樣做，公眾實在無法明白，政府為何堅持倉卒立法，不作白紙草案諮詢。

說趕急嗎﹖政府閉門預備了5年，何以吝嗇給民間多兩三個月的時間﹖說效率嗎﹖立一條「好的法例」，不是比快兩三個月完成立法程序更重要嗎﹖

藍紙草案阻理性討論

白紙草案和諮詢文件不同，它是完整的法例草稿，比諮詢文件細緻得多，對法律專業人士來說，諮詢文件的建議不過是框架，未看完條文的每一個字，無法肯定法例的真正意思和影響範圍，說支持或反對都作不得準。

白紙草案也和藍紙草案不同，它不是政府的既定立場，有修改的空間，藍紙草案是行政會議正式通過認可的立法文本，政府有責任使其通過，會盡最大努力去游說推銷，若要修改，須有大量立法議員支持，能否成功，取決於政治角力而非理性討論。

公安條例是反面教材

公安條例是一個好的反面教材。當年中英兩國未能就公安及社團法例的過渡達成協議，候任特區政府被迫倉卒自行立法，諮詢和討論不夠，結果就在一項原本以為爭議性不大的條文細節上出事，造成了近年無數的警民衝突和不必要的檢控。這項細節，是關於遊行集會須事先取得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

單就原則而言，要求集會組織者在可行的情??下，事前知會警方，讓警方可以因應遊行路線及集會地點和人數，作出恰當的安排，避免交通受到太大影響，是合情合理的。警方不可以無理否定示威者的計劃，因為通知程序的目的只是知會，不是要警方事先批准，所以叫「不反對通知書」而不叫批准書，其精神是尊重集會自由這項基本公民權利，只要無損社會秩序，警方不會因為示威者缺乏組織或者來不及知會，沒有「不反對通知書」便禁止和平集會或提出檢控。這些都是當年立法的指導原則，聽來都很有道理。

倉卒立法遺害深遠

可是，一旦法例把原則變成細節，取得「不反對通知書」便成為合法遊行集會的必要條件，沒有通知書的便是非法集會，就算是百分百和平的集會，或者警方事實上已收到風聲，作好了準備，也算是非法集會，警方不採取行動，便是執法不力，律政司不檢控，便遭到批評，說有法不依。結果那些不認同通知書制度的激進政治組織，找到理想的「公民抗命」示範機會，政府被迫（或自願）一次又一次地檢控和平集會的大學生，不停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

如果當初立法時有白紙草案諮詢的機會，法律界或許可以向政府指出，實施類似的遊行知會制度，應該有額外的程序保障，例如讓警方有權以口頭查詢所得代替書面通知，集會組織者若拒絕合作，結果造成問題，危害社會秩序或他人權利，才會檢控。這樣便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政治衝突。

假如法例訂得這樣開明合理，還有人故意不守法，社會和國際輿論都不會同情。

公安條例的教訓很清楚，倉卒立法，遺害深遠。請勿重蹈覆轍，給市民一本白紙草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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