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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6日訊】伊凡•克里瑪，對讀者可能還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生於１９３１年，父親和母親都來自猶太人家庭。１９４１年底，１０歲的小克里瑪和３歲的弟弟隨同父母來到泰裡茨集中營，在那裡一直呆到蘇軍到來。在這段對人來說是觀察和體驗世界最強烈的年齡於牢房中度過，給了克里瑪不同尋常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後來反覆強調這一點。他的所有朋友────每個男孩和女孩────全都進了毒氣室，惟一剩下的一位，集中營囚犯自我管理委員會主席的兒子阿瑞爾，１２歲時死在槍口之下，“屍體的搬運貫穿了我的童年，靈車上面高高地堆著那些額外的尚未油漆的棺木，人們推著和拖著它們，許多人自己也很快在這樣的車子上面告終……”

捷克作家克里瑪在德國集中營度過了一個不同尋常的童年。囚禁生涯使他意識到，自由的匱乏遠甚於食物的匱乏。稀薄的自由迫使克里瑪不得不借助於寫作來鞏固自己的想像力，一個人即使被剝奪了言說的權利，也仍然可以保持一顆沸騰的心靈。沉默是一樣的，可是，內心的衝突卻因人而異。對有的人而言，惡法與專制是可以忍受的，而在有的人那裡，自由本身就意味著排斥和背叛，沒有抗拒，就無法限制權力的過分擴張，也就無法修復和完善固有的自由。

對自由的恐懼，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生活的膽怯。克里瑪在童年時期便經歷了殘酷的死亡訓練，集中營裡屍體堆積如山，毒氣室每日都在無聲息地批發著死亡，“我知道隨時都會有一個穿灰綠制服、帽子上有一個人頭的人出現在我面前，揍我或殺死我”。在《布拉格精神》一書中，我們不難體會到克里瑪在死亡面前的緊張、焦慮和絕望。生存的政治，其首要問題不是消除針對個人的死亡危險，而是弄清楚存在的真實境遇，從支離破碎的生活中提煉出意義來。有意義的死亡，其價值遠遠大於無意義的生存。作為一個倖存者，克里瑪無比執拗地去尋求一種更深刻的幸福。自由在期待中生長，沒有期待就沒有心靈的幸福和精神的喜悅。只有在絕境中才能完成對自由的透徹解讀，現成的自由毫無味道而且也是可疑的。

克里瑪說：“為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至高無上的自由的感覺，所有那麼多年的剝奪是值得的。”苦難本身並不可怕，理想大都有一個痛苦的精神背景，堅忍的心靈指向自由和美。如果沒有精神之光的照耀，極端的人生經歷和殘酷的生命體驗極容易扭曲心靈，陷入瘋狂，導致暴力。一個選擇誠懇生活的人，不會因為難以抵達自由而心灰意冷，自由的意義在於體味和超越，而不在於停留和佔有。自由的痕跡顯現在心靈的燈光中，而不掌握在權力的手掌心。人們通常所說的“得到自由”是非常可笑的，這是一個貪婪的想法，他們誤以為自由是可支配的，他們之所以渴望自由，是因為自由一旦到手，他們就可以放縱自我了。殊不知，自由作為一個精神元素，與同情、悲憫、善良、寬容和愛相互伴隨，而這些東西卻是在不自由的條件下孕育的，謊言的轟炸、尊嚴的貶抑、記憶的破損，無不提醒受難者，經歷也是一種責任，遺忘就是罪過。倘若一個告別囹圄的人，忘情地狂呼：“我受夠了，我終於出來了，我要盡情地享受了。”這樣的人是可憐的，苦難在他而言，不過是一種工具，一種可以計算的成本而已。

從死亡線掙扎著過來的克里瑪把對苦難的記憶看成是一種責任，“如果我們失去記憶，我們將失去我們自己”。記憶是一種真實，也是精神之根。有的人習慣於用假冒的記憶和肢解的片斷來欺騙自己和別人，關於苦難的敘述瀰漫著一種虛假的氣息。克里瑪認為，作為一個從苦難中過來的民族或個人，應當有一種承受他自己命運和自己歷史的堅硬品質，否則，他就配不上他的苦難。克里瑪認為，對布拉格這個城市的精神面貌影響最大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生活的奴役、恥辱的失敗、野蠻的軍事佔領給這個城市帶來深深的傷害。大學被毀壞了，教授中的大多數由馴服的辦事員擔任，城市失去了自己的聲音，難以釋放其內在的能量。在嚴格的審查制度下面，人們過著一種雙重的生活，在謊言與真實之間遊蕩不定……

曾經長期被外在權力所支配的人們似乎有一種過於強大的適應能力，像哈維爾這般為思想而坐牢的人，不足為奇。沒有結果的抗爭已是家常便飯，人們從骨子裡生出一種冷漠，一種絕望。克里瑪意識到了其危險性，“一個人停止發問便停止思想”。問題並不在於發問的合法性，而在於你是否具備發問的能力和勇氣。沉默作為權宜之計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延續下去，就會導致語言的死去和文化的消亡。如果我們習慣於一種被強迫狀態，那麼，自由對我們的吸引就會大大減弱，甚至還會生出一種莫名的反感和厭惡。正如腐敗在拆散社會的道德秩序的時候，也無意中給你一種鬆綁的感覺，使你對腐敗有一種無形的依賴，從而使你產生了掌握和操作權力的衝動。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一個膽怯的人一旦攀附了某種勢力，便會把恐懼轉化為暴力。克里瑪發現：“原先的無權者的權力經常比他們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殘暴。”魯迅先生也說過類似的話，奴才做了主子比主子還厲害。無權者的愚蠢同樣也表現在對權力的迷戀上，他們在強制解除之後，迫不及待地把自由通行證兌換成與權力約會的邀請，因為他們的個性已經被替換為官方的樣板，除了權力，他們無所選擇。他們已經失去創造生活意義的能力，只能無條件地接受權力的擺布。

追求自由的人，信仰生活的人必須首先成為權力的對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最好別把“自由”二字掛在口頭。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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