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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8日訊】假米、假油、假煙、假酒、假瓜子、假棉花、假發票、假證件种种假東西讓人深惡痛絕，但它們的危害恐怕都沒有假數字來得大，尤其是反映社會發展狀況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統計年報也有作假的時候。有鑒于此，湖北省英山縣一位從事多年統計工作的干部挺身而出—
戳穿”數字造假”內幕
南方日報報道﹐不久前，湖北省英山縣石頭咀鎮”老統計”方霖秉筆直書，向國務院有關部門反映他們那里一些干部”數字造假”騙取”政績”等問題。
2000年12月17、18日，筆者專赴英山縣石頭咀鎮采訪。方霖心情沉重地說，統計本是國家獲取數据信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手段。國家要求數据提供者反映真實、准确的數据統計資料，人民也呼喚党的”實事求是”路線得以貫徹，然而我們英山縣、乃至更大的范圍，十几年來，在統計工作中，年年玩數字游戲，天文數字無限膨大，”假大空”花招層出不窮，50年代的浮夸風死灰复燃，越刮越猛，人們所編的”統計加估計，一級騙一級”等順口溜，是對我縣統計工作的真實反映。
位于大別山區的英山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現年40歲的方霖農民出身，1984年入党，自修大專文憑，會計師職稱，1986年至1994年在石頭咀鎮鄉鎮企業管委會負責財務、統計工作，1994年至1997年任鎮辦企業湖北升降器厂副厂長，1996年轉為國家干部，1998年調鎮經管站任經管員，現留職停薪。
方霖說，20世紀80年代末，鄉以上企業單位的統計數据和資料還較為真實，村及村以下鄉鎮企業的數据由村主管會計估報、填列報表資料，雖然不真實准确，但還不大离譜。到了90年代，統計程序顛倒頭，年初上級定計划，年末下級超完成，領導定指標、企業填報表。基層單位(企業、村、鄉鎮)一年增几倍，全縣僅鄉鎮企業產值一年淨增几個億。我參加過1991、1992、1993年三年全縣鄉鎮企業年報匯編，鄉鎮企業局計財股安排我們匯編人員把各鄉鎮上報的各項指標數字匯總成草案，待鄉企局局長向主管縣委副書記、副縣長匯報后，由副書記、副縣長召集鄉企、統計局長開會定案，确定一些重要指標，再反饋給我們進行分解調整、編制定案。
每年元月上旬臨近年報時，鎮委書記、鎮長安排主管副書記帶隊，將我們企業統計員、鎮統計站站長、計划生育辦公室主任等几人，用專車送到縣政府招待所住一星期左右，要我們眼觀六路、耳听八方，了解其它鎮的統計數据，”水漲船高”地隨時調整各方面的數字，直至能保證全鎮綜合位次達到全縣前三名才收兵。為此我們有時還得使用”賄請”、”刺探”等手段，以完成這一使命。
方霖說，1986年至1993年搞統計時，我直接參与了”作假”，開始覺得大家都這樣，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比較麻木，以后盡管抵制過，并曾要求辭去統計工作，但未獲准，其間，得過表揚，也挨過批評。我曾多次獲英山縣和黃岡市”优秀統計工作者”稱號；1995年底，我在湖北升降器厂工作時，本來700多万元的產值卻報為2000多万元，可仍比不上鄰鎮一600多万元產值而虛報為2500万元的企業，結果他們得了全縣十強工業企業第一名，獲獎几万元，而我們排在3-4位，得獎几千元，因此，當時的鎮委書記還批評我：”你搞工作搞不過別人，報數字怎么也報不贏人家？”
統計作假，不僅誤國，而且害民。”假”、”大”統計數字，增加了農民負擔。石頭咀鎮24個行政村，農民5982戶，農業人口20605人，2000年鎮政府确定征收牲豬屠宰稅327432元，戶平負稅55元，人平負稅15.89元。按照國務院《牲豬屠宰稅條例》的規定計算，戶平均攤屠宰出欄牲豬七頭、人平屠宰牲豬二頭，比實際出欄牲豬多定多報33956頭(實際上全鎮年屠宰牲豬7000頭左右，農民戶平出欄宰殺1.2頭)，僅此一項加重農民負擔27.2万余元。此外，還通過虛報農副產品產量和人為确定人平純收入標准等途徑，加重農民負擔特產稅、三提五統的數額。
方霖說，我所以敢斗膽向上反映本地”數字造假”問題，主要是到鎮經管站工作后，看到”數字造假”加重了農民負擔，侵害了農民利益。同時也看到，因弄虛作假、騙取”政績”，近几年來，我鎮不少主要領導先后都得以提拔和重用。另外，現在國家雖對農村統計工作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地方作法更邪門了。以前鎮里搞年報時，給基層單位發兩套表，一套是草表，一套是正式表，明确規定，草表只能用鉛筆填，以便鎮里統計匯總時可根据需要隨時修改，然后等鎮總體年報報出后，各村再根据正式報表中分解給村的數据填報正式報表。現在的情況是，有的連草表都不用再填，因鎮統計匯總時還要修改草表，嫌麻煩，而直接讓基層單位蓋好公章、填好報表人名，交空白表給鎮里，待全鎮總體年報報出后，讓村里再來抄分解到村的表。鄉村干部對”數字造假”見慣不怪—先填草表領導審定弄虛作假天衣無縫
方霖反映的問題是否屬實？鄉、村干部如何看待當前的”統計年報”？記者采訪了石頭咀鎮的一些鄉、村干部。
62歲、現已退休的黃丙乾擔任石頭咀鎮經管站站長15年。他說，現在統計數字与實際情況出入很大，但大到什么程度我說不准。1999年，鎮統計站上報全鎮農村人均純收入是2800元，而經管站上報的數字是1860元。即使這樣，經管站的數字也有不少水分。另外，牲豬屠宰稅上級下達的任務太大，与實際相差太大，正因數字太大，不能按實際屠宰豬的數量來算，而是平攤。上報農業特產稅的增長速度非常快，与實際不符。
石頭咀鎮苞茅沖村委會主任余仲兵1993年至1999年一直是村會計。他說，對糧食總產、茶葉、牲畜等都是鎮里定總指標，分解到村，村据此來報，每年還要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填報統計年報時，總指標已定好，上面分解下來，下面又据此報上去，先用鉛筆填草表，鎮同意后，再報正式表，盡管虛假，但天衣無縫。
負責2000年統計報表的現任村會計周祥說，听說方霖向上面寫了信，2000年鎮里沒強調要報多少，但往年都強調了，已形成習慣，村里要下調指標不可能，調了報上去也通不過。2000年報表也是先用鉛筆填草表，報到鎮里通過后再報正式表。草表是2000年12月1日報到鎮里，正式表是12月3日交上去的，對12月份的數字是估算的。
村党支部書記王勇說，全村2000年人均純收入實際上800元左右，而村上報數為1800元，為什么不報800元？主要是鎮給村定了指標，如稻谷平均畝產只有600-700斤，可讓上報1100斤，小麥畝產最多300斤，可要報500斤。產業結构調整后，种糧少了，种茶多了，可糧食總產沒有相應調下來，且比以前還有新增長，農業稅也未調減。茶葉還未見收，可茶葉產量則讓報了上去，特產稅任務隨之也下來了，2000年村里的全部”特產”只能賣20多万元，可要交特產稅2.28万元。現在人均純收入有几個數字：農民實際800元左右，村報到鎮1800元，鎮報到縣2800元。
王勇說，現在對下要搞村民自治，對上要听領導的，容易產生矛盾，上級的不少要求与中央和國家的規定相違背，村干部左右為難。如鎮里要求每年4-5月份交清全年的鎮以上所收的稅費，我們只有提前向農民強行征收，已這樣搞了5-6年，全縣都是這樣，如果完不成，要受到很多制裁，所以只有憑講狠、說好話，軟硬兼施，實在不行，只好由村干部借高利貸來完成任務上交。我們村負債在全鎮比較起來算輕的，但也仍有近20万元，村民人均300元，而有的村人均負債過千元。
王勇說，2000年村里上報了10万元的”工業產值”，可我們這個窮山村除了大米加工房外，哪有什么”工業”？全鎮90%的村都沒有”工業”，可都得報”假數”。我當了18年村干部，是縣兩屆党代表、鎮10年的人大代表，接待上級領導和新聞記者不少，對農村的問題也反映了無數次，可就是不見解決！農民對”數字造假”無可奈何-勞作一年入不敷出官方統計收入翻番
記者赴石頭咀鎮苞茅沖村采訪中，恰遇該村小長崗組農民胡介英，胡介英到村委會交77.96元的村組提留(農業稅及五項統籌已被要求提前于2000年4、5月份交清)，這位75歲的老人介紹了他家2000年的收支情況。
胡介英有一個50歲有些痴呆的儿子，父子倆种地2.1畝，2000年產稻谷1260斤、小麥400斤，全部自食，當地綜合平均价稻谷為0.48元／斤、小麥0.5元／斤，种地收入折款804.8元；收”特產”桐子100斤，一直無人收購，按1999年价格可賣20元，木梓100斤，賣了40元；養了一頭豬250斤，准備過年自食，折价1000元；到山上采挖小藥材，全年收入450元。以上几項合計折款2314.8元，是胡家全年勞動所得，但現金收入只有490元。支出情況：生產投入化肥150元，農藥20元，种子24元，共194元；上繳國家稅金225.86元(農業稅49.56元，特產稅147.85元，生豬屠宰稅28.45元)；上交鄉、村組集體三提五統款112.92元(鄉統籌34.96元，村組提留77.96元)；上交集資攤派92.85元(教育集資24.05元，鎮修路石子款14.8元，縣修318國道54元)。以上几項合計支出625.63元。另外，胡介英的儿子要投義務工30個，折款150元(胡介英已過60歲，不投義務工)。
按照統計部門計算口徑，胡介英家全年收入1539.17元。胡家2000年人均純收入約為770元。而實際情況是，胡介英父子勞作一年，不計工，維持基本生活(吃糧1660斤，自食一頭250斤豬)，2000年還要倒虧265.63元。
胡介英說，收支難以平衡，我只有東拼西湊，打頭顧頭，打腳顧腳。村民們介紹說，胡家沒有小孩，人情往來也少些，所以減少了很多開支，但就是這樣，家里也經常沒有油鹽錢，一年到頭難得添一件新衣服。村干部說，盡管胡介英家具有特殊性，但其收入基本反映了全村的平均水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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