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vsmo.com)
【大紀元10月21日訊】讀者投稿/你雖然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時候欺騙所有的人，但不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的人。－－林肯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中國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机突然墜毀，全世界為之震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飛机，墜毀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而蘇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駐有大量軍隊。因此這架飛机就同時立即牽動了中、蒙、蘇三個國家。
當時，中國与蘇聯互為頭號敵人，各自在邊境陳兵百万，劍拔弩張；蒙古是蘇聯的盟友，中國与蒙古的國家間關系在長期疏遠之后剛剛開始解凍；尤其是該机乘員林彪是毛澤東“欽定”和中共九大《党章》“法定”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事件又發生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期。這諸多因素使這一事件更加敏感和复雜。因此，比較一下這三個國家對這架失事飛机的態度，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蘇聯
蘇聯的態度極有特點，一是反應最快，二是最高層極度重視且保密極嚴，三是做的工作最多。
一、反應最快
本來，一架中國民航飛机，墜毀在蒙古國的荒原之上，沒有触及到蒙古的城鄉居民和軍隊，更沒有触及到駐蒙蘇軍，可以說這件事和蘇聯沒有任何關系。但是，蘇聯這個“第三者”卻比誰都關心，比誰都積極。“飛机墜毀的當天，蘇聯人就立即赶到現場，這主要是由軍人和飛机專家組成的調查組。他們負責了解飛机墜落的原因”。（１）“蘇軍方面四、五個技術熟練的工作人員勘察和拍照了所有出事的地形全貌和尸體排列的形狀后，從飛机机體的三座引擎中，拆下一座運走了。”（２）离開時間應該在９月１５日中午。
蘇聯利用其与蒙古國的特殊關系捷足先登，不与飛机的主權國－－中國磋商就強行介入，并霸道地拿走了最重要的黑匣子和若干文件，拆走了基本完好的一台主發動机，其動作之快令人惊訝。
二、最高層極度重視，而且保密極嚴
當莫斯科得知墜毀飛机上可能有中國第二號人物林彪時，“經前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內務部門領導人安德羅波夫批准，馬上成立一個專家組飛赴蒙古人民共和國。這個專家組由國防部法醫學研究所所長托米林、病理學家沃爾斯基和克格勃偵察員扎格沃茲丁組成”（３），其他任何人不得過問。調查小組兩次去現場，認真研究了一年，得出了确切結論，所有的材料都是“絕密”。“扎格沃茲丁說：‘通常。調查者不在自己的報告上簽名，但是我太激動了。以致慎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托米林也是如此’”（４）最后的調查結果直接上報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
從１９７１年至澳大利亞記者漢納姆見到扎格沃茲丁、托米林的１９９３年，扎格沃茲丁說，“２２年來，全世界只有四個人知道這個事件的調查結果－－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我和托米林。”（５）從上述情況足以看出蘇聯對這件事是多么地重視。
三、做的工作最多
所謂“最多”，是与中國、蒙古相比較而言。
首先，他們有非常明确的目標－－弄清飛机上究竟是什么人？根据這個目標有針對性地做了充份周密的准備。扎格沃茲丁說：“去蒙古之前，他們對机上成員有誰并無成見。理由是蘇聯分析家們說在那個飛机失事期間有３８個主要中國官員消失。調查者的第一次調查推遲到（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旬，因為他們搜集了四大皮箱的關于失蹤領導人的資料。”（６）
其次，他們非常認真，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蘇聯人帶來了四只大箱子，其中有３８位中國高層人士的資料，這些人都是自９月１３日飛机在蒙古墜毀后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的。經過比照，發現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因為燒焦的尸體已經面目全非，于是蘇聯人就割下那個女人和那個歲數最大的男人的頭顱，放在大鍋里架起柴來煮。在外行人看來，這非常恐怖，而且要煮很長時間。但是，這是一种病理鑒定的方法，目的是使毛發与皮肉剝离。”（７）然后，“用馬車將林彪及其夫人的頭顱拉走并設法運回莫斯科存入克格勃的一個保管庫里。
為絕對可信起見，托米林說，病理學家們再次親臨現場，挖出遺體，查看林彪已燒焦的肺部是否有結核症狀。第一次解剖時，他們忽略了這個細節。結核會引起肺部鈣化，然后留下一個骨狀物質，使解剖專家可以檢測出來。林彪曾經患過結核病，所以應該留有痕跡。前蘇聯人記載的林彪病歷也證實了這一點。托米林說，‘我們發現了骨狀物質，就在右肺。’”（８）他們詳細檢查了他的身體的上半部后，又將其上半身帶回莫斯科。然后，他們利用各种實物、病歷和傷痕記錄、Ｘ光片和照片等所有資料，運用各种科技手段，研究了對象的頭顱、骨骼、肺部、牙齒、耳垂、身高、年齡特徵，得出了結論。
再次，他們是在非常惡劣的環境中工作的。“他們剛到墳場時，這里已經成為狼窩。經護衛他們到來的蒙軍士兵開槍驅散后，便開始了挖掘。當時，由于墳墓埋在高地，而且比較乾燥，大多數尸體都沒完全腐爛，包括每個人的頭發皮肉依然保護完好。但每尸棺材打開后都臭气熏天”。（９）蘇聯專家不顧這些，就在墳墓邊搭起了帳篷，開始工作。調查組第二次到現場，“托米林記得，那天正是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節，大戈壁上已是北風怒號，天寒地凍。”（１０）托米林還說，當時“天气寒冷，几乎無法工作。我們每過５分鐘就得把手伸進溫水中暖一暖”。（１１）１０月底，蘇聯國土防空軍總司令巴季茨基空軍元帥到蒙古活動近一個月。
蘇聯在２５６號飛机問題上是相當知情的，在關鍵環節上比中國和蒙古更知情，然而，它卻多年秘而不宣－－對黑匣子的內容、對林彪葉群的認證、對從飛机上拿走的文件的內容等等。間接的表現是表明蘇聯政府對世界看法的《大蘇維埃百科全書》（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ＳｏｖｉｅｔＥｎｃｙｃｌｏｅｄｉａ）１９７３年版對林彪只列了出生日期，并且注明了他于１９７３年被中國共產党驅逐。蘇聯政府的這种表現十分耐人尋味。
蒙古
蒙古作為２５６號飛机的墜落所在國，又處在与中國關系剛剛開始解凍的階段，總的表現是“友好”、“協助”、“合作”。（１２）
２５６號飛机墜落的當天，蒙古副外長即到達現場。９月１５日下午，蒙古政府派出了“外交部、國防部、邊防內務軍事務局的官員”，“還有法律小組、衛生醫務小組、報紙和蒙古通訊社記者，以及電影攝制組人員”（１３）共几十人，具體成員有邊防內務軍處長桑加上校，外交部領事司司長高陶布、外交部亞洲司專員古爾德斯，國防部副處長達木丁上校，民航局專家云登少校，法律專家達希澤伯格、法醫莫尤，衛生醫務小組組長桑加道爾吉大夫、組員卓乃大夫，肯特省副省長、省政府責任秘書、肯特省檢察長烏爾金道爾吉、省邊防內務軍事務處處長奧爾陶扎爾嘎勒中校、溫都爾汗机場場長策伯格墨德中校等。（１４）這個龐大的調查組与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官員于９月１５日一起到達現場。９月１６日上午，仍由桑加上校、高陶布司長、古爾德斯專員等率領有關人員到現場視察。
蒙古國方面對此事的發生毫無責任，他們只要保護好現場，及時通知中國政府，為中國政府弄清事實真相提供必要的幫助，客觀公正地寫出必要的外交文書就可以了。可是，蒙古政府卻組織了如此龐大的机构，各种功能的專家應有盡有，還拍了電影，（中國僅僅拍了照片！）足見蒙古政府對此事的高度重視。他們對于机上乘員究竟是些什么人沒有表現出更多興趣。蒙方專家認為年齡沒有超過５０歲的，惟一一具女尸年紀太輕，因而不是葉群。蒙方認為對他們最重要的是必須弄清飛机失事与蒙方沒有關系，極力聲明飛机不是由于“外界攻擊”而墜毀，而是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墜毀，以澄清自己的責任。
中國
中國是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机的主權國，尤其是這架飛机上的乘員林彪非同一般，另外還有一位在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如果說林彪在廬山上講几句話、陳伯達搞几條語錄就是“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那么，這一事件可以說是“大有炸平地球，停止太陽轉動之勢”了。這件事極大地震惊了當時全國自上而下所有的人自不必說，而且震惊了全世界。周恩來在听完視察現場匯報后，極其不同尋常地嚎啕大哭（１５）；毛澤東則几乎被它的震動波奪去了生命。面對這樣一個駭人听聞的特大事件，中國方面究竟是什么態度呢？
一、從中國政府在墜机后所做的工作看它的態度對這樣一個重大而特殊的事件，中國應當作的工作非常之多。
９．１３后中國政府忙著作了以下這些工作：①武裝部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②空軍和民航所有飛机禁航三天；③９月２２日外交部聲明國慶節的天安門游行集會和焰火晚會均予取消；④中央派人分赴各大軍區傳達毛澤東的指示；⑤１０月開始逐級傳達批林文件，展開批林運動；⑥中止籌備四屆人大的工作；以上這些事情是需要做的。但是，這里面缺少了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机墜毀本身。中國應當做的工作非常之多，非常之重要，有的必須立即進行，有的可以在一定時期內抓緊進行。諸如：①立即派出各方面富有經驗的專家赴現場考察，甚至需要進行多次；②尋找墜机當時的觀察者了解核實墜机時的動態實況，對現場拍出電影和照片；③通過各种途徑向蘇聯索要被其拿走的所有東西（林彪葉群遺骨、黑匣子、文件和發動机）；④對遺體的各個角度拍出特寫照片，在現場進行嚴格的法醫鑒定，派出專机運回遺體，分別情況妥善安葬；⑤把能夠找到的所有飛机殘骸全部運回，优先運回有研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飛机儀器、儀表和零部件；⑥對這一事件作出科學的完整的結論；進而對這一事件与文化大革命的關系作出科學的結論；向全党、全軍和全國人民作出解釋，承擔應負的責任。令人極其遺憾、也極其惊訝的是，上述六項工作中的前五項几乎一點沒有做。至于第六項，中國政府是作出了一個結論。然而，在前五項几乎沒有做的這种基礎上，它能得出什么結論呢？中國政府的這种態度是絕對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釋的。
二、從中國政府如何對待墜机現場看它的態度
中國僅僅派出四個人兩次到現場，而且工作時間非常短。這四個人是中國駐蒙古國大使許文益、二等秘書孫一先、工作人員沈慶沂、王中遠。許文益到任僅２３天，沈和王的主要工作是翻譯。所以，關鍵角色是孫一先。這就是說，對于查清２５６號飛机墜毀這一極其重要而复雜的事件來說，我們派出的人都是外行（！），而且不是一般的外行：孫一先在飛赴現場之前從未乘坐過飛机（１６），對于飛机方面的知識知之甚少－－他分不清左右机翼的區別和机翼正面反面的區別（１７），他“不知道哪些殘骸是有力的證据”，他“缺乏應有的空難知識”，“完全缺乏”至關重要的黑匣子方面的知識（１８）；其他人恐怕与孫類似。他們對于飛行技術（特別是迫降技術）、飛机构造、航空机械、飛机儀表和特种設備、空難、航空醫學、法醫、爆炸、航空气象、有關專机的規定等与飛机墜毀有重大關聯的方方面面，都是陌生的甚至完全陌生的。另一個重要之點是他們對這架飛机墜毀的背景一無所知。
孫一先“在視察現場時，囿于‘中國民航飛机失事墜毀’的概念，把重點放在失事飛机上”。（１９）俗話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歷史注定了他們只能“看熱鬧”，無論他們主觀上多么想把這件事做好也是不可能的。雖然照片拍了３５０多張，但是他們不可能對２５６號飛机的墜毀原因提供多少真正有价值的證据。比如，他們沒有查驗飛机的時鐘或乘員的手表，确定飛机墜毀的准确時刻；他們沒有查驗沒有毀坏的飛机各种儀表，确定飛机墜毀時的具體飛行狀態，特別是剩余油量、墜毀速度等；他們沒有查驗飛机上的手槍和沖鋒槍有無射擊的痕跡；他們根本不知道至關重要“黑匣子”為何物，當然談不到索要黑匣子；他們還忽略了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就是走訪當地群眾，了解飛机墜落時的真實情景。這能怪他們嗎？不能。因為他們實在太外行、太不知情了，給他們的時間也太短暫了。這不是他們的責任，他們的作用只能是“巡視”，只能報告出“机毀人亡”的結果，對于“取證”這一重任，必須由專家承擔。這里絲毫沒有貶低四位先生的意思，他們在其他方面有專長，是專家，但是不通這一行。這就好比普通人認為沒有价值的一些石頭、瓦片，到了考古專家手里卻成了具有非凡价值的化石、文物！還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它的荒唐：假如發生了一起刑事案，我們派去几個對刑偵方面一竅不通的人到現場拍回一堆照片，然后要求刑偵部門依据這些破案，可以肯定，就是一千個一万個福爾摩斯也毫無辦法！相反，如果派出刑偵專家，可能僅僅揀回一根頭發絲、一個煙頭，就能使案件真相大白。
不僅如此，這四個人在現場的工作時間又是非常之短。他們第一次到達現場的時間是９月１５日下午近６時。請注意，墜机現場處于北緯４７度。初秋季節的中緯地區，下午６時左右太陽就要落下地平線。正如孫一先所描述的：“夕陽開始被地平線吞沒，血紅的余暉洒在這片燒焦的草灘上”。若在北京，５點左右就要打開電燈才能工作，蒙古比北京黑得更早。他們“初步巡視花去大約一個小時”，“晚上８點多鐘，天色完全黑透，气溫降到２度左右，冷風刺透衣裳，凍得人們發抖。”（２０）這一次在現場巡視有效的觀察時間最多一個半小時，進行的工作是巡視、拍照、商定尸體處理、看蒙古士兵挖墓穴。第二次是第二天上午９：３０到達現場，１２：３０許文益大使与沈慶沂离開現場回溫都爾汗；１４：００孫一先、王中遠离開。進行的工作是“仔細复查一遍現場情況，特別觀察飛机失事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國內研究鑒定”（２１）、檢查尸體和遺物、掩埋死者并向死者告別，与蒙方舉行第二次會談。
我們計算一下他們在現場的時間：第一次，按每人１．５小時計，四人共計６個小時，并且在由黃昏進入夜間的時段；第二次，許、沈各３小時，孫、王各４．５小時，四人共計１５個小時。把他們在現場的時間加起來，總共２１個小時。以后中國政府再也沒有派人去現場。
現在我們可以作一個概括：中國派出了四位對此事完全外行又對背景絲毫不了解的人，在現場進行了時間很短（最長的６小時）的巡視，將其現場所拍的３５０多張照片和現場示意圖等，作為了中國對這一重大事件作結論的基本依据。
對照蘇聯派出真正的專家三次去現場冒著嚴寒露營工作許多天，對照蒙古的龐大調查組并拍了電影，中國的做法實在沒有可比性。情況還不止于此。使館四位先生离開現場后，又做了些什么呢？－－９月１６日至１９日三天是晝夜連軸轉。在這三個日日夜夜里，与蒙方進行了五次會談，然后整理抄清五次會談記錄；為向國內匯報准備了視察墜机現場概況報告、飛机与尸體狀況報告、安葬死難者情況報告和兩個《紀要》會談情況的報告等五個報告，“精心繪制了現場測量示意圖，死難者所處方位的放大圖，在蒙古全圖上標繪了蘇布拉嘎現場位置圖”。正如孫一先所說的是“神經極度繃緊”，“極度的困倦”。在這三天里，他們對現場情況的集體分析一次也沒有進行，就連自己拍的照片也沒能看到，只是“為了檢驗現場拍攝的效果”，試驗沖印了一個膠卷（共拍攝了１０個膠卷）（２２）。
２０日至２１日下午孫一先單槍匹馬返回北京，２１日下午下火車連忙沖膠卷、洗照片，當晚１１時３０分前往人民大會堂向周總理及有關負責人匯報。本來就是四個外行，四個人又沒有集思廣益研究一番，所以，孫一先是帶著他一個人的見解回國的。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一系列問題：為什么只派四個外行去現場？為什么以后不派出真正的專家？是蒙古方面不讓去嗎？不是，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提出這方面的要求。那是為什么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只需要知道四個字－－“机毀人亡”！嗚呼！其實要達到這個目的，中國政府實在是太浪費了，因為完成這個任務派一個中學生就足夠了！
三、從中國政府分析墜机原因看它的態度
（１）第一次分析－－９月２１日午夜至２２日凌晨９月２１日晚１２時左右，周恩來及有關領導在人民大會堂先听取孫一先匯報。
我想請讀者先看一看周恩來听取孫一先匯報的具體表現，因為它太重要了：孫“首先匯報蒙方對中國飛机失事事件的態度和雙方會談的經過。總理听完，頭仰枕在沙發上，半思索半自語地歸納蒙方態度的特點”（２３）－－听得比較認真。繼而，“講失事飛机的情況。總理似乎對失事飛机不大感興趣，听著听著閉上眼睛打了一個盹”。（２４）“當我講到死難者尸體時，已接近２２日凌晨２點鐘，總理神情异常關注，已看不到一點疲勞的影子。”“最后，匯報死難者的遺物情況。總理全神貫注地听著。”（２５）對不同的匯報內容，周恩來有的是“神情异常關注”、“全神貫注”；有的卻是“不大感興趣”并“閉上眼睛打了一個盹”！
周恩來的態度是何等地不一樣！這是為什么？依照常理，在上述蒙方態度、失事飛机、死難者尸體和死難者遺物四個問題中，失事飛机的情況應當是這次匯報的中心和關鍵－－飛机究竟是怎么墜毀的：油量不足？飛机故障？操作錯誤？机內搏斗？蘇蒙導彈擊毀？人為破坏？這里有一連串問號需要回答，周恩來理應“异常關注”地听取有關這個問題的來自第一線的直接見證。可是，周恩來竟然不感興趣，竟然睡著了！這种表現太离譜了，太匪夷所思了。周的這种表現只能有一個解釋：他對該飛机的失事已經了然于胸，飛机肯定早已摔坏了，“失事飛机的情況”對周已經毫無意義。對周來說，最關鍵是有沒有活下來的人，所以對死者情況“神情异常關注”，“看不到一點疲勞的影子”。如果有活著的人，那就太……周恩來不能不想到１７年前－－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１日，周恩來本擬乘坐印航Ｃ－６９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爾公主號”出席在万隆舉行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周恩來因故臨時改乘另一架飛机，而國民党特務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飛机在大海上空爆炸，机上大部份乘客和乘員遇難，但卻奇跡般地活下來三位机組乘員！這三人成為了揭穿國民党這一陰謀的見證。這一次２５６號飛机是迫降在草地上，完全可能有活下來的人，這才是周最關心的事情。
周恩來的上述表現能告訴我們什么呢？周恩來听完孫一先的匯報已到２２日凌晨３時多，他“馬上”要８３４１部隊負責人楊德中、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符浩、公安部部長李震和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四人在人民大會堂根据現場照片和示意圖，研究飛机是怎樣墜毀的。這四人中，只有李際泰在空軍任職，是与飛机打交道的。所以這個“研究”就變成了李際泰的“獨角戲”。李認為：“飛机可能是因燃料將要耗盡，被迫做緊急著陸的准備，駕駛員不清楚著陸區域的地面情況，最好的選擇是找一塊平坦的地方，冒險以飛机肚皮擦地降落。看來，飛机著陸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沖磨，驟然間升溫引起油箱著火，從而導致整机爆炸。不排除机件失靈，或被地面防空武器擊傷而緊急著陸，但這些可能性較小。”“在場的同志一致認為李司令的分析有道理。”“研究完，楊德中立即向總理做了匯報，總理從而得出了‘自行墜毀’的判斷。”（２６）那么，對于分析２５６號飛机墜毀的原因這件事來說，李際泰是內行嗎？可以肯定地說：不是。何以見得？李雖然在空軍身居高位，但他不會飛行，所屬部隊沒有三叉戟這种机型的飛机，他也沒有直接听到孫一先的匯報，他与楊德中、符浩、李震一起研究時孫一先也不在場。更重要的是用來判斷的依据太少（僅僅根据照片和示意圖）。因此，李際泰只能根据經驗作判斷，他對墜落原因作出的三個判斷都是“可能”，這是正常的。由于楊德中、李震、符浩是完全的外行，自然“一致認為”李的分析“有道理”。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素以嚴謹縝密著稱的周恩來在听取上述意見后，立即不假思索地就肯定地得出了“自行墜毀”的結論，任何其他可能性都沒有，結論的得出簡直有些迫不及待，就連親臨墜机現場的孫一先都“感到相當意外，怎么頃刻就做出了這個判斷？”“９月２２日凌晨就做出這個判斷，帶有一定的風險”（２７）。
這么大的事、這么复雜的問題，周恩來就這么“獨斷專行”、迅速而容易地下了結論，真是天方夜譚！這完全不是周恩來作風。眾所周知，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高原則是“惟毛是從”，凡是毛澤東、中央文革和江青的指示，都不折不扣地執行。那么，這么一個大結論是周恩來一個人听听匯報就能做得出的嗎？周恩來有這個膽量嗎？周恩來的話音剛落，外交部几位領導人立即起草給中國駐蒙使館的指示電，大意是：“請許大使約見蒙古副外長，說奉政府指示，講明９月１３日２時左右，中國民航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机，因迷失方向，誤入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自行墜毀。中國政府對此表示遺憾。對蒙古政府在尋找飛机殘骸、埋葬死難者遺體和清理死難者遺物等方面所給予的協助，中國政府表示深切的謝意。”（２８）電報先后送周恩來、毛澤東審閱，隨即發出。９月２３日下午，許文益大使即將指示電內容向蒙方作了表態。也就是說，“自行墜毀”的結論很快傳到了中國以外的第二國－－蒙古。
（２）第二次分析－－１０月１日凌晨２：３０至５：００１０月１日凌晨，８３４１部隊負責人楊德中、外交部軍代表李耀文、空軍參謀長梁璞、北京西郊專机師（２５６號飛机屬該師管轄）政委馬蘭藻，以及孫一先，去西郊机場用照片和三叉戟飛机實物現場比照。“梁參謀長翻開本子，照提綱講起來。大意是：９月１２日傍晚７點４０分，‘２５６號’起飛去山海關机場，机上裝油約１５吨，按規定‘三叉戟’滿載油量為２２吨，續航力５小時（其中包括一個小時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時耗油４吨半。‘２５６號’飛山海關，雖然只有半小時，但起飛用油較多，大約共耗兩吨半油。從山海關机場起飛前未來得及加油，就是說，‘２５６號’１３日凌晨０點３２分起飛時，油箱存油頂多１２點５吨。到蒙古溫都爾汗１１００公里，加上出境前在內蒙古上空繞了一下，大約共飛行兩個鐘頭，因為飛行高度３０００至４０００米費油較多，總耗油量９吨半至１０吨。這樣計算，‘２５６號’墜毀時，机上還有油２點５吨上下。”接著，孫一先“簡單講了講降落區的情況”和“對飛机墜毀爆炸的初步分析”。梁對“飛机擦肚皮起火后爆炸，顯得有些出乎意料”。（２９）然后他們一起到机場停机坪，用另一架三叉戟飛机２５２號与照片比照。直到此時，孫一先對照右翼根的大洞，仍然認為“不排除飛机被導彈打了一下的可能性”。但是，梁璞和李耀文都認為這個洞是油箱爆炸所致，否定了孫的觀點。（３０）這一次分析就這樣結束了。１０月１日中午，周恩來到西郊机場看飛机，同意李耀文的判斷。（３１）這一次“分析”除了像給孫一先上一課“實物對照”外，沒有任何新意。
（３）組織空軍專家組調查２５６號墜毀原因后來，周恩來又指示空軍組織專門人員對三叉戟墜毀原因進行調查。原空軍司令員王海（時任空軍軍訓部第二部長）回憶說：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以后几天，吳法憲“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見面后他對我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給了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軍組織一些專家，根据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飛机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是被外部炮火擊落的呢，還是發生過机內搏斗？究竟是什么原因墜落的？”“根据周總理的指示，由我牽頭組織了一個專家班子，承擔這項任務。這個空軍專家組的成員還有當時的空司机務部副部長何培元、空政組織部副部長陸德榮、空司軍訓部副處長王季南、王濤和空司机務部參謀趙漢立、金華。后來，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也參加了這項工作。”（３２）這些人是“真正懂技術”的“專家”嗎？看看它的組成：軍訓部的王海和王濤、王季南雖然會飛行，但不會飛運輸机和客机，未接触過三叉戟飛机。須知小型殲擊机和大型客机的差別是非常大的。所以對這項任務來說，他們不能稱為“專家”；机務部的何培元、趙漢立雖然長期做机務工作，也沒有接触過三叉戟飛机；政治部的陸德榮是政工干部，飛机和航空專業技術知識知之甚少；“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也不可能對三叉戟飛机有什么了解。“專家組”只有机務部的金華對三叉戟飛机的机務維護有一些了解。這樣看來，所謂“專家組”沒有一個懂三叉戟飛行操縱的人，只有一個接触過三叉戟飛机机務維護、然而卻不是該机的專職机務人員，也就是說，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專家。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在所謂專家組里不安排真正熟悉三叉戟飛机的專家呢？為什么不在軍外找一些真正的空難專家呢？從１９７１年９月開始，空軍專家組經過８個月的工作，于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９日提交《對林彪叛國外逃所乘三叉戟飛机墜毀原因的分析》的報告。這個報告中有什么真知灼見嗎？沒有。專家組的結論与前述李際泰、梁璞的分析差不多。這是必然的結果。為什么這么說？王海說：“由于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机墜毀地點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事發后赴現場勘查已不可能”。（３３）王海的這個基本前提就是錯誤的。前已提到，蒙古政府的態度是“友好”、“協助”、“合作”的（３４），中國已經派使館人員兩次去過現場，与此事無關的蘇聯數次去過現場，現在中國專家要去現場就“不可能”了。王海的這种解釋是很可笑的，它怎么能正式寫進書里去呢。不是“不可能”，而是中國方面根本沒有提出這個要求。
孫一先先生曾說過：“我感到，索要尸體我們似乎失去了時机，假若在９月１５日第一次視察現場之后，從溫都爾汗打電話通過使館向國內報告，周總理得知死者尸體均較完整，也許會決定立即派專机去溫都爾汗運回。”（３５）可見中國要派人去現場是不會有問題的。王海接著說：“因此，專家組的工作主要是在國內對照片和實物反复進行對比辨別、分析研究。”“當時，与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机同型號的飛机，我們空軍還有１０几架，（不是１０几架，而是４架－－筆者注）在進行失事原因查勘時，這些飛机成為可資對比鑒別的重要實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這個專家組頻繁往來于空軍司令部与西郊机場之間，對每一個細節都進行了認真細致的比照、核實与分析。”（３３）找几位對三叉戟飛机不熟悉的人，只在千里之外拿照片和完好的飛机“比照”。對尸體的法醫鑒定竟是用照片進行的！（３６）任何一個嚴肅的人都會明白－－這不是工作，這是在做一場滑稽游戲！想讓他們得出正确的結論，無异于想從海底撈出一個真月亮來。何況又早有“自行墜毀”的結論在前，“專家組”除了印證和說明這個結論，還能做什么呢？
２００２年５月７日中國民航飛机發生特大空難后，中國中央電視台記者就空難方面的問題采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鐘群鵬教授。
“記者：一個空難發生以后，如何來查找空難發生的原因呢？
“鐘群鵬：一個就是現場調查階段。現場調查，現場調查的目的就是要找證据。找首先破坏點，要找到證据，就必須你要把所有的破坏的殘骸收集起來，要所有的信息收集起來，才有可能。第二個階段，就是實驗室研究階段。這些殘骸是不是造成空難的原因，要經過實驗室的研究和分析，專家來進行。第三個階段，就是把所有的信息都集中在一起，進行綜合分析的一個階段。所謂綜合分析，就是操作的原因、管理的原因、材料的原因、設計的原因，都要考慮到。它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原因，要跟我們這個空難事故相結合的一個失效分析、原因分析。那么在這個基礎上，對于重要的事故，還要進行故障模擬。故障模擬階段，這是第四個階段。故障模擬有時候難度是非常地大，必須要專門設計一种方式，來突出它的故障的特點，跟破坏的方式來進行，所以這個難度就很大。證實了，故障模擬也出來了，這個時候就可以進行結論階段，（這是第）五個階段。
“記者：您經過的民航空難的這种調查，最長的時間經過多長時間？
“鐘群鵬：一般是，大的空難事故要十年才能認識清楚，十年才能對這個本質的問題才能認識清楚。比如說是一個顫震，顫震我們就要經過十年才認識這個，（認識清楚）疲勞也先后經過十年。
“記者：人們可能會問，為什么一個空難的調查要經過那么長時間？它的困難在什么地方？
“鐘群鵬：它不是單原因的造成的事故，都是多原因、多因素交叉的結果。那么，要把這些原因都弄清楚，就非常地不容易；況且我們很多分析受到了客觀條件的限制。這個事故有那么多的斷口，有那么多個破坏件，每一個破坏件都要進行分析，哪一個破坏件最有可能是肇事件。（分析）這個肇事件肯定就有很大的困難性，因為它散落之后，都是在空气中暴露、在雨天里頭淋落、在土壤里頭埋藏、在海底里頭腐蝕，還留有多少的痕跡可供分析，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使能夠找到依据也模糊了。要從這個模糊的信息得出确切的、科學的結論，這就有相當大的難度。所以我覺得對待一個空難事故，從科學的意義上來看，就是應該客觀地、冷靜地、平靜地而且耐心地、專心致志地去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真正的原因。
“記者：調查認清空難的原因，它的意義在什么地方？
“鐘群鵬：從經濟上來看，我們最主要的是要防止類似事故重复發生；從工程這個角度來看，它是失效分析跟事故分析，它是修理的依据，它是可靠性的依据，它是創新的依据；至于科學上的意義，一個事故分析，它能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至于社會意義那就更大，就是一個成熟的社會、一個穩定的社會，事故是越少越好，但是出了事故以后，必須把它分析清楚，這也是一個社會的功能。”（３７）
這才是真正專家的真知灼見！中國對２５６號飛机墜毀所作的“分析”和所得的“結論”，實在是一种“儿戲”！四、從中國政府對遺體和飛机殘骸、机上物品的處理看其態度
（１）對机上乘員遺體的態度
自２５６號飛机墜毀后的９月１３日至９月２２日，按照孫一先《在大漠那邊》中的敘述，國內給大使館的電報指示共７次，其中第一、第二和第七次電報涉及遺體和飛机殘骸、机上物品的處理。第一次指示由姬鵬飛、韓念龍起草，周恩來審核，毛澤東簽發，４Ａ級，９月１４日下午由北京發出，大使館１８時以后收到。有關內容是：“許大使去現場要詳細觀察飛机失事原因，如有骨骸應要求帶回，未燒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轉交我們，寫明清單和收條，并注明如有蒙方取走的物品和文件亦望查出交還我們，飛机殘骸可拍照取證。”（３８）國內９月１５日的第二次指示：“尸體盡量爭取火化，將骨灰帶回，如确有困難，可拍照作證，就地深埋并豎立標記，以便今后將骨骸送回國內。”（３９）國內的第七次指示于９月２２日凌晨３點多由韓念龍起草，先后經周恩來、毛澤東審定，有關內容是：“應死難者家屬的請求，中國政府決定把９具死難者遺體運回中國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帶回骨灰。為此，中國政府請蒙古政府惠予協助，并希望蒙古有關單位將死難者所有遺物交還我方。”（４０）
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也數次与蒙古官員談及該問題，第一次是在９月１４日晚８點半，許約見蒙副外長額爾敦比列格時就提出了火化的要求，額問：“您們對于９名乘員的尸體掩埋有何意見？”大使問：“蒙方有無可能把尸體火化，我們把骨灰帶回去？”額表示“那個地方火化尸體的可能性不大，蒙古是沒有火葬習慣的。”許大使立即將上述談話情況報告國內。（４１）９月１５日傍晚在飛机失事現場，“（蒙古）高陶布司長詢問死難者尸體怎么處理，強調已擱置三天怕會腐爛，而且個個裸體暴尸令人不忍。許大使要求對死難者火葬。高陶布說蒙古沒有火葬的習俗，即使勉強舉行，在這片草地上也無火葬條件。許大使根据國內關于火葬确有困難時，可就地深埋并豎立標記的指示，同蒙方商量決定，對死難者就地土葬。”（４２）第二天上午，在飛机失事現場，“高陶布司長詢問許大使，法醫是否可以開始工作，逐個進行檢查？許大使認為死因已十分明顯，不必再折騰了。”（４３）９月２３日下午，許大使將中國政府９月２２日電報內容向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長策倫朝達勒作了轉述，策說：“死難者可以說是安葬了，如何運回呢？”（４４）許大使未做回答。“９月２５日，許大使再次約見策倫朝達勒，催問蒙方對我國要求運回尸體、交還死者遺物的答复。策的態度又僵硬起來，稱尚未得到政府指示，反問許大使，時間已經過了兩天，為什么中方還未就失事飛机做出書面正式解釋？蒙方對此感到遺憾。策還無理要求說：‘你們政府提出運回尸體或就地火化，是應死者家屬的要求，死者親屬是有具體人的，因而机上人員究竟是誰也就清楚了。就此，希望你們將死者姓名、年齡、職務等，以及如有可能，將死者照片提供給我方。’許大使針對策的態度指出：‘中國老百姓的習慣，總是希望自己的親屬在死了以后，能夠埋葬在自己的家鄉；中國政府正是考慮死者親屬這种情緒，才做出這個決定。希望蒙方照顧中國人的習慣以及死難人員家屬的要求，給以友好的協助。’許大使并表示，對策提出的新要求，可以負責地報告中國政府。”（４５）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政府根本沒有運回尸體的打算，只要求“盡量爭取火化”、“帶回骨灰（骨骸）”或“就地深埋”。然而，最后的實際結果卻是“就地淺埋”。
所以，９月１５日的漆黑的晚上，一個班的蒙古士兵在汽車大燈的照射下連夜挖坑，當時的气溫只有２度，“他們都還穿著夏季軍裝，凍得瑟縮不已”（４６）。９月１６日上午匆匆把尸體埋掉了。許大使在尸體埋掉后還說要運回尸體，連蒙古官員都感到不可理喻。“蒙方不肯交還尸體，但也沒有大做什么文章。中蒙之間關于索要尸體這段公案不了了之。在我國國慶節以后，雙方誰也沒有再提及失事飛机之事，交還遺物更沒有提上議程。”（４７）
孫一先先生說：“我感到，索要尸體我們似乎失去了時机，假若在９月１５日第一次視察現場之后，從溫都爾汗打電話通過使館向國內報告，周總理得知死者尸體均較完整，也許會決定立即派專机去溫都爾汗運回。當時蒙方對死者身份處于懵懂狀態，不大可能阻難。”（４８）我認為孫先生的想法過于天真了，周恩來是不可能作這個決定的。
這樣說的根据之一是，９月１５日周恩來不知道尸體的具體情況，但是一周后的９月２２日周恩來就完全清楚了，前后僅僅相差７天。這時派沒派飛机去呢？沒有。如果僅僅因為尸體已經埋葬而不派飛机，理由是不充份的。因為他們是薄棺淺埋，后來去的蘇聯人不是把尸體挖出來了嗎？根据之二是据沈陽某部隊回憶錄記載：１９６９年中蘇珍寶島之戰，從頭到尾是由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和副司令員、前指司令蕭全夫向周恩來報告而非向已被全党全軍全國公認的、“直接指揮”全軍的副統帥林彪報告；而且周恩來直接指揮某些行動，其指示具體到我方炮兵最遠只能炮擊蘇方江岸而絕對不准向蘇方縱深打，以及３月１５日作戰后要及時通知蘇方來人上島將陣亡蘇軍尸體運回去這樣的事。（４９）對于蘇軍士兵的尸體周恩來都沒有忘記，僅僅過了一年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林彪的遺體周恩來能不“耿耿于怀”嗎？另外，同机的潘景寅、李平、邰起良、張延奎、楊振剛五人与林彪沒有牽連，更應讓他們魂歸故土加以安葬。中國大使許文益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２日向蒙古外交部司長策倫朝達勒就曾說過：“中國老百姓的習慣，總是希望自己的親屬在死了以后，能夠埋葬在自己的家鄉”。可是，許大使的這番話并不是真話，因為他除了說給蒙古人听听以外，自己一點也沒有實行。嗚呼，９１３事件的罹難者們被棄尸荒野已經整整３１年了！
即使對于林彪、葉群、林立果和劉沛丰，也應當把他們的遺體運回來，也完全可以運回來，尤其是林彪元帥，這位在當代國史、党史、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為國家民族建立過巨大功勛的人物。中國是禮儀之邦，絕對應當在中國的大地上為他安排一塊安身之地。因為這是他為之奮斗數十年的地方，為它洒過鮮血的地方。可是，令人遺憾的是林彪沒有得到。中方借口蒙方要求提供死者姓名、年齡、職務，而不要遺體、不要遺物，是毫無道理的。因為飛机上有林彪，在９．１３事件后不久就不是什么秘密了。９．１３事件５天以后的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下發《５７號文件》，在國內逐級傳達；在國際上也不存在什么秘密了。
１９７２年，中國政府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了林彪事件。以保密為由而舍棄遺體、遺物和飛机殘骸，是不值一駁的。當今任何一個國家發生了空難或海難，不論遇難的是軍政要人還是平民百姓，不論發生在荒無人煙的深山老林，或是在浩淼無垠的大洋深處，都無一例外地克服一切困難，千方百計地尋找、打撈，直到山窮水盡，沒有听說有哪一個是棄之不管的。從二戰結束到今天的几十年里，二戰參加國發現戰爭期間戰死人員的尸骨并交還給其母國的報導不絕于耳，中國也多次參与其中（最近的例子請見《北京日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報導）。再舉一個具體的例子：１９５９年５月２９日，台灣國民党空軍夜間偵察机Ｂ－１７被大陸空軍擊落于廣東省恩平縣，机上１４人全部死亡。該机成員的遺屬對親人的遺骨夢牽魂繞几十年，隨著兩岸關系逐步解凍，以机長李愍中校的夫人孟笑波女士為首的遺屬從１９８７年開始与大陸有關方面聯系收取尸骨。３３年后的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１日，該机遺屬數十人來到飛机墜毀地。由于飛机墜毀在深山，沒有道路，當地政府派人專門修建了道路。在現場經過艱苦的探尋挖掘，終于找到了死者遺骸，遺屬們哭聲震天，在現場舉行了隆重的祭奠。然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４日將遺骨捧回台灣安葬。天同此情，人同此理。
再听听外界的評論。蒙古國一位高級官員說：“按照國際慣例，中國應當將尸體弄回去的，無論為了保存還是檢驗。就地掩埋是非常陰暗的行為，既然說尸體中有林彪、葉群等重要人物，為什么不把尸體按照國際慣例運回中國，偏偏就地埋葬呢？”（５０）這种行為的确是“非常陰暗”！中國政府對２５６號机上人員遺體的態度，真是天理不容！
（２）對飛机殘骸及物品的態度
從政治上看，９．１３事件對于國史、党史、軍史和文革史都具有極其重要極其特殊的意義。這架飛机上的所有殘骸、所有物品，哪怕是一塊廢鋁片、一件燒毀的破衣服，都是歷史的見證，都具有文物价值。因此，所有殘骸和所有物品都應該搜集起來，運回中國。尤其是可以揭開飛机墜毀真相的黑匣子，更是要緊之物，務必拿到手。可是，遺憾的是，“許大使沒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為我方人員完全缺乏這方面知識，而國內來電中也沒有提到此項要求。”（５１）“三叉戟２５６號的黑匣子，連同中間的發動机，都被蘇聯人拆走了。”（５２）
從經濟上看，中國剛剛花費大量金錢購回這种世界一流的飛机雖然墜毀，但由于墜落在平坦草地，有許多沒有損坏的部件和電器、特种設備。据現場的人看到完好或基本完好的大部件就有垂直尾翼、机翼蒙皮、起落架輪轂、輪胎等，小部件自然更多；還有手槍、沖鋒槍、工具等等。蘇聯第一次到現場拿走的主發動机就是基本完好的，我們應當把可用的東西拿回來，把蘇聯拿走的東西要回來。
從軍事技術上看，這架先進的客机雖然墜毀，仍然具有極大的科學研究价值。据說飛机上還裝有極先進的蘇制低空飛行器Ｂ－ＹＭ。
從空難方面看，如此先進的飛机突然墜毀，是飛行員操縱問題，或是地勤机務維護問題，如做錯動作、看錯儀表、飛行員身體有病，地面維護不當、隱患沒有發現等；如果是飛机設計和制造有問題，我們應當找英國追究責任（實際上英國三叉戟飛机制造商是很看重這一點的，他們曾聲明說這架飛机的墜毀与飛机質量沒有關系）；或是天气气象方面的原因，或是被擊落等外部原因，有的需要研究，有的需要追究。
從旅游和收藏來看，當時雖然缺乏這方面的意識，但是几年后旅游收藏之風越來越盛，不少人懂得這堆殘骸的真正价值。海拉爾某邊貿公司的鄔經理最為突出，他千方百計運回了三四吨飛机殘骸。（其實已經過了２０多年！）
由此可見，關鍵完全在中方，所有東西都是中國的，可是中國卻不要了。一個月后不要，兩個月后不要，三個月后還不要；一年后不要，１０年后不要，２０年后還是不要。有人拆運飛机零件中國不管，有人挖墳煮尸中國也不管！這哪里是一個主權大國應有的態度？這哪里是一個嚴肅政府應有的態度？直到２８年后，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為籌備建國５０周年“中華百年風云”展覽，忽然想起中國還有架特殊的飛机丟棄在蒙古荒原上，這架飛机好像還有點用處，這才經過駐蒙古使館從蒙古人手里買回了一個飛机起落架的支腿和一點散件！（５３）這真是絕妙的諷刺！
－－－－－－－－－－－－－－－－－－－－－－－－－－－－－－－
２５６號三叉戟飛机空難墜毀，可以說是人類空難史上最駭人听聞、最扑朔迷离，因而是受到全世界最多人長期關注的空難事件。中國派出几個外行到現場做了閃電般的巡視，由高層領導和非專家組成的所謂“專家組”，在沒有看見過任何殘骸碎片的情況下，卻以閃電般的速度作出了空難原因的“結論”，真乃千古奇觀！
長期以來有那么一些人，一手舉著新版“兩個凡是”（凡是某領導人和文件說了的不許變，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定了的不許變）的大旗，一手祭起“不許破坏穩定”的法寶，不許人們研究，不許人們議論，實際上就是不許人們探究事實的真相，不許人們記住自己的歷史。因為他們明白，他們所講的“法治”是假的法治，而我們所追求的法治是真正的法治，然而這對他們來說卻是一個生死悠關的問題。你編了一個瞞天過海的故事，難道還不允許別人說明真相嗎？歷史的車輪已經跨進了２１世紀，法治的洪流正以不可阻擋之勢滌蕩著中國的大地，依靠人治和謊言建立起來的象牙塔是不可能長久的。
『注』
１．李安定：《林彪之死真相查訪記》，載《作家文摘》１９９４年７月８日；孫
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机事件和中蒙關系波折》，中國青年出版社２０
０１年版第３３０頁。
（以下各條注解凡只標頁碼者，皆系引自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机事
件和中蒙關系波折》 ）
２．參見葉永烈：《權力的游戲 －－毛澤東与林彪交往秘錄（上）》，新疆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頁。
３．明曉、赤男：《謀殺毛澤東的黑色“太子”》，香港中華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９頁；參見《在大漠那邊》第３３４頁。
４、６．彼得滓~納姆：《解開林彪死亡之謎》，載《美國新聞与世界報導》１９
９４年１月３１日。轉自香港《亞洲周刊》英文版，１９９４年２月２日。
５、７、１０．李安定：《林彪之死真相查訪記》，載《作家文摘》１９９４年７
月８日。
８．〔美〕羅尼坦皮斯特：《從蒙古戈壁到莫斯科 －－林彪事件探秘》，載《洛
杉磯時報》１９９４年３月８日，《參考消息》１９９４年４月９日轉載。
９．明曉、赤男：《謀殺毛澤東的黑色“太子”》，香港中華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９－１０頁。
１１．俄《紅星報》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１日文章：《林彪遺骸是怎樣鑒定的？》；
《參考消息》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１日轉載。
１２．第１９６，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６，２４６，２５１頁。
１３．第１８０頁。
１４．第１８４頁。
１５．參見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鐵竹偉執筆），遼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
０年版；許多刊物和网站都有轉載，如：中華讀書報（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７日）、
北大三角地、ｗｗｗ．ｘｙｓ．ｏｒｇ、人民書城
１６．參見第１７９頁。
１７．參見第２６０頁。
１８．第２１０－２１１頁和第１９７頁。
１９．第２５０頁。
２０．第１９４，１９６頁。
２１．第１９８頁。
２２．第２３８頁。
２３．第２４６頁。
２４．第２４７頁。
２５．第２４８頁。
２６．第２５１－２５２頁。
２７．第２５１，２６７頁。
２８．第２５１頁。
２９．第２５８－２５９頁。
３０．第２６０頁。
３１．第２６１頁。
３２．３３．３６．王海：《我負責調查林彪座机墜毀原因》。參見《在大漠那邊》
第２７５頁。
３４．第１９６，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６，２４６，２５１頁。
３５．第２７１頁。
３６．第２８０頁。
３７．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２００２年第１３期。（ｗｗｗ．ｃｃｔｖ．ｃｏ
ｍ）
３８．第１７４，１７３，２５０頁。
３９．第１７７頁。
４０．第２５１頁。
４１．第１７４－１７６頁。
４２．第１９５頁。
４３．第１９９頁。
４４．第２７０頁。
４５．第２７０－２７１頁。
４６．第１９６頁。
４７．第２７３頁。
４８．第２７１頁。
４９．《毛澤東通過林彪從周恩來手里奪軍權？》，見ｈｔｔｐ／／ｉｏｈ．ｍｙ
ｒｉｃｅ．ｃｏｍ／ｌｉｎｂｉａｏ
５０．英國《金融時報》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８日。
５１．第１９７頁。
５２．第１９０頁。
５３．第３６４頁。
原載《楓華園》第368期，2002年10月18日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