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8日訊】(美國之音記者張楠15日報導)1959年，在西藏人民反抗北京統治的武裝鬥爭受到血腥鎮壓之後，大約八萬藏人逃到印度。從那時以來，踏著他們的足跡走上逃亡之路的人就從未間斷過。不久前，美國之音記者張楠訪問了印度的藏人社區，不少流亡者告訴他，他們逃出西藏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尋求宗教自由。請聽張楠的系列報導“逃出西藏”的第一部份。

*逃離宗教迫害*

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的日子裡，我每天都伴著練習法號的聲音起床。飯店對面的山坡上就是大昭寺。再往上便是達賴喇嘛的駐地了。清晨，在環繞達賴喇嘛住所的小道上，可以看到一批批轉經的信眾。他們是不同時代從西藏逃來印度的難民。不少人都跟我談到，他們是出於宗教原因來印度的。冉秋阿旺是跟解放軍打過仗的一名藏軍指揮官。他說，他們當年揭竿而起就是因為共產黨在民主改革中迫害藏人，消滅宗教。冉秋阿旺說：“中共從1955年開始強烈地攻擊宗教，說宗教是毒，說穿黃袈裟的活佛是黃色強盜，說穿紅袈裟的一般僧人是紅色盜賊。對西藏人來說，宗教是我們的生命，如果誰摧毀我們的寺廟，就是男人全部死光了，女人全部死光了，我們也不會甘心。”

*僧人造反*

對於藏人進行武裝反抗的原因，北京當局認為是由於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對改革，試圖永遠保持農奴制，以維護既得利益。不過，來自雲南藏區的阿旺平迭說，1956年民主改革剛開始的時候， 把富人的財產分給窮人，並沒有引起抵抗。阿旺平迭說：“但是緊接著他們就開始動寺院了，開始消滅寺院，僧人就造反了，人民就跟著 起來，這樣戰爭就打起來了。”阿旺平迭也參加了藏人抵抗力量“四水六崗衛教軍”。他和冉秋阿旺一樣，後來都跟隨游擊隊撤退到印度。在所謂“平叛”和“民改”以後，西藏原有的2500座大、小寺廟中，有97%被摧毀，保留下來的僅有70多座。這是已故十世班禪喇嘛60年代初在給中國總理周恩來的上書中提供的數字。

*西藏缺乏藏人味道*

十世班禪不光是位只懂念經、講法的活佛， 還擔任過中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據他說，全西藏在1959以前有僧尼11萬多人，外逃者可能有一萬。後來，中國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更有大量的寺廟和宗教文物受到破壞。文革後，宗教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復。中國政府1992年發布的西藏問題白皮書說，當時西藏得到修復和開放的宗教活動場所已達1400多處，滿足了信教群眾正常的宗教生活的需要。但是，一些近年來逃亡印度的藏人和返鄉探親回來的流亡人士表示，他們仍然對目前西藏宗教自由的程度感到不滿意。阿旺平迭1992年曾回鄉探親，他向記者談到自己的見聞。阿旺平迭說：“本來家鄉就物產豐富，非常富足，現在更好了。大米、白面比我們原來在西藏時還便宜。但是，藏人家裡一般應該還有佛像、佛龕等，現在蹤影都不見了，完全沒有西藏人的味道。”

*想見精神領袖*

在白拉庫比一個寺院裡當和尚的仲然也有同感。他說，他家鄉的寺廟本來有100多名僧人，可是中共規定的名額只有32人，而他本人不在名單之內，被趕了出來，所以才決定來印度。仲然說：“在家鄉，生活很好，不是因為吃不飽飯才來印度。在中國，唯一的困難就是無法出家為僧。”不僅一般老百姓和普通僧人，就連地位僅次於達賴和班禪的宗教領袖17世噶瑪巴也不得不離開自己的住棲之地，來到印度。17世噶瑪巴是北京當局認可的活佛，按說各方面待遇並不差。但是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曾多次要求去國外接受傳承，都沒有得到批准，只好一走了之。噶瑪巴說：“來印度主要是為了接受自己教派的傳承，灌頂等等，延續這種傳承。第二是想見達賴喇嘛，聆聽他的教誨。”

的確，藏人對宗教的信仰是跟他們對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崇拜分不開的。一位參加過1959年暴動的老人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的時候用太陽來比喻達賴喇嘛。他說：“達賴喇嘛是我們西藏人的依靠，精神上的領袖，來世的護主。這樣一個像太陽一樣的領袖，中共把他逼到異國他鄉，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年輕人對達賴喇嘛的崇敬也毫不遜色。我到西藏兒童村採訪的時候，正趕上學生們為慶祝達賴喇嘛的生日準備文藝節目。噶圖措是一名高年級學生，逃出來的時候只有14歲。她說，她來印度就是想見達賴喇嘛。噶圖措說：“達賴喇嘛就像一個太陽，給我們溫暖，每當我想到達賴喇嘛的時候，我就心裡感到幸福，給我一種安全感。… 沒來的時候， 我就經常做夢去見達賴喇嘛。”

然而在西藏，現在當局連達賴喇嘛的像都不讓掛。渾瑟養老院的拉巴柴仁說，他在回家探親的路上經過日喀則的時候，還看到寺廟裡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照片並排供著。拉巴柴仁說: “但是，在家鄉待了幾個月以後，回來再經過日喀則的時候，達賴喇嘛的像就全被取掉了。僅幾個月，政策就變了。”

而在達蘭薩拉和印度的其他藏人定居點，這一切全然不是問題。轉經筒嘩啦啦響著，經幡在隨風飄揚，遠處隱約傳來大昭寺咚咚的鼓聲，給人一種和平、安寧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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