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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7日訊】“權力內戰”是我在《災變論》一書中創建的一個政治分析概念。它旨在說明這樣一種政治情況：權力最大化是“政治人”的基本偏好，但在一個缺乏“法理合法性”統治的政治結構中，權力最大化努力不是說服選民，而是效忠表演競爭並通過非程序化手段毀滅競爭者，這構成“權力內戰”的基本內容。“權力內戰”在效忠表演的購買者──最高權力──更替的時段發展為它的高級形式：全面內戰。在這個階段，對最高權力的若干追逐者為獲得擁護者和群眾，在他們之間同時展開庇護性競爭。權力內戰的高級形式就是效忠競爭和庇護競爭同時存在，並以非法理性手段為“內戰”的外在形式。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缺乏制度性的外在制約，也缺乏宗教力量的內在約束，往往出現政治危機，使政治社會化（政治鬥爭變為群眾運動）和軍事化（依靠軍事力量結束宮廷政治或街頭政治）。

這種非法理性手段在“熱月”以及革命勝利者統治時期，更多表現為意識形態之爭。而在後革命時期或實用主義統治時期，就表現為反腐敗控制權之爭。這時意識形態之戰被邊緣化，所謂反對左派和右派已經不再是政治的中心任務。由於腐敗存在的結構性，成為反腐敗對象的人主要可能不是因為腐敗本身，而是因為個人政治競爭手段的“無效性”。反腐敗作為權力內戰新的政治形式，一方面因信息不對稱使權力之爭獲得了某些群眾支持，另一方面，因其缺乏程序公正和法律平等而使反腐敗墮變為政治腐敗。群眾和媒體向落敗者吐口水，這不僅反應了對結構性腐敗的普遍怨恨，也表現出中國政治意識的理性局限和道德貧困。無論是那種內戰形式，其目標既不指向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也不指向政治廉潔和法治──而指向權力最大化。

當下發生的一些情況，我們有理由認為中國被置於政治內戰的全面爆發的前夜，或者，正處於其中。2002年仲夏，媒體首先展開了關於十六大召開日期的猜謎遊戲，與此同時是各種版本的政治故事非短流長。這在一定意義上是中國政治的悲哀，也是人類理性的悲哀。之後，中國政治進入了人事盤點的到計時。其表現之一就是反腐敗“力度”驟然強化，一系列的腐敗新聞事件使人們應接不暇。

首先是演藝界名人劉曉慶落馬。塵埃甫定，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朱小華案重新成為媒體焦點。接下來是朝鮮新義州“特首”楊斌案和央視文藝部主任趙安──隨後也傳聞音樂部一位官員──涉嫌受賄罪被警方拘捕。此前不久，中國交通部原副部長、中國交通企業管理協會原會長鄭光迪以受賄罪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而“多維社“10月11日一則消息稱：現任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盧展工已內定替代現仍是湖北省省長的張國光。這些新聞事件幾乎是在一兩內內發生的，事實上上述案件可能僅僅是冰山一角。

當然，並非每一起腐敗案件都牽涉到“權力內戰”，但有關當事人背後的人脈傳聞顯然也並非全部是空穴來風。比如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朱小華案宣判的同時，也是在趙安案件熱播之際，中國媒體突然宣布：中國警方與加拿大方面正加緊協商，準備將廈門遠華走私案的主犯賴昌星從加拿大押解回國。眾所周知，廈門遠華走私案牽連甚廣，賴昌星歸案會導致的政治後果讓人充滿想像。

由於信息缺如使研究者無法對“權力內戰”做描述性分析。使人焦慮的是：一個國家政治落後所帶來的危機。首先，在一個缺乏理性制度的社會裡，沒有人是安全的，包括因之得益的人也可能同時是受害者。其次，整個社會為政治內戰付出沉重的代價。這種代價一方面表現為政治對民族道德水平的傷害，另一方面表現為軍事主義的復興：在政治無法自我解脫的時候軍事成為最後的援救手段，而軍事力量的政治介入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將導致嚴重倒退。

在上述情況下，如何使“利維坦”恢復理性就成為當務之急。但歷史經驗給人的答案是悲劇性的，而對中國政治的結構性特徵進行理性分析也使人深感悲觀──權力內戰缺乏自我更新機制，這個封閉系統非外力輸入無法自我克服危機。而這個“外力”再也不是同構的未來“權力”。對新時代的渴望並不能減輕我們對個體悲劇的同情和對歷史循環的擔憂。因此，祈禱“上帝保佑中國”就成為政治恐怖主義絕罰之下唯一的精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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