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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9日訊】■王銘銘：“請原諒，我現在什么也不想說。”

　　■王曉生：“我感到了壓力，很想給王老師道歉。”

　　■施宏俊：“這個事情的情況我也不清楚，再說吧。”

　　■張黎明：“學校的態度与處理結果已說明了一切。”

　　2002年新年伊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銘銘所撰寫的《想象的异邦》一書被指認“存在嚴重剽竊”的消息引起了社會各界的一片嘩然，也因此成為各大媒体廣泛關注的焦點。1月14日，北京大學對其做出了嚴肅的處理，王銘銘本人的學術職務已被全部撤銷。王銘銘的名字頻繁見諸于各大媒体之上，而很少有媒体与王銘銘進行直接的對話。本報記者在多方面采訪的同時，几經努力，終于于1月16日率先走進王銘銘家中，并与他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

　　■王銘銘：請原諒，我現在什么也不想說

　　1月15日晚，記者撥通了王銘銘家的電話，提出了采訪要求。王銘銘的聲音听上去十分疲憊，卻很平靜。“我最近接到了很多要求采訪的電話，我認為現在不是我出來說話的合适時机，我在不久以后，會有一個比較嚴肅的表態。請你原諒，我現在無可奉告。盡管我知道，這個詞語不太好。”最后，王銘銘要記者第二天下午三點給他打電話，到時他再決定是否接受采訪。

　　第二天，記者決定直接前往王銘銘家中。在他家樓下，記者于三點鐘准時撥打了他家的電話，沒有人接。隨后的50分鐘，記者不斷給王教授撥電話，都沒有人接。但其間有兩次占線音，于是記者決定直接去見王教授。

　　王教授家在一棟高樓的最頂層，門口鐵門緊閉，記者按下了門鈴。“哪位？”“您好！我是《北京青年報》的。”出乎記者意料的是，門很快就打開了。王教授坐在里屋，見到記者也沒有太過吃惊。“真不好意思，我剛才出去了，見了几個朋友，和他們聊了會儿天。”王教授十分年輕，看上去也就三十出頭的樣子，五官清秀，看上去十分和气。

　　“我還是昨天的意思，現在不想說任何的話。”記者向王教授表示，我們現在很想听到他的聲音。“謝謝你們的關心，但我現在确實不想在媒体上有任何表態。”

　　“您現在狀況如何？”記者問到。“你說呢？”王教授卻反問記者。“您稍等！”王教授從沙發上站起來，進屋拿了一包煙，點燃。

　　“我們現在先不談這個事儿吧，我會在适當的時侯出來說話的。”

　　“您能給出确切的時間嗎？有一個明确的時間表嗎？”

　　“我說了，适當的時候吧。”

　　“您認為學術腐敗的現象是否比較普遍？”

　　王教授沒有說話，記者注意到他微微地點了一下頭。

　　“您是怎么樣開始學習人類學的？”　

　“我讀了一本書，感覺到人類學實在是非常有趣，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學上這門學科了。學習主要還是靠興趣的。”　

　“您那會儿學習得也挺苦吧？”

　　“呵呵，苦也苦，但沒覺得，我對這門學科确實很感興趣。”

　　“最苦的是哪一段時間？”

　　“在英國讀書的第一年吧，壓力比較大。”
　　“下學期您還教課嗎？”

　　“現在放假了，這些情況還不太清楚呢。”他很是勉強地笑了笑。

　　“您現在還有什么心里話想說嗎？”

　　“請你理解吧，我現在真的沒什么想說的。我對你們說的已經是最多的了。”

　　臨走時，王教授把記者一直送到門口，話卻仍是那几句話：“請原諒，我現在什么也不想說。”

　　■王銘銘：僅僅四天的時間，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王銘銘，1962年生，廈門大學研究生尚未畢業即考取中英文化交流獎學金赴倫敦大學留學，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并先后在倫敦城市大學、愛丁堡大學、北京大學做博士后研究。1994年起任職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現擔任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及大量其他相關的學術職務。北大中國學術城曾介紹他“長期以來致力于中國人類學研究，在社會文化人類學理論、區域研究、宗教人類學、漢學人類學等方面有專長。”

　　2002年1月10日，上海的《社會科學報》第7版上刊登了署名為曉聲的文章——《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的文章，文章直指王銘銘。事情緣自王銘銘于1998年出版的《想象的异邦》一書。該文作者在文章中表示，在王銘銘所著的這本書中，有約10万字的內容与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的《當代人類學》（中譯本）一模一樣。隨即，在學術界十分著名的學術批評网上馬上出現了關于此事的大量評論，其作者多為學術界人士。

　　1月14日，南方某報刊載文章——《近10万字內容相同，北大名教授“剽竊”國外名教材》，全面報道了此事的來龍去脈。緊接著，各大媒体紛紛跟進，對此事進行報道。同時，北大方面傳出消息，對王銘銘做出嚴肅的處理，撤銷其包括北大民俗學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會學系學術委員會委員、北大人類學教研室主任在內的全部學術職務。僅僅四天的時間，王銘銘由一名當紅的學術帶頭人、專業領域內知名的年輕學者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王曉生：我是使用“文曲星”來核對的

　　在《社會科學報》署名曉聲的作者，其實就是北大學生，真名王曉生，是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級文藝理論專業博士生。

　　王曉生向記者表示，他是在2001年7月份發現這一問題的。《當代人類學》是他們文藝理論專業的教材，所以他比較熟悉。而王銘銘作為人類學領域知名的專家，其著作很受文科學生歡迎。于是，他就買了一些作為補充書籍來看，其中，就包括《想象的异邦》一書。在讀到作者一些對國外原始部落的調查研究結論時，王曉生對這些內容產生了怀疑。作為一名人類學學者，親赴實地進行調查是研究人類學的重要方法。但這些部落普遍地處各大洲偏遠地區，要能完成實地調查是個非常龐大的工程，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完成的。同時，他也感覺到有些地方似曾相識。于是，他從比較熟悉的《家庭》一節開始入手，一頁頁逐一核對。“在核對過程中，我是使用‘文曲星’來核對的。”在核對之后，王曉生發現，《想象的异邦》一書，有近10万字的內容除了一些個別的字詞、語气語調、關鍵詞連接有所改動之外，与《當代人類學》一模一樣。

　　王曉生在當時感到非常生气，他沒有想到大名鼎鼎的王教授會抄襲他人著作。于是他寫了文章，打算投書到《中華讀書報》，但后來考慮到這樣對王教授的影響太大，便把文章寄到了主要在學術界發行的《社會科學報》。

　　■王曉生：我很想給王老師道歉

　　据王曉生說，王銘銘教授平時在學術上還是很有造詣的，他寫的好几本書都不錯，王曉生很喜歡閱讀。可是他感到如此大面積的抄襲實在有點過分，于是他便寫了文章并發表，只是想“打擊一下，借此事攻擊一下這個現象”，但“現在看來，我很想給王老師道歉。”

　　“在事情走到這個地步之前，有同學和老師對我說，如果把這件事捅出去影響會很大，是不是就算了。可我覺得就該這么做。后來我也寫了一篇文章說：‘我想，即使王老師知道這個人就是我，我相信他也會理解我的，因為他确實做錯了事情。’但后來我听說王老師哭了，現在又被撤職了，我感到挺過意不去的。”記者問他現在有沒有壓力，王曉生說：“本來我沒有，但有人對我說：‘要是王老師自殺了，你怎么辦？’我在听完這句話后感到了壓力。”

　　“現在有很多人想讓我和王老師見面，有人還專門把王老師的電話號碼寫給我，可我沒和他見面也沒有和他通電話。對于媒体對這件事情、王老師和我本人的報道，我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我已經很久沒上网了。”

　　記者問他現在最想對王老師說什么，王曉生說：“他是一個优秀的學者，很有名气，應該高標准嚴格要求自己。我覺得王老師應該承認自己的錯誤。”

　　記者問他會不會擔心這件事情對自己的學術生涯造成影響，王曉生表示：“的确，也有人對我有這种擔心。但我并不擔心，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屬于同一個領域的，這樣不會有直接的對立。其實就算我們是一個專業的，我也相信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社會科學報》：我們手里還握有重磅的東西

　　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角色的《社會科學報》這次也從學術象牙塔中走出，出現在了大眾媒体的面前。記者電話采訪了遠在上海的該報第二編輯部主任、學術批評版編輯段剛。“我們對此事件的關注到此為止了。目前，各大网站、報紙都在報道此事，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停下了。我們會等到王銘銘出來說話的那一天，到那時我們再繼續說話。但關于學術腐敗的問題，我們是會永遠關注下去的。而且，我們手里還握有其他重磅的東西。”段編輯首先告訴了記者這樣的消息。

　　“現在學術界存在的腐敗，就像足球比賽里的黑哨一樣，已到了必須徹底糾正的地步了！學者做學問，如果只是靠抄襲、剽竊，那就是在重复以往的成果，是浪費資源，是阻礙生產力。其實，學術界里的這些現象很多人都知道，只不過就像皇帝的新裝一樣不去揭穿它罷了。我們做這件事情，就是想要有這么批人，有這么個陣地來舉旗。”段編輯很是激動地告訴記者。

　　据段編輯說，他們發表這篇文章也是十分慎重的。在核實了證据之后，也權衡再三，最后考慮到學術腐敗必須揭露，所以才堅決發表的。“關于對學術腐敗的揭露与批判，我們會長期地做下去，會一期期地推出。但我們都會經過完整、詳實的核實之后才公之于眾。”同時，段編輯還希望其他媒体和他們一起做這件事：“光靠一兩家是沒什么用的。”

　　“我們這么做不是嘩眾取寵或者炒作熱點。我們所揭出的每件事也并不是針對某一個人，而是針對這种現象本身。要知道，學術腐敗也和我們身上的潰瘍、毒瘤一樣，不及時治愈，后果會不堪設想。”

　　記者問段編輯對于北大在事發之后派人收繳《社會科學報》怎么看，段編輯說：“他們的收繳工作是有所准備的，我們的發報人一出現，就立刻受到監控。在學術自由空气最濃的北大出現這樣的情況，很奇怪。但我想，還是可以理解他們的這种做法吧。”

　　記者還撥通了正在成都開會的《社會科學報》社社長許明的手机，得知記者的采訪意圖之后，他只告訴記者，揭批學術腐敗的事情我們會長期堅定不移地做下去；不久以后他們還會發表王銘銘的文章。然后，他說現在作為社長，說話是要負責的，所以他不打算再說話了。

　　■《想象的异邦》編輯：“我不了解情況。”

　　1987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哈維蘭所著的《當代人類學》一書，其中主要譯者為王銘銘。1998年6月，王銘銘的新作《想象的异邦》出版。湊巧的是，這本書的出版社仍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師范大學黃安年教授曾就此事撰文指出：“怎么會同一個出版社出版了自盜學術著作呢？按理說出版社是最精于出版規范的，那么，為什么還會出現如此咄咄怪事呢？出版社的領導、責編的責任心到哪里去了？很可能的結局是，這類事務官司不打了，因為總不能出版社自己狀告自己吧？”帶著諸如此類的問題，記者撥通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電話。總編室黃建章十分客气地告訴記者，領導都出差了，他對這一情況并不清楚。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人員的協助下，記者得以知道《想象的异邦》的責任編輯是施宏俊。于是記者于1月15日上午撥通了他的手机。他告訴記者：“我在開會，對這個情況不了解。你晚上九點之后再打過來吧。”于是，記者在當晚9點零5分又撥了他的電話，然而話筒那邊傳來的卻是記者最不愿意听到的：“您呼叫的電話已關机。”1月16日晚9點記者又打電話給他，施編輯在耐著性子听記者問完第一個問題后告訴記者：“我在出差，這里有朋友。這個事情的情況我也不清楚。等我回去再說吧！”記者告訴他如果再晚可能會錯過發稿時間，只听他匆匆說了句：“那就算了吧！”便挂了電話。

　　■張黎明：繳發放報紙跟王銘銘的事情無關

　　1月14日，北大對王銘銘進行了嚴肅的處理。校領導已与王銘銘教授進行了嚴肅的談話，同時撤銷其一切學術職務。

　　記者在采訪北京大學新聞中心張黎明先生時，他向記者表示，到目前為止，各媒体對此事件的報道都很多。對于事件本身，北大方面也早就表明了對此事件的立場和態度，并作出了嚴肅處理。張先生同時建議記者，“也許從當事人那方面了解情況會更好。”

　　記者問：“有報道說，《社會科學報》在事發之后被北大收繳，對此事您怎么看？”張先生說：“此事我們沒有听說，并不太清楚。但是我個人認為，一個大學的校園應該是有序的，我想他們在發放的操作上可能存在一些問題。校園內的義賣、義唱、發放印刷品等活動，都要通過一定程序來完成，不知道《社會科學報》的發放活動是否履行了一定程序。”

　　“我們的保安是屬于保安公司的，他們是對保安公司負責的。他們自然會對校內沒有跟保安公司打過招呼的活動進行干預。學校方面對此事并不了解，而事后保安公司也沒向學校匯報，很明顯這只是一次正常的維護校園秩序的活動，跟王銘銘的事情是沒有什么關系的。”

　　据悉，目前學校已同意了社會學系的處理意見，撤銷了王銘銘的全部學術職務。現在學校學術委員會已對此事展開了調查。　　在談及今后北大對于學術腐敗的態度時，張先生表示，北大是會堅定不移地反對學術腐敗的。“對于這一事件，北大的態度与處理結果已說明了一切。”

　　社會學系主任馬絨教授向記者表示，此事應界定為專業范圍內的學術批評。

　　■王曉生：有的學校出問題藏著不說怎么辦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楊玉圣教授曾就此事撰文指出：“‘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成為2002年叫人無法回避的第一問答題。”他認為“王銘銘教授《想象的异邦》大面積抄襲美國學者哈維蘭《當代人類學》這一嚴重事件所体現的，絕不僅僅是‘北大教授肮臟的抄襲’問題，也不僅僅是‘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的感慨！”

　　同時，楊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北大就是北大，她說到做到了。北大對這一事件的處理，使其取信于學術界。北大的做法，不僅僅針對北大，對全國高校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楊教授認為要從根本上遏制學術腐敗，必須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要建立起健康的學術規范和學術獎勵机制。

　　還有一年就畢業的王曉生也認為，學術打假，重在体制。“北大處理了問題，可如果其他的學校出了問題藏著不說呢？”

──原載《千龍新聞网》(//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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