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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6日訊】人們常說“來日方長”，所以我們不在意地放棄和朋友相聚的機會，總以爲今後的日子長著呢。殊不知人的生命充滿了不可預測性，失去了的一次機會，也許就永遠失去了。

前年，王若水先生和他的太太馮媛在瑞典做訪問學者。他們在南方的隆德大學，我們住北方。電話、依妹兒幾個月之後，我們兩家決定到中部的斯德哥爾摩相聚一次。不巧，那時我正好接到波蘭人權組織的邀請，在他們訪問斯德哥爾摩那幾天，我去了華沙做了人權演講。後來王若水夫婦回國了，當時我並不覺得錯過這次見面特別遺憾，因爲在我的想象裏，我們回國去拜訪他們是遲早的事情。

就在前不久，馮媛從美國發來依妹兒，告訴我們王若水先生病情穩定,精神狀態不錯，說聖誕老人給他送了豐厚的禮物，過幾天就能從醫院回家了。然而———。

在驚聞王若水先生去世的這幾天，許多人都高度評價他堅持真理的一生，懷念他在提倡自由和民主、建設人道主義理論上的貢獻，談論他那令人尊敬的爲人和政治品格。對於我，一個和王若水先生做過電話朋友的人，感受最深的，是他胸懷的寬容與謙虛。

記得有一次我們電話聊天時，不知怎麽就聊到了對中共建國初期的評價。一些老共產黨人時常發表類似的高論，說中共建國初期是好的，是人人歡迎的，只是後來才變壞了（等到他們自己被整的時候），我對這種說法一直很反感。因爲在他們眼裏，解放初期被殘酷鎮壓的幾百萬地主富農、幾百萬國民黨行政人員，都是不應該被當做“人”的。

我是典型的直筒子脾氣，寫文章時還稍微謹慎一點，平時說話幾乎就是口從心出，心裏怎樣想就怎樣說，也不管對方是什麽人。記得當時我對王若水先生說的話十分尖銳辛辣：

“你們這些直到反右、文革才挨整的共產黨人，就由於你們早年不維護那些只因爲出身、政見不同，而被槍殺被監禁的地主富農、國民黨黨員的基本人權，所以你們自己後來遭受迫害，也就沒有什麽可說的了。－－－”

王若水先生靜靜地聽著。我說那些話時滿腹辛酸，少年時代在湖南鄉下，我親眼見到不少“黑五類”的子女一樣，悲慘地掙扎在政治歧視之中，所以對那些自以爲解救了中國的共產黨人一點都不客氣。然而我的鋒利言辭，一點也沒有使王若水先生生氣，他甚至有鼓勵我說下去的意思。作爲一個老共產黨員，我相信他在聆聽之後，會有一定的思考與反省。事實上，他從來就是一個人道主義的鼓吹者，儘管我從根本上否定了他青年時代爲之奮鬥的解放事業，他仍然和我一起，爲那些被壓迫的“黑五類”的命運歎息。

君子之交淡如水。王若水夫婦回國後，我們斷斷續續有依妹兒來往。記憶最深的一次，是我把自己評論2000年諾獎得主高行健的文章從網上發給他。當時，許多人爲終於有一個中國人獲諾獎歡欣鼓舞，一些人奉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宗旨，我那正常的文學批評，就犯了他們的大忌。不少人對我的評高文章惱怒不已，有的甚至發誓與我不共戴天。

然而，我從寬容謙虛的王若水先生那裏，卻得到了意外的支援。作爲一位學問功底深厚的人，他顯然看出了我那些尖銳批評中人文精神的堅持。他說他佩服茉莉的勇氣，並請我允許他把那些文章發給他的一些朋友。就是那樣寥寥幾句話，一個溫和執著、不隨俗流的誠實長者形象，在我這晚輩心中聳立起來。

最近，一位又一位的可敬前輩撒手而去，把這個混亂的、愈發冷寂的世界留給我們。我們這一代人，有多少人能在學問、人品上趕得上他們？在玩世不恭、享樂主義盛行的今天，還有多少人能像王若水先生一樣，對生活付出那麽多真誠的愛與關懷，把求知、思考、探索真理作爲自己終生的追求？想到這裏，我心裏充滿了悲涼。

0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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